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世界，大局与小我

柏琳这位《新京报》原资深记者真是厉害又幸运，能够与二十几位欧美文学大咖面对面访谈，了解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创作的背景，以及从文学发散出去的有关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观点。柏琳在序言中坦言，本来是奔着文学访谈去的，但是却总会不经意地跑偏。阅读本书后读者可以发现，在柏琳与各位文学家的对谈中很少就文本论文本，谈的更多的是世界局势、身份困惑、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等。柏琳体会到，在这些作家的身上都存在着双重时间——“大时间”和“小时间”。这些作家身处二十世纪的洪流中，世界之大局对他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通过抒写一个个“小我”的故事，表达着他们对外界的认识和看法。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在他们面前不存在国家、社会和阶级，只有人生和人生的尊严”。

在这二十几位文学家中，第一位接受采访的是德国著名长寿作家——“德国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这位国宝级作家在接受采访时已经九十二岁，但是言谈依然清晰幽默。当柏琳问他小说是否有改良社会的功能，瓦尔泽回答道：“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他坚持只为自己写作，不为别人写作，“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老舍先生曾经在他的《文学概论》中也提到过，文学作品不能与道德捆绑在一起，作品好不好，不能将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此外他也一直反对将奥斯维辛“工具化”，这样与主流相悖的思想让人耳目一新。确实，很多时候，历史悲剧反而成了现代人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

此外在这些作家中还包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分别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2018年的获奖者——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以及2019年获奖者——奥地利作家汉德克。阿列克谢耶维奇深感苏联动荡时期对国民思想意识的影响。她坦言当时人民的善恶观已经被影响。她也曾经亲身踏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事发当场，亲眼看到救援人员的惨烈景象，并写下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而在苏联解体后，她采访了几百人，发现国民的幸福感非常之低，他们受到历史的沉重压抑。她的作品《二手时间》等无一不关怀普通人的生活。

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学不是独立于世的科目，它的价值是连接个人与世界，连接大时间与小时间。通过文学和文学作家们我们可更深层次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