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分与合：靠信任维持，与风险共存
作为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主要从社会制度的变迁来讲述现代性的特征，同时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时间和空间分离
前现代的社会，时间与空间是紧密关联的，各种事件和计时只和特定区域有关。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历法，传统叙事也各不相同。实际上，这就是人口流动性较低的状态，许多人终其一生可能就待在一个地方。另外，前现代的时间是模糊的，社会的运转不需要精确的时刻表，大多数现代人难以忍受的「迟到」在前现代并不成为一个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规模的协作需要更精确的时间；而 18 世纪后半期，机械钟的发明与推广，也让其在技术上得以实现。日益扩大的市场则让人与物跨越更远的距离，时间也就此从特定空间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所共用的系统。这一时-空转换最终在 20 世纪得以完成，其标志就是全球统一的标准化日历。
人、物、信息越来越便捷的流动让时间与空间分离得越彻底，在当下，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全球绝大多数地方都在同步发展。这时再回看欧洲将蒸汽机商用、美国建国之时，中国仍沉浸在乾隆盛世中的对比，便能真切体会到时间的变幻。
这种「时间虚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空间虚化」的前提，空间（space）逐渐从地点（place）分离出来。列车时刻表正是这一变化的典型产物，抽象的时间与抽象的地点关联起来，成为一种标准。如今的互联网更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进入一种完全虚拟的空间。
时-空分离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它使得吉登斯所谓的「脱域」得以实现，同时为现代生活提供了更广泛的连接，并且建构了人类整体性的历史。
2、脱域（disembedding）
「脱域」这个术语是吉登斯对现代社会关系变化的高度概括：社会关系从地域性的互动中脱离出来，跨越无限的时空进行重构。
他提到了两种典型的脱域机制：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与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
象征标志，即某种传递信息的媒介，是高度抽象化的，与特定场景下的人与团体关系不大。典型的例子便是货币，它使得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东西，无论是实物、劳动力，还是创意、思想，都可以抽象成一个数字，以便进行便捷的交易。除此之外，还包括普遍的法律、标准化的合同、各种互联网平台等等，其背后都体现了一种更广泛的连接。
专家系统比较好理解，即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映射到实体，如医院、学校、交通等，它们构成了现代生活的基础。我们接触专家系统，往往得通过具体的代理人，如医生、教师等，但我们并不是信赖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背后的一整套抽象知识体系。这与韦伯所说的「世界的除魅」类似，这些抽象体系的细节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理性与科学的深入人心让我们对其的信任得以建立。
任何一种脱域，其成立的前提都有赖于信任机制，这也是非常现代的产物。
3、反思性（reflexivity）
反思性，也常翻译成自反性、反身性。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即社会实践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其实可简要概括为认知与行为的不断互动、改变。
在宏观层面上，社会学本身便处于这样一种反思性的变化中。比如社会分层理论让很多人意识到阶层的存在，并以此做出行动，这样又会改变分层的状态，进而推动理论的更新。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如此，比较典型的是心理学等知识对人的改变。
这些都建立在现代理性之上。怀疑与批判，拉开了启蒙的序幕，也让旧有的信仰崩溃。在反思性的影响下，知识已不再是确定之物，我们的认知与所处的环境一直处在变化之中。这一方面给我们的社会与生活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难以把握这个世界，从而丧失前现代社会的稳定感。
信任
信任是吉登斯重点描述的机制。它包括对具体个人的信任和对抽象系统的信任。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若没有信任，我们可能寸步难行。比如坐飞机，我们不必对机械运转和空气动力学有深入了解，也能安心乘坐，这正是对其背后各种知识和专家的信任。
这种现代信任建立在脱域之上。在时间与空间的范畴上，我们信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陌生的。比如借贷，通过一些市场化的平台，我们可以将闲钱借给千里之外、完全不认识的人，以获得利息收入。我们信任的不是具体借走这些钱的人，而是平台的风控体系，但这些风控的细节，我们又并不清楚。因而吉登斯认为这样一种缺乏完整信息下的信任带有盲目性。
但这样一种信任之所以成立，一方面因为人们普遍相信抽象体系所依赖的科技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也因为风险成为现代的普遍观念，在决定要给予多少信任时，会考虑对应的风险大小，以求得平衡。
在这种信任之上，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实现了再嵌入（reembedding），保持了现代社会的稳定运转。
前现代的稳定关系瓦解了。通过市场与政府，非专业人士可以与抽象体系方便地打交道，类似即插即用的接口。但人们与体系中的人或团体的关系往往是短暂、临时的。这与前现代根植于家族、地域等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大相径庭。
而作为抽象体系的代理人，这些前台的专家或服务者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非专业人士面对这样的陌生人，在交流中感受到的热情与真诚也是信任产生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这也是抽象体系脆弱的部分，非专业人士一旦遇到不符合预期的结果，其怀疑主义态度与职业化的专门知识之间产生的紧张往往体现在这些交流中，我们很熟悉的医患冲突正是如此。
从小的教育让我们对科学的基本原理与逻辑有所了解，科学一直保持着可信赖之知识的形象。因此，大多数人敬畏专业知识，对专业体系的运转有稳定的预期。但对于具体专业的知识细节，外行不甚了解，内行则明白其中的不确定与不完善之处，而具体人员的操作也可能出现错漏。因此一旦遇到差错，敬畏背后的怀疑便会冒出来。
这种怀疑也来源于现代理性，这些知识其实并不稳固，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果只是个人的问题，人们大可选择不同的机构、委托人、方式，但这些冲突矛盾其实内在于我们无法完全脱离的抽象体系之中，我们只得将其视作一种代价。
无论如何，信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我们也不可将其仅与抽象体系绑定。让信任对应到具体的人，方可维持更好的现代生活。
现代人的焦虑
很多现代人非常焦虑，这与其本体性安全的丧失有关系。所谓本体性安全，即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
显然现代性的反思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削弱了这种恒常性，但吉登斯认为，这种本体性安全更多是情感而非认知的结果。他引用了埃里克森在《童年与社会》中的论述，说明一个人的童年与成长经历会影响其对他人或抽象体系的信任。
这种信任消除了时空上的距离感，它来源于儿童容忍照料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缺场的能力。在生活中缺乏这种信任，便会面临更多的存在性焦虑或忧虑（existential angst or dread）。
许多人将其归结为现代社会的变化，但吉登斯指出，在前现代社会中，也充满着焦虑和不确定性。而现代社会反倒有某些保持恒常性的机制。例如在前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到了陌生的新地方，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会感到很不安全。而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看到的几乎还是熟悉的景象，大多数人都可以用同样的语言交流，街道上满是熟悉的连锁店，连公交、地铁都可以用手机支付方便地完成。
信任也是如此，前现代社会由亲缘关系、传统、宗教等来提供，现代社会则通过友情、亲密关系、脱域的抽象体系等来提供。
因此，我们在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比较时，要注意其中的复杂性，而不能单纯地下结论说现代社会比前现代社会更让人感到不安全。
而如何减弱这种现代性焦虑，还是得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亲密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有着很大的转变。
人们对抽象体系的信任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它无法满足人们对互动性和亲密性的需求。因此，孤独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韦伯所谓「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旧有共同体瓦解后，公共生活不再成为现代人的重心，大多数人转而心灵内部寻求意义和稳定性，这也是当今个人心理学、身心灵、瑜伽流行的原因。
吉登斯在这里的态度很乐观，他认为人在与抽象体系的互动中，也与外部世界有较深的关联，即便个人养生、心理治疗也都要与外部进行沟通。同时，完整的自我构建也需要在抽象体系中寻找到身份认同。
这方面我倒不这么乐观，这可能与我们所在的社会环境有关系。当下，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确实相当无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已是耗尽全力，没有心力再去关注他人的生活。而且许多人对亲密关系的想象也较为负面，在理性权衡下，便更加关注自我。
当然，吉登斯所说的相互敞开我是赞同的，信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这自然要放弃一部分自我保护，但要重建新的共同体，非得如此，这很难，但也非常值得。对于破除本体性焦虑，比起向内探寻的技术，寻求真诚的关系更加实在、有效。这可能是风雨飘摇的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避风港。
风险
前现代的风险大都来自社会之外，如自然灾害、疾病、战乱，而现代的日常生活看上去挺安全，风险则潜藏在人类社会之中。
例如在吉登斯写这本书时，核战争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大风险，另外还有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包括切尔诺贝利这种事故），金融危机等，几乎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行为。现代观念中也蕴藏着风险：知识丧失了确定性，价值不再有中心，人们得适应充满变化与冲突的社会。
全球化与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便捷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难以察觉的风险。比如长时间的停电，可能就会让一座城市陷入瘫痪，城市居民早已失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变得脆弱无比。这一次的COVID-19 大流行也是如此，除了表面上对人的生理伤害，它甚至让国内投资原油宝的人亏光本金，从中足以看到全球化如何让风险渗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这些风险有两个重要特点：
1、虽然风险是人为造成的，但又脱离了任何人的控制，成为系统性风险，随机且无法完全消除。
2、现代风险具有隐蔽性，即吉登斯所谓的反事实性（counterfactual），很多人不会意识到其存在。往往越严重的风险越隐蔽，就像COVID-19，事先很少有人能料到会对全世界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对风险的经验与理解也塑造了我们的现代社会，风险的存在显然削弱了本体性安全，但同时对于重大风险，人们又很麻木（例如很多人并不关心气候问题与低碳生活）。还有一点，和理性有关，前现代的人更多地将风险归结为命运，而现代人会通过概率计算来减少风险的影响，例如保险就已成为当代生活中的必需品。
如何在根本上规避这些风险，仍是现代人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与超越
吉登斯将现代性的制度归纳为四个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相生相伴，其中工业主义创造了一个人化的环境，对自然环境和传统组织都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两者催生出的现代技术与现代官僚，则与民族国家一起，让监督机器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得以实现。
这一切使得权力高度集中，即使是一个较小的现代国家，在动员社会和经济资源方面也有远超前现代国家的能力。
我们正处在晚期现代性中，落实到行动上，则要超越现代性。对应上述四个维度，也有四个方向：
1、超越匮乏型体系（post-scarcity system）：跳出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协调全球的经济秩序。
2、多层次的民主参与：让人能建立新的共同体，和外部世界紧密关联。
3、非军事化：削弱对暴力的垄断，减少甚至消除战争。
4、技术的人道化：减轻人化环境对自然的破坏，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
总体上，吉登斯对现代社会还是很乐观的，这些方法看上去都很理想化，但他也强调，空想的乌托邦很危险。我们必须结合现实，考虑行动的策略和后果。关于解放的政治要同关于生活的政治结合起来，不能光喊漂亮的口号。循着这些方向，具体的实践，就得靠我们一步步探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