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海岸”的辉煌与没落

那段海岸线曲折迷离，由无数海岬和众多深邃的小港湾组成，是神出鬼没的理想之地；那片地处于被遗忘的边缘，权力真空之下各种违法行为频发，走私犯视之为天堂；那条河，处于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边界，既便于货物运输，又不容易被发现。

这就是西班牙作家纳乔·卡雷特罗《可卡因海岸》一书故事的发源地——加利西亚的“死亡海岸”。在这部以走私为主题的“调查报告式”的长篇纪实文学中，我们通过纳乔·卡雷特罗对加利西亚“死亡海岸”客观环境的详尽描述，对加利西亚走私历史的追根溯源、回顾重温，揭开一个不为人知的“走私的王国”。

与我们想象略有出入的是，最初的走私只是为了生存。在《我也是米纽河口的走私者》一书中，普拉西特莱斯·刚萨雷斯·马丁内斯用第一人称向人们举证:“人们食不果腹，对边境对面投去艳羨的目光。一箭之遥就是葡萄牙，那里的人们住着白色的房子，开着汽车，用电灯照明。与此同时，我们却用牛油蜡烛挑灯夜读，就连能够认识有自行车的人都算是幸运。”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不过为加利西亚人创造了机会，最终让“死亡海岸”成为走私者的理想之地。

可以说，是生存的压力让加利西亚的人们充分利用了当地优越的地理位置，起了走私的勾当。然而，随着走私的巨额利益回报，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从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开始走私非必需品。如果说以前为了生存而走私还可以理解的话，为了赚取巨额利益而走私就让这件事情彻底走上了不归路。

除了地理位置便捷，当局对走私行为的默许也是最终导致毒品登上死亡海岸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走私者就与国民警卫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为对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或葡萄牙卫队来说，在米纽浅滩设置一个哨所要远好过中什么彩票。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家庭条件较差的执法者，也需要额外收入改善生活。

如果说最初的个人走私还处于“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的话，随着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帮派的日益兴起，加利西亚的走私犯罪经历了结构性改革，迈进了“资本主义”的“垄断时代”:“中小黑市商给批发商让路，而批发商又对市场进行垄断。从小农场到种植园，从单打独斗的走私者到等级森严的组织，由“黑老大”把控全局。”

虽然这种走私行为不为法律所保护，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很包容，走私者老板经常与各色政治家、市长、银行家和企业家推杯换盏、风光无限。烟草走私大佬曼努埃尔迪亚斯·刚萨雷斯更是在1987年被人民联盟任命为市长，他让“走私者是最值得尊敬的人”登上报纸、家喻户晓。

走私者与人民联盟互相帮助也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正如佩费克托·康德在《加利西亚之网》一书中所述:“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资助行为，但话说回来，我写此事时，也没有任何人对我提起诉讼。”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普通人对走私也异常羡慕，“贩运禁运品是一份倍受追捧的工作和令人骄傲的职业”，一个女人为孩子登记户口时居然直截了当宣称丈夫的职业是“走私”，一个小男孩谈及长大后什么时也直言不讳地说要“做个走私者，跟我爸爸一样”。

在作者的调查分析看来，走私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吸金的“金牌职业”。主要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当时走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烟草，大麻、可卡因等毒品还没有波及到这里，大家和气生财；二是走私集团的发展壮大为数千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通老百姓，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至于用什么方法手段，就无须多问了。

直到毒品走私开始危急普通人的生命，民众才开始对走私行为进行反省，甚至成立民间组织抗议走私。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抗议者联盟”。这个联盟由比戈的一群妇女创建，她们反对家族帮派，反对销售毒品，她们大多因为这场“全民走私”失去了亲人。

“抗议者联盟”的抗议行动，“是对多年来半被动、半共谋、死气沉沉、支持现状的政治阶层泼去的一盆冷水。在该组织成立两年后，加尔松的‘海蟹行动’得以实施，这是国家对抗加利西亚家族帮派的首次协调一致的行动。”

时间进入21世纪，随着普通民众对毒品认识的加深，走私贩毒行为在加利西亚也遭受了沉重打击。昔日的走私大佬风光不再，走私行为也从公开化转入地下，虽然被捕大佬们的结局并没有如人所愿，或在监狱中监禁一生，或被判死刑，但对走私行为的严厉打击，也说明了当局的鲜明态度。只是，一个拥有悠久“走私文化”的地区，最终铲除走私的土壤，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还任重道远。

出生于1981年的纳乔·卡雷特罗，以其记者身份的职业素养，通过采访瘾君子、走私犯、犯罪头、法官和普通老百姓等人群，为我们清晰勾勒出加利西亚成为毒品流入欧洲“黄金通道”的“成长路线图”。在这场“毒品贩运史”中，有人大发横财，有人命丧黄泉。个人命运之外，是社会环境的恶化与政治文明的倒退。

翻开《可卡因海岸》，在难以置信的历史真相中走近那片“死亡海岸”，触摸一段匪夷所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