权力的衰落
所谓政治，就是指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古希腊人的politica即是“城邦的事务”。既然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事务，那么其核心问题必然就是“服从”，能够让人们服从，即是拥有“权力”，这就是莫伊塞斯·纳伊姆在《权力的终结》对权力的定义。
最简单的服从来自于生理上强力，就像在Frans de Vaal《黑猩猩的政治》中那些能够争夺群体老大的雄性黑猩猩，都是身强力壮武力高强的人物。正如老罗所说，只有在文弱书生的笔下，才有那些瘸着腿儿的老乞丐与不停咳嗽吐血的瘦皮猴一抬手撂倒四个彪形大汉，还不是因为书生在菜市场跟大汉起了冲突又打不过于是回家写小说进行报复。
传统上大部分时代的权力就像在猩猩、狼群中一样来自于对应暴力的强力，难道不是有人曾公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这种“打天下”的思路，和兽群中为争夺首领的地位大打出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我这么说是错的，人在本质上难道不是兽？自以为不是兽罢了，就像蠢货从不觉得自己愚蠢，奥古斯丁在On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说无知的人最需要知识，但是却不知道自己无知。难道这不就是重复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的说法吗？
回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漫长的时代里，都是少数几个“家族”一家独大，利用军队这样的暴力工具，大权独揽，“统治”一个国家之内千千万万的其他家族。这些家族何德何能，拥有怎样的“合法性”，能够独占这样的权力？历史反复重现了当某个人凭借自己的本事“打”下江山之后，把自己那些平庸甚至愚蠢的兄弟、子女、七大姑八大姨分封为各种达官贵族——这种政治的本质，不过是一种进化之下，对于利益、资源的单纯的自私竞争与博弈罢了；这就不是人之异于兽几希的问题，而是人生来是兽，如何摆脱与超越兽之本性的问题。
与其他兽群一样，如邓巴所说，人类的原生智能只适合人数有限的小群体（邓巴数字150人）。正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所说，自然最初的“自组织”的结果是部落中的宗族政治，相互之间不仅熟识而且存在直接的共同利益，因而人人都能参与政治且都会感觉到自己就在政治之中。随后而来的农业时代，带来了巨大人口数目的国家，政治实际上变成了少数人的游戏，无论这些人是出生在拥有权力的家族之中，还是在政权更新迭代的革命之中他们进入到权力的中心。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提到的，虽然强力来自于工人、农民或其他大众组成的军队，但它们只是工具，最终的“权力”成果总是落入少数人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政治”，只有少数人参与，包括权力的独占者与他们雇用来帮助“统治”天下、维持他们政权的官僚。在很长的时期内，大部分民众都远离政治，所谓山高皇帝远，只是知道天下是谁家的，谁惹不得。所以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写村子里的一些人对于日本军队的到来并无多大恐惧，认为只不过是换个主子罢了。当然，相比其他兽类，人类还有一些不同。如果说狼群中的政治大体上只是体力的比拼，人类的政治还有一种突出的因素：智力。在《黑猩猩的政治》中你就可以读到智力的巨大作用。不难理解，为何人类社会的统治者总会发展出一套意识形态或文化，修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并诱导民众支持自己的统治。
今天，正如莫伊塞斯·纳伊姆所说，时代变了，旧式的权力正在衰落。他自己当过委内瑞拉的发展部部长，然后发现并感慨“作为重要的经济官员，从理论上讲，我可以行使极大的权力，但实际上，就连资源配置、人员及组织调动，或者简单地说，就连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这种立场使他站在了权力拥有者的立场，从而对这种权力的衰落带着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是利益相关污染了他的理性使他产生的一种偏见。
在我看来，权力的衰落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正如纳伊姆所注意到，旧时代的权力壁垒被打破了。如前所述，旧时代的政治第一要素是暴力带来的强力，而这种强力往往来自于人数与规模，就像古代战争，人数多者占优势；但是现代的强力已经从这种硬力转变为软力，甚至不是热武器，而是信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参与到政治竞争或对抗中的门槛就降低了。其次，民众不在是传统的愚昧未开化而容易被蒙蔽的顺民。纳伊姆说，尤其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她们开始要求参与政治并对政府有所要求。
简单来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存变得容易，人们大众就不再需要苟且偷生；教育的普及与知识的增加，使得人们逐渐接受了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并且理解了政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合作”，权力是用于为公众谋福利，而不是一种丛林法则下的强者得之的资源。传统上恰好就是强者政治，弱肉强食的强大的专制权力必然走向衰落。就像当年勃朗宁手枪被称作和平使者，使得被男性凭借生理优势进行欺压的女性获得跟男性叫板的机会，当个体能够有机会不被独占权力的个体、家族或一小撮人所愚弄、压制与胁迫，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纳伊姆之所以哀叹这种衰退，理由是权力衰落导致一盘散沙，导致一些集体项目无法执行；他还认为，权力被干扰与破坏也导致更多极端分子、犯罪分子和分裂分子的出现，甚至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对应的社会混乱与动荡，发展成霍布斯丛林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恰好可以用来说明纳伊姆因为利益相关导致的选择性失明。不妨回想一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伤害，都是谁造成的？是犯罪分子、恐怖主义分子，还是政府？所有大规模的战争伤亡、大屠杀，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占有权力的“政府”发起的，还是犯罪分子、恐怖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发起的？难道最大的分裂、敌对、斗争，即国家、民族之间的分裂、敌对、斗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政府搞出来的吗？
这里的道理并不难懂：人的本质是兽，人的原生智能是自私自利，所以如我已经在我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人类的第一终极善是公正；公正，就意味着任何人不要伤害其他人。这是个很低的要求，但是很遗憾，人类的本性使然，甚至连这个很低的目标都不能实现。难道我们每天不都是能看到有些人无耻地伤害其他人的新闻吗？难道如此普遍与频繁发生的现象，能被看作是一种异常的、偶然的、可以忽略的人的行为吗？承认人的本性自私，人非善类，人需要克服自己的原始本能才能文明化的困难不仅在于许多人情感上难以接受，更在于他们根本就对此一无所知。
只有在实现公正之后，再谈如何实现我所谓的“道德”不迟，即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给所有人带来更大的福利。很多人凭借自己的本能，只是觉得要有一个巨大的“权力”，来强制所有人行动整体划一，这样执行任何政策、实现任何公共目标就能立竿见影；而权力的衰退，则会让社会陷入分裂、散沙化而让整个社会陷入瘫痪。这些人没有看到，实际上这种去中心化，恰好是民主化的一个标志，没有个体被强制，所有人都变得平等而自由，意味着民主在消极方面实现到了极致。纳伊姆或许还年轻，所以他没有看到伟大的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发现的真理：民主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只不过它是所有制度中最好的，因为它能阻止坏人上台。
很多人都像柏拉图一样幻想一种精英政治，就是让哲人王、智者或贤人领导大众、民族与国家。且不说这样的哲人或圣贤很少见。诚如柏拉图，正如后人所见，实际上设计了一个可怕的专制国家；孔子也宣扬一套缺少人文关怀的君臣、夫妻的礼教，从未考虑到终极的善。真正的有道德的哲人，不会在世俗中主动追逐权力，如戴维·米勒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中所说，尘世中真正追求权力的都是势利之徒。同样，我们缺少一种途径，来把那些最有道德、最有能力的人找出来，并让她或他做我们的伟大领袖，领导我们前进。这就是波普尔等人的伟大之处，她们意识到了政治的第一目标是公正，不是贪婪地想着如何利用权力增加公共福利，而是首先防止权力被人占有做恶。
当然，现代环境的变化虽然带来了传统权力的衰退，民主化的进一步提升，但是这种新状况下也带来了一些看似不利的后果，在“集体行动的难题”之外，另一个就是纳伊姆所提到的整个社会“平庸化”，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民粹化”。川普的上台，就是政治上民粹化的典型现象。虽然我前面提到，随着教育的普及与发达媒介的出现，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被统治者愚弄，但是也从未获得一种真正的智慧。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时代、新环境下，新的文化、经济、政治模式出现了，都是针对人的原生智能的一些本能机制而设计，比如文化上的娱乐化与偶像打造，经济上的流量、注意力经济，政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官方喉舌开始使用一些“网络新生语言或表达”，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粉丝政治开始崛起。不能如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样认为这是平庸的大众取代了精英文化，或者是平民政治取代了精英政治；因为精英文化一直存在，只不过大众文化的喧嚣掩盖了精英文化而已；过去的政治也不称不上是精英政治，因为很少有真正的精英出现在政治之中；或许可以说现在反而给了更多精英以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