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幸福共同性”的建构与瓦解 （评《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在巴黎签署，作为英国财经官员参加谈判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却对此深感震惊、充满沮丧，他认为协约国强加于德国的苛刻赔偿条件，并不能解决横亘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主要问题，相反会导致新的不幸。自巴黎返回英国后，凯恩斯用了仅仅两个月时间，愤而写了一本《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凡尔赛和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补救办法，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进行国际贷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等。书中指出，在一个日新月异、充满不确定性且时刻面临货币动荡以及人口过剩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经济以及政治观念和预设已经过时。

后人阅读《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多会为它铿锵有力的文风、妙语连珠的慧见、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击节赞叹，然而，除了书中的尖刻嘲讽所透露出的道义愤慨之外，人们更需要意识到的是，这本百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巨著把人们对经济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或者应该说，它与凯恩斯后来的一系列传世之作，尤其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起，开辟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而它所带来的改变，又不仅仅在知识领域，而且是对现实世界的推动。

“凯恩斯主义”强调以规范经济供给为核心从而确保充分就业。1940至1960年代，饱受两次世界大战折磨的欧美各国，纷纷以此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那些困扰了欧洲和美国多年并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经济难题，竟然真的烟消云散了。尽管战后西方世界长时间的繁荣与和平，并不一定完全拜“凯恩斯主义”之功，但相比战前，政府频繁干预经济，却成为20世纪中下叶及之后很多国家的常态，19世纪曾被奉为信条的“自由放任”，则走下了经济理论的神坛。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凯恩斯

从自由放任式的个人主义和“经济无政府”，转变到能够出于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而有意识地对经济力量进行控制和引导，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新的时代，它所反映的是人类适应时代变迁而在知识生产上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翻开20世纪的页码，还要看到的是，对此做出努力的，并不只有凯恩斯和经济学，实际上，整个百年历程里，人类生活在各个领域都实现了19世纪难以想象的突破，而这又以人类在观念或知识上的巨大转变为前提，恰如《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所展现的那样。

在20世纪，“民主”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美国已故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认为近两百年来，世界已发生三波民主化浪潮，有两波都完全发生在20世纪，而第一波则是从19世纪一直延伸到20世纪。民主价值的被接受和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普及，从来没有像在20世纪那样成为主流叙事和实践。一百多年前，在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仍只是少数人的事，与普遍人无关，而到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国家的所有成年男子和妇女开始获得普选权，这些国家的政治也发生了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根本转变，“民主”终于部分地落实了它本来的含义（尽管“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的概念，都含有语义上的矛盾）。

人们对“民主”的认知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在20世纪刚刚翻开时，以法国犯罪学家塔尔德和社会学家勒庞为代表，社会思潮还在延续着欧洲古典时代对民主制的微词，认为大众的“集体心灵”是病态的，是类似于“女性的野蛮人或法翁（古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神）”，“他们满脑子奇思怪想，奴颜婢膝令人厌恶，他们轻信、神经质，时而狂暴，时而温顺，喜怒无常”（《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72页；下引本书只标页码），而文明意味着男子气概。然而，随着政党在20世纪的普遍兴起，人们发现非理性的大众是可以被政党所调理的，在约瑟夫·熊彼特、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大家的导演下，被看成乌合之众的大众、被作为选举机器的政党、被视为有效治理力量的精英，竟然统一在了同一个屋檐下，一起唱出了现代民主的交响曲。

讽刺福利体制的漫画：“福利体制如何兴起与终结”

19世纪之前的人们更不会想到，他们的子孙后辈在20世纪来到人世，可以“从摇篮到坟墓”都不用为生计发愁。19世纪末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率先搞起来的一整套针对工伤事故的受害者、贫困者、遭遇不幸者以及匮乏者的补偿机制，到20世纪中下叶之后，已经遍地开花，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身份标志。伴随工业化而兴起的福利制度所带来的重大变化，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千百年来的“家庭养老”传统的终结，国家成为照料公民生老病死的主要责任人；二是福利供给由早期单纯针对穷人的救济，发展到普及至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三是福利内容由有形的物质扩展到无形的权利。

在福利供给由早期针对穷人的“施舍”，转变到针对全体公民的“对共享生活的需求”后，福利制度已不再如丘吉尔的“最低原则”所承诺的只关系穷人的温饱，而是如马歇尔所关心的那样关系自由、平等公民权利的普遍实现和公民身份的确立。至此，“福利不再主要是再分配性质的，也并非旨在消除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所遭受的极端的不平等，而是转向通过寻找幸福的共同性来克服惯常差异的正当性，进而强调社会的连带与整合。”（20页），一句话，福利供给的有无和充裕程度，已是公民身份有无的标志，也是国家有无合法性的尺度。大萧条之际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恐怕没有想到，他所提出的“四大自由”，竟然真的在20世纪下半叶兑现了，与以往世代都是匮乏世界相比，20世纪地球上不少地方已是充裕世界。权利理论日益精致而且能够体现于现实生活，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想，在20世纪似乎真的在很多国家实现了。

20世纪里让人类的祖先们闻所未闻的思潮和实践，当然远远不止以上这些，身份政治、环境保护、女权运动等的兴起，都在不断开拓人类的政治理想，也使人类在权利追求上，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新的理论范式、政策取向、制度模式替代旧有，也借用了新的方法论体系。而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也风起云涌，在相互激荡中给20世纪留下了不同的试验、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经验，无论成还是败，这些经验对今天的生活来说仍是宝贵的。

鼓吹英国脱欧的政治漫画

回顾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发展及其实践，那些新鲜美妙的观念以及它们转化为国家的政策、人群的行动，让人们见证了一个“美好世界”的出现，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似乎都逐一实现，公民亦不再为匮乏而烦恼。这也使得在冷战刚刚结束之际，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不失时宜抛出“历史终结”、世界将归于自由民主一途的宏论。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想起19世纪末的最后一天，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在欧洲物理学家的大会演讲中回顾物理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说，物理学的大厦已经落成，所剩只是一些修饰工作。

然而，在20世纪的页码翻开不久，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提出，宏观世界的牛顿物理学大厦，很快就成了一座矮房子，科学共同体不再用19世纪的物理学范式来思考问题，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全新的领域。

21世纪的福山也正在经历汤姆生一样的窘迫，在踌躇满志地说完“历史的终结”不过十几年时间，这位声名远播的政治学家，如今关注的主题，却已经是美国和西方的政治衰败，而它的相伴场景，是2008年的欧美金融和债务危机，以及西方世界层出不穷的社会紧张状态。最近的两起引人注目的事态，是英国出人意料地选择用公投的方式“脱欧”，而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被人戏称是“骗子”与“疯子”的对决……

欧洲曾以形成欧盟为自豪，谁想今天英国竟要脱身而去；美国总统大选向来是一件“世界大事”，全球各国都会高度关注，谁会想到，今天大家开始把它当成一幕闹剧、喜剧来看。欧洲文明——更广点说是西方文明，就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好”文明，因为它不仅让欧洲和效法欧洲的一些国家在近几百年间变好了，而且曾让全世界都认为它是通向好世界的希望所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瞪大眼睛却看到，西方国家以往用来解决自身问题的知识思考和制度安排，如今在其自身都已窘态毕露。2008年以来的西方金融和债务危机，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西方的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政治等各种问题的“综合集成”。近世以来一直自认“引领世界”的西方政治理想，为何在“美好世界”刚刚形成、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却如昙花绽放、很快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窘境？

西方文明在当前的疲态，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悲观的前景。20世纪时那些看起来美好、非常符合人性要求的政治思想，该不该对此负些责任呢？《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对此未见着墨，这也许是该书出版过早所致（原书出版于2003年）。正在展开的21世纪，世界也许又需要新的凯恩斯，像在百余年前一样，推动人类知识领域走出20世纪的既成范式，以呼应当下人类生活的巨大改变。

【该文刊发于2016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程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