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发,权当评论
《存在与时间》这本书部分是为了解决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遗留的导致他认为不彻底的先验自我的问题。海德格尔还是受祁克果的影响较大，而胡塞尔则对笛卡尔非常崇敬，所以他们的气质就决定着他们各自的理论所安慰他们惊奇的心灵的途径，这么说来确实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可是“实用主义”不是那么客观的“早已有之”吗？
海德格尔要消除先验自我这个意识中的“硬核”，尝试用雅斯贝尔斯类似的人生此在分析达到对于存在的本真状态的揭示，可是 “主体间性”确是海德格尔在此在的生活世界里留下的“硬核”，由于这“硬核”海德格尔没有揭示出来，他错误的参与到了自以为是集体的向本真状态的进发的纳粹运动中，把单数的此在错误的推广到了复数的此在上了，在政治的技术学上彻底失败。海德格尔的政治是有着尼采色彩的乌托邦的幻想（可能在50世纪能实现 ~~）。
《存在与时间》是未完成的作品，海德格尔的政治生涯也是半途而废，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在于存在的时间性在本体论上的失败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把人生此在定义为时间性的，这个失败必然意味着他要在本体论上进一步转向，什么是存在的问题又被再次提出。这时的答案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关于这个答案是怎么提出的本人才疏学浅，还不太清楚，肯请高人指点）。前后对比一下，一个是“时间”的本体论，一个是“语言”的本体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时期的语言已经从历时性（diachronism）研究转入了同时性(synchronism)研究？时间的延续性已经被剔除出语言研究的视阈，这个转向难道是一种断裂？这时回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的一句精辟的话“我们不应该在各种形象后面寻找意义，而应该寻找告诫。我们应该不仅从某种功能的困境，还应该从策略的连贯性来考察他们。”那么我们就按照福柯的告诫考察下去。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对于存在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是自由，人的无根基状态就是本真的存在状态，人是被“抛”入的。这里是对于自由消极的态度，而海德格尔本人却主张“在虚无之上架一座彩虹”这样对于自由的积极态度。这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会在政治上失败之后变得妥协了吗？从常识的角度，这种挫折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热爱自由（自由就像是一种易上瘾的毒品）。这点从他对于荷尔德林的重新发现上边体现出来。他也从时间转向语言这样的从“diachronism”到"synchronism"的转变标志着他要在时间上的每一个瞬间内寻找自由的空间这样的想法,这个自由的空间是一个在存在之下可能性不受到约束的空间，人类在这里释放了最大的可能性，语言就是人类的那个空间(可以参见他对于各种油画,诗词等艺术品的分析)。人类在语言这个家中感受与存在为邻，人类即保留了自我以摆脱虚无又面对了本真存在的虚无。
于是，借助于福柯的教诲，我们看到不论海德格尔从什么方面去考虑存在，其结果还是为了恢复人的真正的自由。在现代社会的侵蚀下，人类的技术已近异化，它不是创造的手段，而变成了压榨，变成了奴役的手段（其对象可以是任何东西），而任何奴役者都是被奴役者这个道理在黑格尔那里早已阐明，所以人类由于本应扩大自己的自由的技术（比方说通过技术能在月球上“赏地球”）的异化，而变得被束缚了，并且由于这种技术的强大力量和无所不在的性质，这种束缚就变得更加的难以挣脱和更加的隐蔽了（联想一下福柯的各种技术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海德格尔的影子）。艺术是技术未异化前的状态，于是海德格尔通过各种策略（语言研究，技术追问，艺术哲学），就是为了给人类找到一个还没有被污染的或者曾进存在过的“家”，我们的无根基状态在被《存在与时间》解释过后，海德格尔就致力于那个“家”的寻找或者说“构建”（关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正确性问题被提出的话）了。
海德格尔中的希腊人的影子就在这种关于“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中体现了出来，一切最后都是为了人类。可是福柯将这个“人类”解构成了“概念”，所谓反对人类学，也就是反对把人当作一个概念的存在，以霸权压制多元真理的涌现，以优势话语权制造合乎“人道主义”规格的真理，人类的概念被制造出来以便用不合理但是隐蔽的权利控制真正的人。不管福柯多么反对人类这个概念，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放人，争取人的最大的自由。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继承海德格尔旗帜的，不过这个旗帜是从尼采那里第一次被高举，所以他们也就被称为 “新尼采主义”，可是，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对于尼采追求自由的事业的发展与开拓，哪里会有那么多反对海德格尔以争取自己真正的自由的人们呢？所以他们不如比较与拉康被称为“后弗洛伊德”而被称为“后海德格尔主义”比较“内在”一点（如果非要冠以什么主义的话）。
语言也好，权利也好都是一些看问题的不同角度，最终都会陷入“泛意识形态论”而不能自拔。我想真正的自由的也许就是对于自由这个信仰的追求吧，不管这个自由信仰的内容是否在他人看来是真确的，是否是没有参入“意识形态”的，只要是经过思考与磨练的信仰，都不会是盲目的不自由吧（这也只是一种无奈的文字上的妥协……）。
海德格尔要消除先验自我这个意识中的“硬核”，尝试用雅斯贝尔斯类似的人生此在分析达到对于存在的本真状态的揭示，可是 “主体间性”确是海德格尔在此在的生活世界里留下的“硬核”，由于这“硬核”海德格尔没有揭示出来，他错误的参与到了自以为是集体的向本真状态的进发的纳粹运动中，把单数的此在错误的推广到了复数的此在上了，在政治的技术学上彻底失败。海德格尔的政治是有着尼采色彩的乌托邦的幻想（可能在50世纪能实现 ~~）。
《存在与时间》是未完成的作品，海德格尔的政治生涯也是半途而废，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在于存在的时间性在本体论上的失败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把人生此在定义为时间性的，这个失败必然意味着他要在本体论上进一步转向，什么是存在的问题又被再次提出。这时的答案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关于这个答案是怎么提出的本人才疏学浅，还不太清楚，肯请高人指点）。前后对比一下，一个是“时间”的本体论，一个是“语言”的本体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时期的语言已经从历时性（diachronism）研究转入了同时性(synchronism)研究？时间的延续性已经被剔除出语言研究的视阈，这个转向难道是一种断裂？这时回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的一句精辟的话“我们不应该在各种形象后面寻找意义，而应该寻找告诫。我们应该不仅从某种功能的困境，还应该从策略的连贯性来考察他们。”那么我们就按照福柯的告诫考察下去。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对于存在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是自由，人的无根基状态就是本真的存在状态，人是被“抛”入的。这里是对于自由消极的态度，而海德格尔本人却主张“在虚无之上架一座彩虹”这样对于自由的积极态度。这种对于自由的追求会在政治上失败之后变得妥协了吗？从常识的角度，这种挫折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热爱自由（自由就像是一种易上瘾的毒品）。这点从他对于荷尔德林的重新发现上边体现出来。他也从时间转向语言这样的从“diachronism”到"synchronism"的转变标志着他要在时间上的每一个瞬间内寻找自由的空间这样的想法,这个自由的空间是一个在存在之下可能性不受到约束的空间，人类在这里释放了最大的可能性，语言就是人类的那个空间(可以参见他对于各种油画,诗词等艺术品的分析)。人类在语言这个家中感受与存在为邻，人类即保留了自我以摆脱虚无又面对了本真存在的虚无。
于是，借助于福柯的教诲，我们看到不论海德格尔从什么方面去考虑存在，其结果还是为了恢复人的真正的自由。在现代社会的侵蚀下，人类的技术已近异化，它不是创造的手段，而变成了压榨，变成了奴役的手段（其对象可以是任何东西），而任何奴役者都是被奴役者这个道理在黑格尔那里早已阐明，所以人类由于本应扩大自己的自由的技术（比方说通过技术能在月球上“赏地球”）的异化，而变得被束缚了，并且由于这种技术的强大力量和无所不在的性质，这种束缚就变得更加的难以挣脱和更加的隐蔽了（联想一下福柯的各种技术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海德格尔的影子）。艺术是技术未异化前的状态，于是海德格尔通过各种策略（语言研究，技术追问，艺术哲学），就是为了给人类找到一个还没有被污染的或者曾进存在过的“家”，我们的无根基状态在被《存在与时间》解释过后，海德格尔就致力于那个“家”的寻找或者说“构建”（关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正确性问题被提出的话）了。
海德格尔中的希腊人的影子就在这种关于“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中体现了出来，一切最后都是为了人类。可是福柯将这个“人类”解构成了“概念”，所谓反对人类学，也就是反对把人当作一个概念的存在，以霸权压制多元真理的涌现，以优势话语权制造合乎“人道主义”规格的真理，人类的概念被制造出来以便用不合理但是隐蔽的权利控制真正的人。不管福柯多么反对人类这个概念，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放人，争取人的最大的自由。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继承海德格尔旗帜的，不过这个旗帜是从尼采那里第一次被高举，所以他们也就被称为 “新尼采主义”，可是，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对于尼采追求自由的事业的发展与开拓，哪里会有那么多反对海德格尔以争取自己真正的自由的人们呢？所以他们不如比较与拉康被称为“后弗洛伊德”而被称为“后海德格尔主义”比较“内在”一点（如果非要冠以什么主义的话）。
语言也好，权利也好都是一些看问题的不同角度，最终都会陷入“泛意识形态论”而不能自拔。我想真正的自由的也许就是对于自由这个信仰的追求吧，不管这个自由信仰的内容是否在他人看来是真确的，是否是没有参入“意识形态”的，只要是经过思考与磨练的信仰，都不会是盲目的不自由吧（这也只是一种无奈的文字上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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