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古书的再版，往往启发整个时代的复古
今日读罢《中国小说史略》。是书议论与选文相交杂，故用文言。所读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本，虽有注释，但标点、文字之误甚夥。
诗与神话，二者存在怎样的联系？鲁迅认为“诗人为神话之仇敌”，列维-斯特劳斯或有同感。鲁迅又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神话经过诗的改造，还是神话吗？“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唐时志怪小说用诗甚多，如《玄怪录》，对后世可能存在影响。鲁迅也注意到小说用诗的现象，并举《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之例。小说家同时可能是诗人，如元稹、段成式，“成式能诗，幽涩繁缛如他著述”。
目录学是探缘的学问，目录与小说更是别有缘分。例如：一、刘向撰《别录》，又撰《列女传》《列仙传》《说苑》，既是目录学祖师，又是故事爱好者；二、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小说很冷感，但身为目录学大家的纪昀，同时也是大宗师级的小说痴迷者；三、鲁迅撰写小说史，开篇必须从目录学谈起；李剑国撰写小说史，全书紧紧围绕目录学展开；四、历代目录在对小说的分类上颇感棘手。
陇右在小说发展史上颇有地位，如王嘉《拾遗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古岳渎经》、李朝威《柳毅传》，又如《西游记传》校者是天水赵景真，《醒世恒言》有可一居士序。以陇右为故事场所的古代小说有哪些？神话有：西王母、牛女。
《南游记》与《西游记》均有“铁扇公主”“大闹阴司”“大闹天宫”“齐天大圣”等元素，又与目连救母故事很像。《西游补》云“青青世界”，我曾幻想一部电影，题为“西的青青之夜”。所谓“青青世界”，远离颠倒梦想，化男化女，奇异非常。女娲出门旅游，在门口贴上纸条：“二十日到轩辕家闲话，十日乃归，有慢尊客，先此布罪。”
晚晴狭邪小说，对于妓女的描写凡三变，可以从中看出男性社会骤变时的厌女观。历代小说多用笔名，撰写小说之“我”，与平日之“我”，像不是同一人。“五鬼闹判”“五鼠闹东京”“五官争功”“五丁化石”……标题为五个主体的故事还有哪些？
文学史未必连续，而是在书籍的生命间跳跃。一本古书的再版，往往启发整个时代的复古。
另：古罗马人昆体良有《雄辩术原理》，宋代说话人有“雄辩社”。森见登美彦笔下有“诡辩社”。
牛魔王被降服时，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西游记》描写道：“回到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罗刹听叫，急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
梁启超曾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1902年于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1905年停刊，共出两卷二十四期，以小说为主，旁及诗歌、戏曲、笔记等。
笔记如左：
全书二十八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神话与传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今所见汉人小说」「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下）「《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唐之传奇文」（上下）「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宋之话本」「宋元之拟话本」「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下）「明之神魔小说」（上中下）「明之世情小说」（上下）「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清之讽刺小说」「清之人情小说」「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书前有「题记」「序言」，书后有「后记」，附录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六讲，为鲁迅1924年西安讲学记录稿。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汉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弦按：出于《论语·子张》子夏语）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文选》卷三十一江淹诗《李都尉》李善注引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桓谭《新论》：“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明，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耶？”（弦按：“圣明”当作“圣人”，涉上文“明”而误，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本作“圣人”）《论语·子张》：“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小说之著录。一、《汉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谓“可观者九家”，小说所录凡十五家：《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师旷》六篇、《务成子》十一篇、《宋子》十八篇、《天乙》三篇、《黄帝说》四十篇、《封禅方说》十八篇、《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九十篇。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二、《隋志》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所论列仍袭《汉志》。三、《旧唐志》以毋煚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所录小说与《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四、《新唐志》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棼，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五、《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将小说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小说别为三派：叙述杂事（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记录异闻（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搜神记》《续齐谐记》）、缀辑琐语（如《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神话与传说」：
志怪之作，《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
殆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
《山海经》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术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汲冢琐语》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汲县晋立《吕望表》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然审查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
「今所见汉人小说」：
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拾遗记》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萧绮之录亦附会，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以为“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当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之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
「唐之传奇文」：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中者（他书所收，时代及撰人多错误不足据），实唐代特绝之作也。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拟而已，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
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然传奇诸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人，著作今存四篇：《南柯太守传》（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谢小娥传》（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庐江冯媪》（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三）《古岳渎经》（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七）。
陇西李朝威作《柳毅传》（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十九）。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造传奇之文，会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牛僧孺在朝，与李德裕各立门户，为党争，以其好作小说，李之门客韦瓘遂托僧孺名撰《周秦行纪》以诬之。
成式能诗，幽涩繁缛如他著述。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帝王纵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乐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则益以隋炀。
「宋之话本」：
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然用白话作书者，实不始于宋（敦煌写本已有）。
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梦粱录》（二十）影戏条下云，“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又小说讲经史条下云，“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
《碾玉观音》因欲叙咸安郡王游春，则辄举春词至十余首。此种引首，与讲史之先叙天地开辟者略异，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耐得翁之所谓“提破”，吴自牧之所谓“捏合”，殆指此矣。
「元明传来之讲史」：
《隋唐演义》计一百回。凡隋唐间英雄，如秦琼窦建德单雄信王伯当花木兰等事迹，皆于前七十回中穿插出之。叙述多有来历，殆不亚于《三国志演义》。惟其文笔，乃纯如明季时风，浮艳在肤，沈著不足，罗氏轨范，殆已荡然，且好嘲戏，而精神反萧索矣。
洪迈《夷坚乙志》（六）：“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手拈梅花，唱道“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
蔡奡《东周列国志读法》：“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从经传上来。”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
「明之神魔小说」：
道流羽客。
《四游记》。一曰《上洞八仙传》，亦名《八仙出处东游记传》，二卷五十六回，题“兰江吴元泰著”。二曰《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四卷十八回，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三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四卷二十四回，亦余象斗编。四曰《西游记传》，四卷四十一回，“题齐云杨志和编，天水赵景真校”。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鲁迅1935年此书日译本序言已同意郑振铎《痀偻集·西游记的演化》的观点：一百回本在四十一回本之前）。
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于《四游记》中亦采《华光传》及《真武传》，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翻案挪移则用唐人传奇（如《异闻集》《酉阳杂俎》等），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然作者构思之幻，则大率在八十一难中，如金兜山之战（五十至五二回），二心之争（五七至五八回），火焰山之战（五九至六一回）。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组》十五）之“《西游记》蔓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弛，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
《西游补》十六回，天目山樵序云南潜作；南潜者，乌程董说出家后之法名也。《西游补》云以入“三调芭蕉扇”之后，叙悟空化斋，为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境，拟寻秦始皇借驱山铎，驱火焰山，徘徊之间，进万镜楼，乃大颠倒，或见过去，或求未来，忽化美人，忽化阎罗，得虚空主人一呼，始离梦境，知鲭鱼本与悟空同时出世，往于“幻部”，自号“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而实无有，即“行者情”，故“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本书卷首《答问》）。其云鲭鱼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即皆谓情矣。未入释家之奥。惟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
「明之人情小说」：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今古奇观》与三言二拍之时代关系，盐谷温为之立表：《明的小说“三言”》。表在《中国小说史略》中。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广记》成，又置不颁布，绝少流传，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异，以为奇绝矣。
《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至于每卷之末，常缀小文，则缘事极简短，不合于传奇之笔，故数行则尽，与六朝之志怪近矣。
《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合刊名为《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然较之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议论。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盛序语），其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者也，而世人不喻，哓哓然竞以劝惩之佳作誉之。
俞樾作《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止述异闻，不涉因果，又有《耳邮》四卷，又将《三侠五义》改名《七侠五义》并作序。
明嘉靖以来将说部刻为丛集的，有：陆楫等辑刊《古今说海》，李栻辑刊《历代小史》，吴琯辑刊《古今逸史》，王文浩辑刊《唐人说萃》（一名《唐代丛书》）等。这些书真伪错杂，鲁迅在《破唐人说萃》《唐宋传奇集·序例》等文中曾予以批评。
「清之讽刺小说」：
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清之人情小说」：
嘉庆初，袁枚（《随园诗话》二）已云：“康熙中，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末二语盖夸。
“艳情人自说《红楼》。”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所观”，故亦不屑道也。
李汝珍《镜花缘》凡一百回。盖惟精声韵之学而仍敢于变古，乃能居学者之列，博识多通而仍敢于为小说也；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识多通又害之。书中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其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羡，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矣，不如作诙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
「清末之谴责小说」：
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
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
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二、中国的神话很少。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假的。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
《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它的支派——《笑林广记》（清游戏主人辑。笑话集，四卷，分古艳、腐流、形体、闺风等十二类），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的小说，岂非笑话？
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那种志怪的书，并不放在小说里，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
宋初底《太平广记》——这书可算是小说的大类书，是搜集六朝以至宋初底小说而成的——我们于其中还可以看见唐时传奇小说底大概。
白居易作《长恨歌》，他的朋友陈鸿作《长恨歌传》，清人洪昇作《长生殿》传奇。白居易之弟白行简作《李娃传》，对后来戏曲很有影响，元人《曲江池》、明人薛近兖《绣襦记》都以它为本。元稹作《莺莺传》，虽不杰出，但对后之戏曲影响亦很大。
唐人底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读的《宣室志》，苏鹗的《杜阳杂编》，裴铏的《传奇》等。毕竟是唐人作的，所以较六朝人作的曲折美妙得多了。
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鲁迅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胡适、俄人钢和泰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胡适《西游记考证》：“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鲁迅认为不对：一、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二、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三、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
传奇本身，到唐亡就随之而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宋人虽然还作传奇，而我说传奇是绝了。
宋之士大夫，对小说之功劳，乃在编《太平广记》一书。至于创作一方面，宋之士大夫实在并没有什么贡献。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说话”。“说话”分四科：一、讲史；二、说经诨经；三、小说；四、合生。“讲史”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是后来历史小说之起源。“说经诨经”以俗话演说佛经。“小说”是简短的说话。“合生”是先念含混的两句诗，随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意思，大概是讽刺时人的。这四科后来于小说有关系的，只是“讲史”和“小说”。那时操这种职业的人，叫做“说话人”；而且他们也有组织的团体，叫做“雄辩社”。他们也编有一种书，以作说话时之凭依、发挥，这书名叫“话本”。南宋初年，这种话本还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则杂剧消歇，话本也不通行了。
《五代史平话》也是如此；它的文章，是各以诗起，次入正文，又以诗结，总是一段一段的有诗为证。至于诗，我以为大约是受了唐人底影响：因为唐时很重诗，能诗者就是清品；而说话人想仰攀他们，所以话本中每多诗词，而且一直到现在许多人所作的小说中也还没有改。《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从日本拿回来，所谓“诗话”，乃是有诗，有话，是注重“有诗为证”的一类小说的别名。
罗贯中小说只剩了四种，此四种又多经后人乱改，已非本来面目了。——因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不似经书，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一、拟古派。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元末明初，钱塘瞿佑仿了唐人传奇，作《剪灯新话》。纪昀说《聊斋志异》之缺点有二：（一）体例太杂。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作品中，不当有两代的文章的体例，这是因为《聊斋志异》中有长的文章是仿唐人传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却像六朝的志怪。（二）描写太详。这是说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而每每过于曲尽细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许多事，本人未必肯说，作者何从知之？纪昀为避此两缺点起见，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而只是学他的以神道设教一面的意思，于是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二、讽刺派。小说中寓讥讽者，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吴敬梓《儒林外史》。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谴责小说）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三、人情派。道光中，《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如《品花宝鉴》《青楼梦》，仍脱不了明末的才子佳人这一派。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光绪末年，《九尾龟》之类出，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四、侠义派。《三侠五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