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的匪气，与金瓶梅的世情

说起来呢，我也并不算是一个足够合格的刘震云小说的读者，因为，在他的骨灰级粉丝——我某位同事——的眼中，我没有通读过他的所有作品，所以自然只能算是一个票友。

我经常对此表示很委屈，毕竟同事推荐我读的《一句顶一万句》我那是熬着夜看完的，因此在我阅读史的有效记忆中，刘震云必须拥有姓名。

他的文字我特别喜欢，有种非常熟悉的味道。也许最开始读刘的作品，我就是从《一句顶一万句》开始，此时他的创作风格已经比较成熟，以至于我第一反应便是：刘震云一定是《水浒传》及《金瓶梅》的忠实读者。当时这点只能算是猜测，后来又陆续读了《我不是潘金莲》以及这本《一日三秋》，就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刘震云笔下，是有一种来自于《水浒传》的匪气，以及从《金瓶梅》中飘出的世情气息的。

《一日三秋》是个非常独立的故事，尽管在接近小说结尾的地方，有那么一句话——“这（一日三秋这个词）在人和人之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呀”——类似点题，但它依旧非常独立。

故事的主角表面上是延津某豫剧团铁三角——演许仙的李延生，演白蛇的樱桃，以及演法海的陈长杰。这个故事的开端也挺有意思。戏里的白蛇没和许仙在一起，现实中反倒嫁给了法海。不过陈长杰和樱桃终成怨偶，这段婚姻，以樱桃自杀作结，留下一个儿子明亮，也就是本书真正意义上的主角。

陈长杰再婚，不方便带前妻的孩子，明亮就跟着李延生一家过日子。但这日子过得显然并不好，因为无论是陈长杰还是李延生，其现任配偶出于种种原因，都容不下这个孩子。明亮于是只能另为自己谋出路，在艰难中野蛮成长，终成一代炖猪蹄好手，在西安这座新城市开了连锁店，扎下根来。

故事的大框架，同《一句顶一万句》是类似的——两个小说的主人公心中，都隐藏着一股匪气，和一座“水泊梁山”。或者说，主角都在被生活所逼迫，上演着不断的“出奔”。

《一句顶一万句》上来就很直接，全书分成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上半部分讲的是吴摩西（杨百顺），为了寻找能同自己说得上话的养女巧玲，走出延津；下半部分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年后，巧玲的儿子牛爱国，也是为了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返回延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是有共性的——都是老婆绿了自己，原先的地方待不下去了，不得不离乡另谋生路，继而颠沛流离。

《一日三秋》的主舞台也是延津，而这本书里，“出奔”来来回回有四次之多。第一次是，明亮丧母，其父陈长杰对樱桃自杀含愧，无脸再呆在延津，便转投武汉讨生活；此时明亮还小，其出奔行为是随父而动。第二次出奔，则是明亮不堪继母冷落，兼之想念奶奶和延津家乡，离家出走，从武汉返回延津。第三次，成年后的明亮，学成手艺，娶老同学马小萌为妻，却因马小萌曾操皮肉生涯的早年往事被人宣扬曝光，无法再于延津立足，夫妻二人双双赴西安谋求发展。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奔，则是明亮功成名就，回武汉看望病症垂危的父亲陈长杰，并回延津迁坟——此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出奔，但也成就了一段旅程。

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水浒传》在刘震云笔下的一种洒落。水浒传里混不开的汉子们，有一条出路，就是“投奔梁山”，而每个人在奔赴梁山的过程中，都要经历自己必须经历的试炼，完成自己的课题，迎来自己的结局。

四大名著里，在西方世界反响最大的，大概就是《水浒传》和《西游记》。因为它们都触及了一个文学母题——旅途（或者说，出走与回归）。这个母题对于西方读者是非常熟悉的，很多经典从内容上，就是对这个母题的不断再创作。

这点刘震云想必也是意识到了。你看他给《一句顶一万句》的主角之一，起名叫“摩西”。摩西是《出埃及记》里的先知，带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到上帝应许之地迦南，帮助他们脱离苦境。

比较著名的还有荷马的《奥德赛》以及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其实这两部作品本质上是一个故事的重复创作。尤利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的拉丁文名字。《奥德赛》讲的是奥德修斯在海上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回归家园的故事。乔伊斯对奥德修斯这个人物非常向往，于是就在《尤利西斯》里，塑造了一个犹太人主人公布鲁姆。

布鲁姆与史诗英雄奥德修斯是相对应的：奥德修斯历经大海上的艰难险阻，回到家园；而布鲁姆，则是在离家流荡的近19小时内，受到了各色人等的歧视和侮辱，才回到家中，继续过他谨慎而卑微的生活。无论是英雄，还是普通人，都会遇到各种苦难。英雄有英雄的扛法，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生存之道。奥德修斯面对艰险，那就是一个淦，这个是强者的应对方式；而布卢姆面对各种羞辱，看似懦弱无能，但这也是弱者的生存智慧，能在精神层面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刘震云的文字，不也是如此吗？就拿《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摩西这个人来说，你看他从16岁离家出走，什么样的行当都干过，没有信仰，也没有什么必须坚持的东西，他要应对的就是艰难的生活，只要活下去，什么委屈他都能受，怎样的立场他都能摇摆。《一日三秋》中的明亮，同样也是没什么选择，眼前看不到该走哪条路的时候，那就是有哪条路就走哪条路，继母容不下就逃回延津，父亲不付抚养费了就放下书本去打工，老婆被人欺负了就带着老婆出逃西安。

再不同的旅途，最终都有一个终点。无论是神的应许之地、故国家园、水泊梁山，亦或西天佛国，包括当代文学中一系列公路小说所指向的一个又一个目的地，说到底，都是人类所不停追求的、自身所最看重的那个价值。这个价值是不一的，它们根据人类个体的差异，或高尚，或平庸，或长远，或苟且，但那都没有关系，这就好比布鲁姆那种“窝囊平庸的活着”，在一些人心目中，可能也是最温馨最值得争取的一种价值了。

而刘震云的小说，我个人感觉，他也是在探讨许许多多中国人，在奔赴自己心里那座水泊梁山时，所抱持的某种价值认同。

而这其中，恐怕“能把日子过下去”，才是最终的着落处。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中国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一群人，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就不会揭竿而起。所以你看着梁山好汉似乎都是法外之徒，但“官逼民反”的背后又是什么呢？说到底，落草还是为了能把日子过下去。为寇如是，受招安亦如是。也就怪不得孙述宇老先生，会将“过日子”形容为中国人最大的信仰——一切宗教、价值观、方法论，中国人都能“拿来主义”，哪个有助于帮助自己把日子过好，哪个就是信仰。

以前有个相声，说是买门神，不能说“买”，要说“请”；但当邻居问起请个门神多少钱时，对方撇了撇嘴道：“就特么这破玩意儿，居然要四块钱！”

门神能保佑家里平安，利于过日子，那就必须尊重；但当买门神所费不菲，对过日子稍有负面经济影响时，门神立刻就被骂了。这颇能生动形象地概括出中国人的“过日子信仰观”。

而实现这种“过日子信仰观”，是通过“通世情”实现的。

这就不能不提刘震云一贯的写作风格了。他的风格其实是很有《金瓶梅》味道的，一为俗，二为自然主义的世情刻画。前者不表，不难懂。后者则是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习惯性使用的“看官听说”（这后头往往是一大堆惩恶劝善的说教），作者将自己隐于书后，事无巨细地记录每个笔下人物的言行心态，不加褒贬，不插入作者自己的态度——这个就叫做文学手法上的“自然主义”。

《金瓶梅》之所以被骂，我觉得那点带shai儿的描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你居然不为圣人立言、不惩恶劝善的嘛！一个文学作品，如果作者不加以价值观引导，任由读者批量制造“哈姆雷特”，这日子还能过嘛？

但这正是《金瓶梅》的魅力——它能最原汁原味还原“人”的状态。刘震云下笔，就是这种自然主义风格的继承，在描写书中人物的日常生活时，纯粹写实，不做褒贬，任由读者体悟评判。这时候，小说就变得很有看头了，堪比推理。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人物，是有二皮脸的，是会说谎的，是会算计的——但说谎算计二皮脸就能判定他们是坏人么？不是呀，但读下去，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而是一群奉行“世情”的人。

刘震云善写世情。这也是《金瓶梅》一脉的。

什么是“世情”？

法国有个肉/文作家萨德侯爵，这其实是个打着肉/文的幌子，贩卖其哲学内涵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他写过一本小说，有中文译本，叫《美德的厄运》（一译《淑女的眼泪》，印象中是社科出版社出的）。这个小说大致是讲，一个处处奉行美德的姑娘，反而遭遇到各种恶行的欺侮凌辱，最后年纪轻轻不得好死（印象中是被雷劈死的）。她还有个姐妹篇，知道的人不多，叫《恶德的鸿运》，主角是前一本书女主的姐姐。这个姐姐和妹妹完全不同，她觉得世道很糟糕，就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外围行业中了，并且最终成为了贵妇，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居然还高寿善终了。姐姐就对妹妹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你奉行美德，遵纪守法，我很佩服你；如果这个社会靠遵从这些东西能过得不错，我也愿意向你学习呀，可惜并不是。

中法文化上当然有差距，但是上述小说渗透的一种价值观“双标”，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很多我们传统社会所奉行的诸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些东东，落实到底层世俗社会的行为准则中，是完全行不通的，或者说，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行得通。比如说《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最开始她也不是银妇，她还是想维护自己贞洁的，但是不可得，最后反倒必须从权跟张大户发生关系，同武大郎结婚。最后潘金莲想明白了，跟了西门庆，也并不在意西门大官人有没有其他女人，反倒过得十分滋润（其实现实中，武松们是报不了仇的，他们根本摸不上西门庆们的门）。这个要是在更传统的小说中，潘金莲是必然要被道德法律轮番拿来做教学案例的，但在《金瓶梅》中则明显不是。

世情可不是法律、道德层面的东西。但是它也不完全同于人情，甚至有时它会是毫无人情的存在。《一日三秋》当中秉承了此等写法，让许多人物关系，变得令人有些瑟瑟发抖。

最典型的，就是书中对陈长杰和明亮父子关系，以及对秦家英和明亮继母子关系之间的刻画。从法律层面，陈长杰对明亮有抚养义务，他应该给明亮寄抚养费直到明亮成年。从道德层面，亲父对子女，继母对继子女，是要好好抚养的。

但是从刘震云世情的视角，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陈长杰由于是上门侄女婿，对秦家英就矮一截，那他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就是牺牲明亮的利益，完全听秦家英的话，和明亮断绝经济联系，如此，方能维持和秦家英“过日子”关系的平衡。而秦家英从继母的角度，明亮是陈长杰前妻的孩子，是她亲闺女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争夺者，是对陈长杰的感情争夺者，老话儿也说“继子养不熟”，那她冷淡以对，排斥继子，反而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所以说，从世情角度，那就没法律和道德什么事儿了——一切同利益相关，怎么算计对自己“过日子”最有利，就怎么来。

这几段关系到后来的发展就更有趣了。明亮出息了，有钱了，那“世情”也就为之一变。是秦家英也肯认这个继子了，连原本对明亮很排斥的秦家英之女秦薇薇，也肯同明亮攀扯关系，而她们为的，不过是明亮肯为生父陈长杰出高额医疗费的大头。说到底，还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

中国当代文学我读得还是比较有限的，刘震云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私以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在文字上所需要做的事之一，就是要忠实地去记录“国民性”，或者说俗一点，要去充分描摹一个个中国人的脸孔，从他们身上提炼出一种共性出来。就这个意义来说，刘震云是成功交出了自己的一份答卷。

我终归是读古典文学多一些，很喜欢《金瓶梅》，更欣赏其写作风格。吾生也有涯，总还是希望看到自己所偏好风格的文字，多多现于世间的。无论那其间有什么，是那座水泊梁山也好，是春梅重游过的旧家池馆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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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当代作家里，擅长世情描写的很多，比如方方、池莉、叶兆言、毕飞宇、贾平凹、苏童、范小青等等。就不一一介绍作品了，感兴趣的可以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