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日而来

茨威格是敏感的，同时也是矛盾的，他在喟叹自己的时代，同时也在极力追忆美好。

石黑一雄说过“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仔细分析茨威格充满感怀和情绪的回忆背后，仍然可以发现其中无可掩盖的焦虑和不可调和的纠缠。

在《昨日的世界》这本自传的前言中，茨威格说：

我自己就是两次人类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还有过两次不同战线上的经历，一次站在德国一边，一次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

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两次战争时， 可以看到德国的一以贯之。区别是二战的时候德国反犹屠犹，而茨威格是犹太人。关于一战以后的论述中，茨威格充满深情的论述中描述了时代的怨恨。他说：

整个欧洲在今后的数十年中都不会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种安定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团乌云在明亮的地平线上一直没有消失，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像一股折磨人的毒液被注入残疾的身体。

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怨恨这个术语是由尼采创造的，其后又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界定和发展，它是指由受压抑的、无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恶（生存的嫉妒）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19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德意志人的怨恨情结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西方世界”（英国和法国）成了邪恶的化身。“可憎的法兰西民族”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自然而传统的”敌人，是“肮脏、无耻、没有纪律的种族”；英格兰人总体上并不比法兰西人更好，他们的诸项自由没有什么价值。（张维迎总结）

面对时代和民族的怨恨情绪，茨威格说自己从来没有陷入此种爱国主义的狂热，他已经打了预防针，因为他长期过着一种国际性的生活。他也写了其他陷入荒唐狂热中的朋友以作对比，典型如利骚。

对他来说，报纸和战报上所写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别的国家突然侵犯了他的祖国，完全像威廉街上的剧院所演出的那样。最坏的战犯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英国是进攻德国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感情写进了《憎恨英国》一诗中，这首诗——我今天手头没有这首诗——用激烈的、简洁的、富有表现力的诗句掀起了对英国的仇恨，并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

同样的人还包括托马斯·曼、里尔克等一堆文豪。甚至还有马克斯·韦伯。一战爆发之际，托马斯·曼一度对战争持肯定的态度。他曾和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公开辩论，针对亨利希·曼批评德国战争政策的论文《论左拉》，他发表了《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一文，从维护“德意志精神文化”的立场出发，为德国发动大战辩护。而50岁的马克斯·韦伯则立即去卫戍部队司令部报道，并为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参战而深感懊恼。“可惜不能长途行军，因此上不了前线，这的确让我很难受。”他在信件中这样写道。

这也应验了茨威格在回忆中说的——

实际上，在一九一四年，所有人都有这股歇斯底里的仇恨。

人们当时其实是期待这场世界大战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希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那不仅将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还将带来变革。——这个逻辑是沿着黄金时代的乐观而来的，因此对战争本身人们也保持着乐观。

茨威格认为人们变了，昨日的世界一去不复返。但事实是人类自己顺着启蒙以来的乐观和进步主义义无反顾地走入了死胡同。人类头脑中的幻灭感恰恰是过于乐观地估计未来。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这样描述一战的到来：

在1914年8月喜悦的气氛中，德国人真的以为——战争状态事实上已经带来和平与“征服”。冲突和分歧被搁置一旁，德国人终于实现了俾斯麦企图实现但最终又未能实现的团结，灵与肉的团结。“战争带来的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再也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动员是令人振奋的：乌合之众消失了。只剩下德国人，一个由精神贵族构成的民族。……8月的气氛就好像人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工人和资产阶级，都在自愿而有效地合作。于是，不但是居住在德国的德意志人团结了起来，他们现在还和德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奥地利兄弟密不可分地融为了一体。……1914年时（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了民族主义狂欢。“这个民族不再有种族之分，大家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保卫的是同一个母亲——德意志。”

加入这场狂欢的诗人里尔克，他满怀谦卑和敬畏之心向“战争之神”顶礼膜拜——

我们？我们热血沸腾，团结一心，/是因死亡而变得生气勃勃的新人。

因死亡而变得生气勃勃，这就是德国的“春之祭”。

吊诡的是乌合之众从来没有消失，但在群星黯淡的时刻乌合之众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这是红日耀目的时代），站在了胜利和正义的一边。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认为狂热的人们陷入了幼稚的“火鸡式”思维，认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安全了，并天真地把它归功于神圣的国家和民族。

对此，茨威格感到痛苦。他发表《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作为少数清醒的头脑，茨威格坚持反战立场，但他也喟叹人们的健忘。

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有兴趣的、有才华的人组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亦悄悄散了。每一个小团体也不复存在，因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相同的处境，而非共同的理想。

即便是难得的清醒者，反战立场下也没有学会反思，他们是基于个人处境做出的反应和对抗。一战之后迎来的仍旧是过于天真的乐观，

地狱般的生活已经过去，我们还怕什么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对自己说：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中的更美好的、更人道的世界。

而这个氛围，孕育已久。甚至从弗洛伊德心理学到斯坦纳的人智学，都是这个时代氛围的产物。这个世界强调精神性、灵性和无意识，依靠乃至强调个体意志和精神的复活来提振欧洲的信心，使之摆脱悲观与沉沦。但这样的设想和努力并没有成功，相反反而将整个世界带入了深渊。与其说茨威格死于对人类前景的绝望，不如说死于他的精神幻灭。（夏榆语）茨威格本人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里已经学会了对集体残暴行为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奇，总有一天会出现更残酷的暴行，所以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教育持怀疑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是正确的，他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的力量击破。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摒弃了父辈的坚强信念，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会持续不断地飞速提高。一场灾难使我们的人性一下子倒退了近千年。在我们这些有深刻教训的人看来，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陈腐的。尽管这只是一种幻想，却是我们的父辈为之献身的，这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更有人性，更有内容。时至今日，我内心深处仍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幻想，虽然我对它已充分认清，完全失望。

茨威格错了，包括他极力追慕的已经成为昨日辉煌的“维也纳精神”，亦不过是时代氛围的另一种表现。他的好朋友霍夫曼斯塔尔把人们对艺术不断增加的挚爱，看作跟心理焦虑有关，这种焦虑是由公民政治生活的失意造成的。“我们必须在一个世界崩溃之前同它告别，”他在1905年写道。茨威格用感佩的语言描述了在维也纳几乎整个城市都来尽忠艺术，而艺术家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艺术生活成了现实生活的替代者。

维也纳在政治、行政管理方面因循守旧，社会风纪已成了人们的习惯，没人再去想它，所以在这些方面出现点什么“纰漏”，人们都会包容，有点违反常规也能宽容谅解。但在另一方面，艺术方面的差错可绝不容忍，因为这关系到全城的荣誉。

霍夫曼斯塔尔却敏锐地指出，当政治行动变得越来越徒劳时，艺术简直成了一种宗教，是意义的源泉和灵魂的食粮。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专注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它将对艺术的钟爱和对精神的关注联系了起来。（据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

那些深切的哀痛、无奈的抉择，孤独与绝望，所有人类的脆弱情感都不再可能寻找更为恒定、绝对与宏大的依靠，都不得不从人类自身获取慰藉和力量。（西闪语） 茨威格在谈到弗洛伊德的时候说，人类终究是生存在本能中的动物，而非倡导的理性。祛魅以来的世界，不再具有往日的笃定和温情，人类艰难跋涉，可惜每走一步都容易犯错，反思理性又常常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走向反智。

如果能够跟茨威格继续聊下去，跟他说，脚踏虚空，仍要迈步前行，这是理性的荒谬，却闪耀人类独有的光辉。（再次借用西闪的话）在自传的最后，茨威格自己也说：

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

这是自我安慰的话，几个月后，茨威格依靠毒药摆脱了继续沉浮的世界。离开了昨日、今日和明日，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观察人类这永无止境的西西弗式的磨砺了。黑塞在《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后记中叹息，证明这个世界还在继续崩塌：“……我们这些老人却来自于旧时代，那些曾被我们高度认同的世界观如今却成了可笑荒唐的昨日黄花。时代惊人地变快了，更年轻的人们不再以年龄段、时代或至少五年期来计量时间，而是以每一年，所以相信1903年的人与相信1904年的人已经有代沟了。一切都变得可疑，令人不安，甚至常常让人惊恐。”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他已真真切切“生活过”，无论是天真还是睿智，都随着昨日一起离去。而他的寄予希望又倍感绝望的人类同胞们，义无反顾同时跌跌撞撞地走入了虚无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