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通灵人与捕风者
阿蒂尔·兰波（1854~1891）是象征主义诗派一位早熟的神童、一位早亡的语言魔法师。这位“履风的通灵人和盗火者”只在人世存活了37个春秋，却给法国诗坛增添了无限生机，被视作自由体诗真正的创始人，现代散文格律的开拓者。
兰波的代表作为《地狱一季》、《彩图集》和一些书札、残稿。作品数量有限，但都非同凡响，情感澎湃，想象丰富，具有创造力，鲜明地呈现了象征主义诗歌的朦胧美和神秘性。兰波诗歌独特的形式和晦涩难解的内涵，与他本人混乱的私生活、桀骜愤世的性格交织在一起，使得其人成为一个让公众极其感兴趣的，有符号指征的代表人物。
怎样理解兰波、兰波的作品及其掀动的文学潮流呢？兰波若还在世，当引伊夫·博纳富瓦为知己。不仅在于博纳富瓦撰写了《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这样出色的传记，还在于两人在诗歌创作理念上的高度契合。
1.美与光的契合
博纳富瓦是诗论家，也是诗人。博纳富瓦有一个“诗性言说”的概念。“言说”，就是“诗人思考的、意识到的、热切追求且深信不疑的某种东西，它是诗人寻求周围认同的一种生活理念。”（《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在博纳富瓦诗集《杜弗的动与静》中译后记里，译者树才说，博纳富瓦把诗性的直觉和科学的研究结合到一起，去探测处于语言核心的神秘。树才还评价，博纳富瓦渴望让诗歌迸溅出：美（修辞之美，想象之美，沉思之美），像光一样！
美与光，是编织《兰波评传》的经纬线。阅读《兰波评传》，是一种享受。这是一部充满了“诗性的直觉”的作品。每一个句子，都自带亮度。词与词连接，撑起一张网，经纬交错，白光、火焰、爱欲、生死，流动着兰波的灵感，牵引着博纳富瓦的通感。
“为了理解兰波，让我们阅读兰波吧——”如是开篇。
博纳富瓦决心将兰波的声音从混杂的诸多声音中分离出来。博纳富瓦认为，鲜有作家像兰波那样如此热忱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想要通过认识自我来改变自身，成为另一个人，因此，我们应当去找回一种声音，识破它的意愿，重现它的腔调。
这腔调里，首先是巴黎对于外省人的拒绝，以及来自故乡的童年的风声。若如兰波所说，我即他者，作为审查者的这个我痴狂并且迷失，是为了什么呢？兰波并非无缘无故地陷入爱情，耽溺欲念的泥沼。我的线路，我的视程，我的时间，我的空间。我即他者，而我当是我。因为你将我视为他者，那么，你就无法爱我，我将把你排拒在我的世界之外。
精神与肉体的分裂，人的物质异化，带来的粉碎一切的体验激起了一种撕裂。比如，兰波与母亲的关系。博纳富瓦形容兰波夫人打造了一个独裁的王国，而幼年的兰波不得不居住在这块贫瘠、死板的土地之上。后来，兰波在《地狱一季》里写道：“父母啊，是你们铸成了我的不幸，也铸成了你们自己的不幸！”且把对治愈童年的创伤、治愈压抑的心理的关注留给精神分析学吧，诗的分析面向的任务，是如博纳富瓦所说的，要在兰波身上确认这爱的渴望，是从《七岁的诗人》《童年》等诗歌里能基本捕捉到的兰波生活与思想的视角。
2. 纯粹地活着
循着兰波另一面深层的童年，是他儿时阅读的书籍。兰波发展了波德莱尔关于诗人应是“洞观者”的看法，提出诗人应是“通灵者”的奇思妙想。
阅读兰波写于1871年5月，致乔治·伊藏巴尔和保罗·德尼罗的两封“通灵者”书信。在第一封信里，兰波写道，要尽最大可能使自己狂放无忌，要做一个诗人，并且努力成为通灵者。第二封信更加详细。兰波写道，“我”是他人，另一个人。“我参与我的思想的诞生展现；我看到它，我听到它；我举起琴弓触动琴弦：和音交响于是在各不同深度上形成它的震颤，或一跃而展现于外。”如何成为通灵者？诗人通过长期、广泛和经过推理思考过程，打破所有的感觉意识，包括一切形式的爱、痛苦、疯狂，亲自去寻找自身。兰波继续往下说：“所以，诗人，确实是窃火者。”诗人必须让人感觉到、触摸到、听到他的创造；如果那是他从彼岸带回来的，有形式，就赋予形式；如果是不定形的，就出以不定形。还要找到一种语言，综合了芳香、音响、色彩，概括一切，可以把思想与思想连结起来，又引出思想，使心灵与心灵呼应相通的语言。
博纳富瓦在兰波那里发现的，是那样的欣喜，可以期待在词语的沉默之中安身立命。博纳富瓦在著作《红云：论诗学》里，也用诗性的语言描述了诗人的通灵：“他直觉地知道某支开了花的枝杈，或者某颗在山谷中从沟这边滚到沟那边的石子，具有‘另一个’真理的品质。”诗人必须具有不可思议的意愿，才能在词语中创造无尽的密度，创造出纯粹空隙。
在博纳富瓦看来，兰波就是这样，兰波总是活着，在我们面前活着，或者确切地说，活在我们面前。博纳富瓦不喜欢兰波的诗歌常有的生硬唐突、雷厉风行的节奏，但是，博纳富瓦理解兰波诗歌的那些简单的事实，他不断陈列兰波的诗句，剖析兰波的“语言炼金术”，《醉舟》表现了诗人内心漫无边际的漂流，《爱的荒漠》也是悲伤的自白，那些忧伤的梦境，兰波向往却从未拥有的救赎。博纳富瓦把兰波与魏尔伦的恋情定义为“仁爱的践行”，既深沉又难以捉摸，作为一种反叛，把兰波引向对普遍性的思考，他说“布鲁塞尔事件”意味着兰波童年的几近终结，兰波的自我意识将携带这些痕迹把孩童的潜在性变成所谓的“人生”。
兰波证实了“不可能性”之后，还是决定走向彼岸，博纳富瓦说读到《地狱一季》最后决绝又渗透了启示的最后几页之时，他感受到了“上帝死了”，他认为这是比尼采式的论述更无邪的告白，只和精神上把自我留在脑后的朴实无华有关。博纳富瓦说，除了撞上不可能的高墙，兰波什么也没能做到；他什么也没解决，也没有任何奇迹发生。博纳富瓦接着说道，然而，又有谁敢说，兰波疯狂确认的这个希望不会在将来有任何胜果？他所维系的直观，又在众人的意识与心灵中开辟了怎样的道路！博纳富瓦认为兰波的诗歌是我们语言的历史中最解放人心的，也因此是最美的作品，“自由的凤凰会在希望的余烬中涅槃，振动它新的羽翼。”
3.诗心的邂逅与悠长的回鸣
最后，赞扬这部作品的译者杜卿。《兰波评传》的译文优美灵动，读之心旷神怡，近于完美地体现了兰波和博纳富瓦的风格。
中国翻译界长期以来奉行“信雅达”的原则。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的翻译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人类由于知识、经验、素养、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工翻译有时还比不上机器翻译的水准。近期，“《休战》事件”引发的舆论话题，就是典型表现。
“澎湃新闻”发表了署名“南桥”的文章，《“机翻”什么时候可以不是侮辱？》。南桥认为，停留于手工艺人的工匠思维或文字民工的搬砖思维，是不可取的，应当让机器更好地辅助译者工作。在“界面”组织的“陈以侃 x 韩林涛”的会谈里，两位对话者认可了机器翻译的效果，认为人工翻译可以和机器翻译相互激发，机器翻译甚至有可能取代大多数的翻译工作，同时指出，机器翻译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翻译，人类对于文学魅力的感知，与机器能够提供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总是会有人愿意坚持阅读高水平译者产出的精妙的译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翻译呢？好的翻译，能否突破那些天然存在的囿限，让我们领略到，尽管难以百分百保持原味，或者，即使“机翻”普及也无法呈现的，那些会心一击的奥妙呢？
在《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里，博纳富瓦说道，诗的翻译考虑的更多的是文本中属于诗的成分，而非其中过剩的涵义。他说，要让节奏照亮另一种语言写成的文本，诗句懂得施展它的节奏能力，当写作成为声音，世界就不再被视作事物的总和，而是在场的集合。译者无需亦步亦趋地贴近文本，译者可以留在自己的文本内部，在其中，译者展现与自身的关系，译者思考，让诗照亮他，在展露中，诗保留了活力，一种声音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也许，博纳富瓦早就凭借着他的敏锐感知到了我们时代存在的危机。译者的权力和创造性应该怎样限制又怎样发挥，是需要商榷的。博纳富瓦的翻译观亦是一家之言，在这里，博纳富瓦所重视的是，有关不同语言的文本里那些属于美的成分的尽可能的保留。他认为，直觉的幸福感超越概念的分析，翻译最需要的就是表达诗的意愿。如是观之，机器翻译能做到流畅、清晰、准确，但在创造美、传递美的能力上，高水准人工翻译能真正抵达诗的国度。
评传附录的译后记，也是诗性的随笔，继续揭示兰波的人生及其创作以及博纳富瓦的诗学观念，是不可多得的才识兼备的佳作。译者说，从着手翻译到最终定稿，费了四五年的精力。如今摊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小书，证明了，在当下的翻译环境里，依靠“机翻”未尝不可，可是，让我们感到阅读的幸福，领悟到生命中的喜悦的，必然来自于爱的投入与奉献。
《凤凰周刊》2021年第14期，总第75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