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越来越大，上演的却是同样的故事

希腊、希腊化、罗马、加洛林王朝、拉丁中世纪初期…审视《欧洲的创生：950—1350年的征服、殖民与文化变迁》之前的历史，已经呈现出领土扩张、制度统一和文化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在950-1350年间，通过征服、殖民与文化变迁的形式，在几乎相当于今日欧洲的版图中蔓延、生根、成长，罗伯特·巴特利特的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样一段欧洲创生的历史。

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曾在《欧洲中世纪史》中，将这段历史分为三期，初期500—1000年，欧洲的诞生；中期1000-1300年，改革、复兴及扩张；后期1300-1500年，危机与创建。与此相印证，《欧洲的创生》的断代在中世纪中期，并跨及前后两期各50年。在传统历史叙事里，中世纪早期一般被认为黑暗时代，晚期则因为英法百年战争及黑死病给人留下恐怖印象，《欧洲的创生》关注的400年可谓欧洲中世纪的盛期了。这一期间，欧洲发生了一股内部征服、殖民和经济增长的浪潮，由此，欧洲从一个由独立小社群组成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由各具独特文化的强大王国构成的网络，从领土、国族、语言、文化等方面型塑了今日欧洲。

征服、殖民与文化变迁，是连锁而来的反应。先有武装征服，继之对被征服土地殖民，殖民与土著接触，又带来了文化变迁，所以本书主要内容就集中在征服、殖民与文化变迁这三个方面。比如从征服角度讲，书中会梳理呈现征服者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优势，聚焦征服者的家族和来源地，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描绘征服者的形象。

作者意在指出“欧洲”是一个人造概念，欧洲的“欧洲化”指的是以法兰西、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为核心，该核心所具有的某些特定社会和文化形态（本质而言是拉丁和基督教的）在中世纪盛期向周边地区扩张，并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变化和形塑自身。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之外，作者还对语言、法律、圣徒、命名、货币、土地契约、贸易许可、司法文书和统治令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作者将“欧洲化”比作“细胞增殖式”的复制品，欧洲本身就是殖民进程的产物，如同它后来成为殖民者一样，还展现了这对塑造欧洲大陆和当今世界的影响。

欧洲后来的历史，从对美洲的征服与殖民到全球帝国主义，几乎是按照同样的剧本排演的。同为后浪出品，今年大热的经济史书籍《棉花帝国》几乎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同样的征服、殖民的故事。

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世界性的起源，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此前人们给出很多解释，比如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教主张劳动工作和因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仅仅是灵魂救赎的过程，因此他们通过不断的资本主义财富积累，达到造福社会的目的。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诠释范式已经主导了100多年。

斯文·贝克特在他的《棉花帝国》中，通过全球史的角度，以全球棉花产业为载体，对这一历史问题进行了重新解答。他认为，在时间上，资本主义分为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在空间上如果我们跳出欧洲，再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资本主义的崛起并不是通过宗教改革，也不是技术革命，而是殖民战争打出来的，战争手段对资本主义起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反常现象，而是其核心。在棉花帝国的整个历史中，市场制造的暴力一直在持续，一直迫使人们在特定地方以特定方式劳动。

重估中世纪对今日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和意义，是学者们重要的工作，恩斯特·R·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讲的是文学角度“欧洲的创生”的故事。作者讨论的是欧洲文学，心怀的却是拉丁中世纪；谈的是诗文类型、修辞形式和主题套式，其忧心之处却在人文传统、信仰根基和欧洲未来的命运。《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全景式地研究了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的关联，前所未有地发掘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库尔提乌斯认为，以往标准的“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的文学划分方法，割裂了这几个时期文学的连续性，对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的欧洲文学，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惯用语、隐喻、表达方式、主题等阐释它们同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因此，库尔提乌斯将中世纪拉丁文学，视为古代文学与后来各民族文学之间不可或缺的过渡，如此一来，便将从荷马到歌德的欧洲文学整合起来。

欧洲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缓慢、复杂又有踪迹可寻的过程。5—9 世纪是日耳曼人入主欧洲、欧洲社会秩序发生转换时期，在激烈的社会振荡中迎来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9 世纪采邑制确立，欧洲逐渐由动荡趋向稳定，至十一二世纪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此时，土地大面积开垦，人口增长，贸易活跃，城市兴起，大学诞生，罗马法复兴。罗马法复兴表明罗马因素进一步融入欧洲，而且深入到欧洲法学体系的创生过程。当然，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还属基督教的大规模介入。

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逐渐发展的基础上，教堂林立，基督教全面兴起，特别是“教皇革命”引发社会政治框架重组。欧洲文明的三个要素，进入集中混合“发酵”期，一种新的欧洲文化依稀可见。难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11 和 12 世纪，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欧洲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青春期，达到了它的第一个富有活力的阶段。”

进入13 世纪以后，西欧社会明显加快了历史步伐，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变迁。例如，从共同体中心到个人本位，从领主强权到个人自由，从生活性消费到投资性消费，从糊口经济到商品生产，从劳动到休闲，等等。戴尔指出，全社会成员都参与了这样的变化过程，但主要的受益者却是贵族以外的普通人。在其后的几百年中，贵族减少和失去了特权，而普通人相应地扩大和获得了许多权利，中世纪中晚期的历史就是在贵族和普通人的权利的此消彼长中进行着的历史。

不论欧洲文明生成期还是发展转型期，我们不难发现一条主线，那就是普通人与贵族领主、民权与王权的抗争，在斗争中前者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毋庸置疑，这样的进程有利于底层民众力量的成长，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也有利于当时整个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有效积累。

总之，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日耳曼人马尔克制度、古代罗马法和基督教思想三要素熔为一炉，大约在 12 世纪逐渐生成欧洲文明的雏形，规定了其后发展的轨迹。西欧文明并非单一的、完全土生土长的:马尔克传统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日耳曼原始部落，罗马法来自被征服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则源于东方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教。可见，与世界大多数文明的形成一样，欧洲文明的创生过程也是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嬗变的过程，各文明要素扬弃和契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