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篇文学访谈，倾听22位当代作家不同的心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对话访谈录出现在图书市场，走进万户千家，其中尤以学术与思想著作居多。与书斋式的著作相比，对话体也许更容易在学者见解与大众情怀之间搭建起一座无障碍沟通的桥梁。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原新京报资深记者，青年写作者柏琳在过去五年间，整理了对亚、非、欧及南北美洲的22位首屈一指的当代作家的访谈而完成的一本当代世界文学访谈录。其访谈名单里有荣获“黑塞奖”及“毕希纳奖”的德国作家、柏林艺术科学院院士马丁·瓦尔泽；有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作家、诗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有当今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等蜚声世界的大家，也不乏去年因一部非虚构复合类小说《记忆记忆》大火的作者，俄罗斯女作家、诗人玛利亚.斯捷潘诺娃；总是对故乡一往情深的爱尔兰80后作家科林.巴雷特等锋芒毕露的中青代作家。

显而易见，他们的交谈总是会从文学漫溢到历史、社会问题上，因为柏琳始终带着这个尖锐的疑问：“文学作品、艺术创作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对此，作家的认知不尽相同，但TA们也都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对“文学的社会问题”的探讨。

站在女性读者的视角，笔者对书中几位女性作家的访谈录是深感兴趣的，比如俄罗斯女作家玛利亚.斯捷潘诺娃。在孩提时代，斯捷潘诺娃便立志为自己的家族写一本书。十来岁时，她在小学的练习本上洋洋洒洒写了五六页的家族史。在以后的三十多年，这个计划一直没有搁浅，她为此搜集资料，遍访祖辈们定居过的偏远小镇，从1982年完成初稿至今，直到近40年后，这本以记忆为名的书终于完结定稿。

柏琳就《记忆记忆》的创作初衷与其章节排列的多种表达形式，以及书中核心人物的价值和叙述方式等向斯捷潘诺娃提出了疑问，并将如何理解“欧洲文学气质”，以及从作家的视角，如何看待“后记忆”的俄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观念变革等较为尖锐的问题一并抛了出来。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捷潘诺娃的写作初衷是私人的：源自个人对整个家族的使命感。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她渐渐扩张了自己的野心，用她的话说，这是“一次注解20世纪的尝试”。从这本《记忆记忆》的呈现状态来看，斯捷潘诺娃检索到的、对过往的记忆是凌乱不堪的，读起来有一种玻璃炸裂带来的震惊与慌乱的感受。那些碎片从不同的角度望过去，可以看到被反映物不同的侧面。极度的困惑与极度的震撼奔涌而至，或许这也是一场实验，用以模仿记忆本身斑驳陆离的面孔。而支撑实验效果的实验参数，除了有叙述者众多经历丰富的祖辈，还有整个俄罗斯20世纪诡谲多变的历史变迁。

上世纪70年代，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从海外归来，到伊朗的大学任教西方文学课程，适逢革命。她所选用的《洛丽塔》等经典西方文学作品均为政府明令禁止的篇目；而在生活上，她也不满于政府对于女性穿着与行为的种种限制。但是，在革命最激烈的时期，纳菲西还是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并在晨间与晚间的秘密读书会上引导她的学生们体会这些经典作品。在政府的高压下，甚至是警报声的伴随下，对这些文学名著的讨论让纳菲西的学生们愈发领悟到自由与自我的意义。

本书中，柏林与纳菲西讨论了她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吸引她的原因，以及为何去美国定居的原因、到美国后经历的最大的文化冲击，以及回国后对伊朗妇女的生存状况有着怎样的了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如果你读过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那么以上这些问题将轻松迎刃而解。纳菲西在书中讨论了她的学生们对自己无法亲身抵达的西方的不加批判的爱。她希望学生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幻觉，不管哪一种体制，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健全，弊端良多。当她到了美国，她才意识到理想的自由是怎样被破坏的。也许我们很难对某种文化或者制度作出评判，但是没有人能够摆脱它们的影响。承认差异和认识差异，并且在理解它们的过程中忠于自己的内心，才是纳菲西女士所想要传递和表达的。

在谈及本书的创作初衷时，柏琳深情地表示：“信息爆炸时代，就是所谓的碎片化时代，很多人陷入了一种相当浮躁的状态，每个人都在看不同的东西，很少有耐心看长文。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是比较抵制这种行为的。但是我也看见我周围的朋友们确实都陷入了深度阅读无能症的状态，也有一些朋友过来跟我交流这种困惑。坦白讲，这是个人阅读习惯和深爱阅读的程度的问题吧。那么对我来说，我希望用自己抵抗碎片阅读的行为方式，来影响我周边喜欢读书的朋友。”所以，如果你没有耐心看那些作家长篇大论的作品，这本内容独特的访谈录或许是你通向当代文学殿堂的最佳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