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的难题

在上一部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中，贯穿阿乙早期作品的逃离冲动已如柴郡猫一般消失；同样，早先的“洪一（乡）——瑞昌（县）——郑州（省城）——上海（直辖市）——广州（沿海）——北京（首都）”的拾级而上的漫长旅程，也在这时倒转方向，小说中的人物开始试图重回这段逃离史的起点，亦即那个长期以来被作者视为“世界尽头”与“世界一段盲肠”的地方。《在流放地》（2006）这篇小说，主人公“我”最初被安排至石山县派出所实习，此后又被分配到“柏油路晒满柚子皮的岙城乡”。岙城乡之于石山县是降级，之于省城、首都就更是流放的所在。故事里的岙城乡尚且有柏油路，而它的原型洪一乡事实上连柏油路都不曾铺就，只有一个邮电代办所与一家兼售汽油的小卖部。曾如困兽一样滞留在此的作者日后反复地为我们描述了当日的场景：“如果上天有帝，他擦拭慈悲的眼往下看，会看到沟渠似的海洋、鲸脊似的山脉、果壳般的岙城派出所，以及蚕子大小的一张桌子。桌子的南北向坐着警校实习生我和小李，东西向坐着民警老王和司机，四个渺小的人就着温暖的阳光打双升。扑克天天在打，当时的我只觉一夜没睡好，像是被绑架而来，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却觉得吊诡。”

这段话后来被作者戏谑地楔入《作家的敌人》，但感受之深却毋庸置疑，不然他便不会在《国际影响》《意外杀人事件》与《模范青年》等篇均回想起此事，认为倘不改变这个现实，“一生就这样葬了”，而自己“合该在麻将桌上老死”。于《意外杀人事件》，更是盖棺论定“一次打牌的经历加速了艾国柱的出走日程”。《模范青年》与《意外杀人时间》的题旨皆关乎偶然：前者的偶然是“我”意识到自己原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周琪源”，却是因缘际会变成了今日的“艾国柱”。艾国柱顺利出逃，做了大城市的子民，而作为“我”之镜像的周琪源却只得在乡下无望地从生到死。后者的偶然是一心想要出逃的“艾国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李继锡杀害，直至在医院行军床上弥留的时刻，仍是不肯合上双眼，遂引来知情者的痛哭。这种偶然的一致性都从反面或悲剧的下场来指认逃离的刻不容缓，诚如李振所言：“这是一道单选题，由不得半分含糊。生命也因此变得简单而残酷：要么离开，要么死。”但《模范青年》里有一处细节迄今尚不被充分注意——当“艾国柱”回顾自己半生的颠沛辗转时，作者短暂地记下了某个一闪而过的心绪：

更重要的是，我再也感受不到内心的那种力了。我那蠢蠢欲动的柴油机早就锈迹斑斑、不堪运转。眼下的一切看起来还辉煌，还属于我，却早成记忆的沉渣。

若干个城市

若干家单位

若干件租住房

若干任女朋友

始终保持在一万元左右的存款

毫无意义的累加

生之疲乏

《模范青年》是阿乙关于自身逃离经验最完整的一次书写，但这个“生之疲乏”已然令小说的题旨不再局限于逃离本身；很可能也正是这一点，令城市与乡村、逃离与死亡、“世界之都”与“世界尽头”之间的对立，在作者此后的写作中不复那么尖锐而绝对。阿乙对“世界尽头”序列的修订就起于这种直观的失望：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却并没有为个人提供一劳永逸的意义；至于价值的多元，似乎更是在透露“有无数种真理，所以再无真理”的秘密。如果说不逃离便没有自我实现的可能，那么逃离之后，这种可能性依然在饱受着市场的嘲弄。《模范青年》出版四年之后，阿乙在《情史失踪者》一书用三个短篇终结了这个话题。首先是《虎狼》与《肥鸭》，在这里他已能同情地看待小镇上那些百无聊赖的农人。其次便是作为集子尾声的《对人世的怀念》。《模范青年》中的“我”认为“不可能有比村更往下的地方”，但在这一篇里，当“我”追随着记忆和祖父的脚步来到阮家堰时，却是猛醒“走湾里还是有地方可下的”。恰在这时，城市被揭示为逃离者曾在乡村仰望的夜空，而故乡已成为废墟似的空间。“我”与故乡的关系此刻也像是《猎人》提到的那个循环：“当初，你欲得到你热爱的人，我欲得到你，有人欲得到我，都遭遇严重失败。我们成为彼此的出气筒。最终，我们一无所获，按照时间或者上帝的旨意，像牲畜给自己套上项圈，选择结婚。在我们尝试望一望星空时，不小心都老了。”

试图重返这段逃离史起点的，是那个已经衰老的作家。《虎狼》中车站算命瞽者抛来的问题曾让他不寒而栗：“你爷爷是不是艾政加？”“我”为之恐惧是不解瞽者何以如此清楚“我”的底细，但这个再次浮现的家族史公式——它曾是驱使“我”逃离的永恒刺激——如今似已被作者坦然接受。《对人世的怀念》里同样出现了这句话：“一位戴斗笠并穿藏青色褂子的汉子走阮家堰方向行来，路过我时，并未抬头，说：‘你回来了啊？’‘是啊。’我说。‘你是政加爷的孙子吧，听声气一点也听不出来。’‘是啊，我是政加爷的孙子。’”在分析阮家堰何以没有阮姓人士时，作者推测是“严重的饥馑使之绝户”，仍不忘老调重弹“不会是因为战乱，战争不会深入到这里，这里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但其情感与认识基调已不同于过往，也已然埋藏着设身处地的同情：这篇小说的秘密在于，题目中的“人世”与“故乡”是可以置换的，而它们实际上标志着作者同故乡的和解，并且开启了《骗子来到南方》的叙事。诚然，“战争不会深入到这里，这里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但骗子已经来到南方。小说开篇，阿乙带领我们回顾了曾经发生在红乌的几桩“现代性事件”：

两年前，也就是二〇一七年九月，这座高铁站开通运营。从此红乌到武汉和北京的行程分别被缩短为一个半小时和四个半小时。……对久居红乌、因志气和体能丧尽而失去迁徙可能的人来说，这条消息是对他们的一次重新命名和授予，会带领他们进入虚幻之境。同样的幻觉在一九八九年武九线红乌站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在同年底红乌撤县建市时出现过一次，在二〇一〇年杭瑞高速公路红乌段建成通车时出现过一次。每一次，人们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

这一系列事件的后果是带来或带走。火车停下，带来几个骗子与杀手；火车开走，它便带走一批批青壮年劳动力与小镇青年的爱人。带来一名杀手的本事已被写入《意外杀人事件》，在那个短篇里铁路这一现代性的象征首次为南方带来灾厄。带走青壮年劳动力的本事则见诸《杨村的一则咒语》，这个作品看似乡村宿命叙事，究其根柢，却是以志异的形态呈现乡村被城市化运动掏空边缘的现实。国峰的死与农妇的赌誓无关，他的死应当归诸化工厂的工作环境。换言之，他不是死于乡村的神话（赌咒兑现），而是死于现代性的神话（乡村人口流向大城市的工厂）。同样，《隐士》与《阁楼》也写到这种现代性的掠夺，在前一篇它是吞噬小镇青年范吉祥爱人的黑洞，后一篇里则是刘国华必须消失，朱丹才能抵达的应许之地。一言以蔽之，早在《骗子来到南方》的主人公唐南生到来以前，阿乙笔下的故乡已被所谓的“世界与历史中心”的幻觉收割了几轮，但《骗子来到南方》毋宁又是一篇更为现实也更为残酷的寓言，集资——这一极端另类的现代性——如今直接以镇压的形态降临在了这“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

欺骗的主题在阿乙的作品谱系里始于《一九八八年和一辆雄狮摩托》，行经完成度堪称完美的《小人》，直至《永生之城》。说来《骗子来到南方》也是如此，即都是将谜底由直陈融入叙事，再辅之以心理、行动、外在环境等自然细节，直至“推翻人们的一切认识”，令潜伏于地表以下的罪孽在文本最后遽然现身。《骗子来到南方》的独特之处在于，此前作者写到的骗术多少类似“民间智慧”，它与时代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这一次由唐南生开启并象征的骗局，却是一头人人苦其久矣的“房间里的大象”，而小说对微观人性的捕捉、对骗子与受骗者暧昧关系的刻画也真实得令人发噱：唐南生发售股权之日，众人为争夺《投资入股协议书》几乎上演一场唯恐不能受骗的闹剧，先到者为阻挡后来者，“学骡马尥蹶子”，后来者又以绑架的姿态将签字的总经理掠至荒野继续签字。庆祝晚宴上唐南生邀请入资者同他一起高喊“想发财，做梦吧！”，闻听此言的人面面相觑，然而却不愿听从理智的劝导，也不愿从字面含义将其理解为毫不遮掩的羞辱。等到众人不得不接受被骗的事实后，贪婪再次让颠倒的理智有了用武之地，即转而欺骗与麻痹自己：上当的农人会围坐在一起论证“唐老板”如何不是骗子，唐南生的日常起居与身家性命也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验证这种荒唐的真实性，未来的人也能从中了解我们这个时代曾经有过的景观。

《骗子来到南方》同时还唤醒了我关于《虫蛀的外乡人》的记忆。这两篇小说在虚实两端分别做到了极致。写作时间较早的那个寓言里，与死神发生关系的村民无论有多么激愤、癫狂、恐惧、哀伤，红乌县的受骗者都像是他们在现实世界的镜像，如行动总以复数的形态出现，前一篇是拖男挈女赶去捞虾捕鱼、誓师待发追捕死神，后一篇是“当初有多少人在这里围抢《投资入股协议书》，现在就有多少人在这里围堵唐南生……当初只是将一张四角的电脑桌压平在地，现在差不多要将整座房子推倒”。又如死神逃窜后整个村庄不知所措、相对嚎啕的场景，于现实的红乌也一一复现。唐南生的形象在小说最后于现实世界的回响中变成了“用自己超人的智慧预见到一切”的“先知”，作者笔端的反讽可谓一以贯之。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当作者打破自己长期以来信奉的那条福楼拜禁令，也就是说，他开始现身故事的舞台中央（“我相信有读者在把这篇小说看到一半时，就知道谜底是什么了……”），这种态度的缓和也暗示着他与故乡和解。为了真实复盘这场骗局中的暧昧质地，巴尔扎克的书记员笔法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对象的共谋性与暧昧性似乎又否决了任何道德教化的企图：因为暧昧，所有孰是孰非的判断都无从直陈；因为共谋，原先的乌合之众才在这一篇由“上帝不要的人”过渡成为人类的全体——也许这就是作者试图重返并与之和解的故乡，这个故乡即是人类的故乡，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进退维谷的叹息。

2021年6月16日

刊于《南方都市报》2021年7月11日，刊出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