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商

所谓情商，实际上就是在说情绪智力。智力，广义上就是算法。算法，是说一套指令，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完成某个功能或实现某个目标。由此我们可以说机器有智力，包含各种功能算法，不过简单的机械只有简单的智力，而智能机器则有复杂的智力。以前人们习惯问“机器能思考吗”，现在来看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已；由于认知局限，传统上误以为这是个哲学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难题已经被“机器能感受吗”所取代，我现在还不确定是否这也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样也可以说，所有生命都有智力，包含的是生存与繁衍的算法，只不过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只有最简单的智力。人类进化出相对来说最复杂的智力，无意外她们统治了地表。但是人类智能依然非常有限，必然会被潜力无限的人工智能所超越。

传统上有一种观点把智力划分为智商与情商两个部分。你或许会注意到，就像Emotional Quotient也被称作emotional intelligence，emotion实际上是intelligence的一部分，因此把Emotional Quotient 与 Intelligence Quotient并列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情绪或情感，是智力的一部分。这不正是大脑双系统所说的，情感或情绪与感受、直觉、欲望等一起构成了大脑智力中的自动反应部分吗？不过，智商与情商的对立，并不同于传统上理性与情感的对立，后者实际上是在探讨大脑双系统中自动反应系统与思考分析系统的对立，但是现代流行的IQ智商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测量智力的能力高低的一种尝试。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一些“试题”，以做题的人得到分数的高低来对应“智力”的高低，比如流行的瑞文测试、比奈测试等。问题是智力是一个多功能系统，只做少量的局部测试无法得到全面的准确结论，所以通过这种测试来判定智力就相当于通过颠球的数量来判断一个人踢足球的能力那样。

世人曾以为智商决定着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或许这也是因为，历来肉眼可见的人才“选拔”模式，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智商测试”实现的，比如科举、高考与SAT或GRE，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智力测试。在世俗的意义上，对个人来说，考上就意味着成功。这是原生智能的一种“智慧”，或者说是人进化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把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优势，不论是财富、地位还是权力、名声，都看作是“成功”。这样，当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对“智商”的概念进行挑战，在《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转述高纳德的话“很多智商高达160的人在为智商只有100的人干活”，来论证“情商”更关系到个人的成功与否时自然也在意料之中。这就像是说，以前流行以颠球的能力来判断一个人的足球水平，但是发现并不灵光，有的人花活很好但是比赛上场很矬，于是出现了一些新说法，比如传接球能力与踢球水平关系更大等，以所谓的“智力测试”结果预测一个人的成功甚至不能说差强人意，也就有“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这种挑战者的出现。

如前所述，智力本身包含多种方面，对应多种能力；同时，社会也是个复杂系统，促成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因素也同样复杂多变。众所周知的斯坦福Walter Mischel等人的棉花糖实验遭遇的尴尬就是，它曾认为，孩子身上延迟满足的能力能够预示日后的学业表现与人生境况，但是2018年来自UC Irvine和NYU的研究者Watts、Duncan与Quan的研究显示，如果控制其他变量，比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延迟满足的能力与后来表现的关系变得没有Mischel等人所说得那么显著。一样的道理，单独一种能力，无论是延迟满足的能力还是“智力测试”中的逻辑推理能力，都不足以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甚至，也不能预言未来个人自身的成就，否则，中国过去的历史就应该是科举“状元”们塑造的历史，而今天的世界必然是门萨组织成员统治的世界。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两种情况均没有发生。

传统的智商测试确实测量了智力的某些方面。如果一个人在智力测试中得到很高的分数，比如160分，可以说她在智力的某个方面如抽象逻辑推理上能力很强；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她在学校成绩出色，而且擅长科学研究，获得很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世俗的意义上，她一生都会为某个智商100的人工作，无论这个人是她研究所在公司的老板还是所在研究机构为之服务的政府领导。显然，包括哈佛大学教授戈尔曼在内，世人以为“为别人工作”的人就更失败，而“让别人为自己工作”的人就更成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肤浅地以为“情商高就是会说话”，或者“情商高就是会来事”，这种观点难免就会导致一种扭曲的人格，即戈尔曼所说的“社交变色龙”，这种人很会说话又很会来事，“社交能力”很强，但不过是八面玲珑、圆滑处事的老油条而已。戈尔曼并非等闲之辈，自然会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他称“这些人际能力只会导致空洞的社会成功”。在我看来，以世俗的成功来判定智商或情商的价值，根本就是错的。

如进化论向我们展示的，我们是自然的产物，是宇宙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个体的诞生、繁衍、死亡，与一岁一枯荣的植物本质上并无区别。正如我在《价值与自由》中所说，价值来自于感受性与自我身份意识的出现。世人所热衷的“成功”，不过是自然给人“设定”的进化目标，就像在物理规则下水流的“目标”是流向所能够到达的最低洼的地方一样，自身并无价值，唯一的价值是增加积极的感受和获得自我独立的身份。所以情商的重要性不在于更能让人在世俗中获得成功，而是能够用于过一种更幸福的生活，而且也能够让自己的父母、孩子、朋友以及周围其他的人过得更幸福，因此也就让自己与周围人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与意义。

什么是情绪或情感？如何进行定义，戈尔曼说这是一个历史难题。或许这是因为，情绪或情感对我们来说首先是一种主观上的感受。我已经分析过主客观二分的“双视角”，情绪或情感是我们主观上表征世界的一种方式，比如某些情景会让人愤怒或悲伤，而有些会让人开心或平静。与之类似的其他主观表征如我们看到的颜色或听到的声音，这就可以回答“在无人的森林里一棵树倒下会不会有响声”这类问题。如Marian Stamp Dawkins等人所说，情绪或情感是人行动的引擎。我以前常引用休谟的话“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他实际上可能是在说，是情感在推动着理性，没有情感，理性起不了什么作用。当然，你或许记得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赖特在《非零和》中都以为，人的这种感受性，是一种不必要的能力；因此，它在《意识的奥秘》中，被John Searle看作是计算机智能（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生物智能）的本质上的鸿沟。这些人实际上是说，有一种算法，可以不通过引入“情感”模块来打造一种“类人生物”，就像我们在计算机上看到的程序那样。他们显然想用原生智能的直觉来理解智能，出错在所难免。

进化以情绪或感受作为推动能够移动的生物的基本驱动力，但只是指向生存与繁衍，而不是幸福与意义。所以我们没有让人幸福的先天基因设定，比如说，如Seligman在《学习乐观》（正确译法其实是“学会乐观”）中所说，乐观显然能让人更幸福，但是有些人生来具有悲观的倾向，对应戈尔曼所说的“右脑人”，这显然是与让人幸福背道而驰的。Jerome Kagan提到四种气质的儿童：胆怯、大胆、乐观与忧郁。很不幸，我小时候就是其中15-20%的“行为抑制”型儿童中的一个（有1/7的猫跟我们是同一个类型），敏感、胆怯而易焦虑，对小的压力事件有大的反应。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看着在怀里睡着了，结果往床上一放就醒——当然这只是听说，我没有亲见；我倒是记得小时候做过很多噩梦，梦到蛇、怪物，梦到自己被追，还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巨大的两个环形的奇怪意象，每次都被吓醒；现在很少做噩梦了，但是也还容易受惊吓，走在路上会被突然的汽车鸣笛吓得一哆嗦，夜里会被细微的响动惊醒，以及在新环境中或与不熟悉的人打交道会感到异常不安与焦虑等。之所以有这种基因差异，如有人生来乐观、有人悲观，有人胆怯有人胆大，不过是因为各自都有进化上的益处罢了。比如说，好勇逞强的人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声望与成功，但是也可能在半道上牺牲，胆怯保守的人失去了通过冒险成功的机会，但是也保住了性命与现有的好处。

同样，也没有后天助人幸福的环境。许多人误以为父母都“爱”孩子，可是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关心孩子的内在感受，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她们以心理上的支持与爱护？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人都会发展出一种大五人格中低“神经质”与高“宜人”性的情绪模式，或者说一种良好的情绪智力。就如戈尔曼在《情商》中所说，那些情绪反应得到父母尤其是母亲积极与合理回应的孩子，发展出一种健康的情绪模式，能够接纳、察觉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并且在出现消极情绪时，也善于进行控制与调节，同时这些人也善于领会与回应别人的内在感受，从而发展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但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这样，或者说很多父母都不是这样。有些父母会放纵孩子的感受，显然这是三种亲子关系中的permissive parenting，戈尔曼说这种类型的母亲只要婴儿一哭泣就会把孩子抱起来，或者在更大一些的孩子出现某种情绪的时候并不处理，认为过一会儿孩子情绪就好了，这相当于没有介入去引导孩子理解与处理自己的情绪；有些父母会忽略、排斥孩子的感受，就像即使我跟我爸明白地讲“你怎么不问问我什么感受”，但他依然坚持说我老大不小了应该马上结婚才是正常人应该做的；最糟糕的是，一些父母的反应甚至会让孩子遭受情感上的创伤，戈尔曼说一个跟丈夫闹矛盾的妻子在夜里婴儿醒来的时候对婴儿感到恼火与不耐烦，“你是想吃奶吗？”“不吃？那就别吃了。”然后把啼哭的婴儿冷落在一旁。

如戈尔曼所说，父母尤其是母亲塑造了孩子的情绪模式，因为虽然人格在一生之中还会变化，但主要是在出生的头几年中定型。既然原生智能并不是要人过得幸福，父母从本能上也不是要孩子过得幸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父母更关注孩子（未来）的工作与婚姻，而不是让孩子感受到快乐幸福以及给孩子培养一种“幸福”人格。正如我之前所说，尤其是生活在匮乏环境中的父母，往往关注的是如何生存，对环境的适应导致她们自身发展（被塑造）出一种“生存人格”，包括自己的开心在内，一切都为生存与繁衍让路与牺牲；她们以“生存模式”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因而也就把自己的孩子也塑造成了生存人格，而不是寻求幸福与意义的人格。这就是戈尔曼所说的“情绪智力”会遗传的原因，我称之为人格的代际传递，并且有相对与相同两种情形。正是由于看不见的进化之手在背后的操纵，我们会在贫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身上发现更低的情绪智力。在安妮特的《不平等的童年》中，你会发现贫穷或工薪阶层的孩子更少得到情绪上的回应与关怀，不像富有或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前者的父母往往不询问孩子的想法和意见，更不会跟孩子理论，而是直接命令孩子做事；她们也很少对孩子进行感情安抚与表达关心，比如拥抱孩子、摸孩子的头，或者说“我爱你”；在孩子闯祸的时候，更少原谅更多愤怒，甚至进行严厉的惩罚。不难想到，这样的孩子发展出一种更不幸福的人格，或者一种“糟糕”的情绪智力，比如低自尊：容易自责、害怕出错、过度在意别人的批评等等。令人痛苦的是，受父母不当对待的孩子，长大后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

情商，或者说情绪智力，如戈尔曼所说，实际上是说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或感受，理解这种情绪或感受，调节自己情绪或感受的能力，以及意识到他人情绪或感受，理解这种情绪或感受，以及恰当地回应别人情绪或感受的能力。从中可以看到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会说话”或“会来事”是“高情商”，以及为什么戈尔曼认为情商比智商对于世俗的成功来说更重要。正如人们日常所说，人际关系或说人脉，即使不是通往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也是其中之一。情商恰好就包括关注与恰当回应别人的情绪这种能力，能够让一个人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能够对别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可以想象1960年美国有教科书称“社交智力”是一个无用概念的说法日后必然会遭到反驳甚至嘲笑。同样，从中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戈尔曼说那种“会说话”或者“会来事”的社交变色龙并非真的拥有高情商，他们既没有尊重自己的感受，也并不真正关心别人感受，只是出于一种有意无意的功利主义的考虑或动机而已。良好的情绪模式必然带有一种真诚，而这种真诚又必然会导致表里如一，不会让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不会让人对不同身份的人采取不同的对待。

如我前面所说，良好的情绪智力的价值，不在于让一个人在世俗中获得成功，很会来事与说话的社交变色龙都很成功，而是在于让一个人过得更幸福也更有意义，而且能让她周围的人也过得更幸福也更有意义，原因在于我们所谓的“良好”或“健康”情绪，实际上是指更恰当的情绪反应与更多、更积极的情绪反应。如果一个孩子的情感或感受，没有得到父母的积极回应，而是被忽略、排斥甚至受到打击，如戈尔曼所说，人的自身的适应性，就会让个人学会不再对他人表达自己的情绪，甚至压制、拒绝甚至贬低自己的情绪或感受，当自己有了消极情绪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与调节，并且会假定在这个世界上，别人并不友善，自己的内在感受不能暴露出来，以免受到别人的攻击而感到受伤。在这样一个“冰冷”的人生环境中辛苦活着的人，很难想象会感受到什么样的“幸福”，这就是我所说的a life of survival，在努力求生而已。与之相反，受到父母积极的感情回应，并且被父母正确引导如何注意、处理自己情绪或感受的人，就能够接纳与理解自己的感受，当出现消极感受时会知道如何调节，并且努力追求积极的感受。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吗？这就是我说的a life of happiness。你或许会想到，如戈尔曼所说，这些人也更有共情能力，她们更能注意到别人的感受与情绪，更能去积极回应别人的内在需求，因为她们早在幼儿时期发现她人是友好的与可以信任的，自己可以从她人那里得到情感上的呼应与关心，因而也愿意去跟别人情感上互动，这种对应Bowlby与Ainsworth所说的安全型依恋的情感模式，让她们最终得到了一种充满关怀与友爱的人际关系，生活在这样温暖的人生环境之中难道不幸福吗？

如戈尔曼说，从0岁至3或4岁，是人的情绪智力被塑造成型的关键期。你或许会想到，由于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也就只能听天由命。难道我们的智商、长相、身高、成长环境，不都是我们不能选择与决定的吗？如果一个人运气差，可能只是被命运的涡流推动懵懵懂懂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从不曾掌握甚至不曾有机会意识到自己还能掌握自己人生的小船，划往自己向往的方向。所以我才说，人生在本质上带有一种悲剧的性质，我们只有发展出足够的智力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在于幸福与自我意识。一个人，只有在人生的中途的某个点上，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才能发展出这种认知，才有机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赋予自己的存在以价值与意义。除非命运给你机会，否则你就没有机会，这正是人生悲剧的核心。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具有悲观气质倾向的人的说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人生本质上带有一种喜剧的性质，跟猫猫狗狗比起来，我们拥有一个意识到自身并赋予自己存在以价值和意义的可能性或机会。在情绪智力的问题上，我们也有同样的机会，虽然说小时候我们只能接受被不知道什么样的父母塑造出来的情绪智力，但是如许多人格特质一样，我们日后还有改变自己的机会。即使是先天的悲观或抑郁倾向，在后天的环境也可以通过塑造一个更为活跃左前额叶来改变个人的气质；即使是儿时受父母的影响发展出低情商，在随后的人生岁月里也可以通过新的训练与体验（比如尝试注意与理解自己的情绪反应）获得情绪智力的改善与人格上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