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魔術師時代到魔法師的年代
這篇不是書評，充其量只是繁簡兩個不同版本的翻譯比較。希望能夠過這樣的比較，讓讀了簡體版而感到挫折的人，能夠再給這本書一個機會。畢竟書是好書，對哲學概念的介紹也還算是淺顯易懂，可惜簡體版的翻譯常常會增加理解的困難，連故事的部分，也可能因為翻譯的關係，故事說得有點不流暢。
以下放上兩個版本的翻譯，讓大家比較：
该做些什么？
“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和反应方式在所有细节上都已知，另一方面，性格所处的上下文领域中所有事件也已知，那么，会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以及他会完成的一切都可以得到精确预测。也就是说，他的命运也将是已知的。” 这种说法对吗？生活道路真的就以这样的方式被确定了？生活道路是可以预测的吗？包括自己的人生经历也会是这样吗？一个人若想要创造自己的生活轨迹，还有多少余地？1919年9月，27岁的本雅明写了一篇题为《命运与性格》的随笔来探讨这些问题。就如上面他文章中第一句话提到的那样，他想要预测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命运。这对于处在一战结束后的欧洲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代表性。这些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着战后重新审视自己文化基础和生存基础的要求，写作就成了他们自我阐明的途径。
一战后的首个夏天，本雅明出于个人原因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他已经过了进入所谓成年生活的过渡阶段。他成了家（1917年），当了爸爸（1918年），并于1919年6月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一战全球战火的恐怖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本雅明的生存状态。1915年，本雅明逃过了他的第一次入伍征召。在入伍体检前一夜，他和他最好的朋友格尔哈德·肖勒姆待在一起，一整夜未合眼还喝了无数杯咖啡，这样到第二天早晨体检的时候，本雅明的脉搏极其不规律，体检结果为无法服兵役。这是一种在当时惯用的逃避兵役办法。1916年，本雅明用更有想象力和复杂得多的办法成功逃过了第二次服兵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他让后来的妻子朵拉对他进行为期几周的催眠，使他自己深信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从结果看，这次的办法实在是太成功了！根据军医的检查结果，病症很明显。虽然这些病症还无法完全免除本雅明的前线勤务，但起码使他获得了官方准许，让他在瑞士的一家专门医院进一步检查复杂的病痛状况。只要能去瑞士并待在那里，今后就不用再担心被强制入伍。于是，朵拉和本雅明于1917年秋天决定，就在瑞士待着。
怎麼辦？
「如果一方面我們知道某個人性格的所有細節，即他面對事情的反應方式；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那個人所在區域發生的一切事情，那麼我們就能準確說出那個人的遭遇以及他會做的事情。」這個說法成立嗎？一個人的生命旅程真的能以這樣的方式決定、判定和預定嗎？所以自己的人生遭遇也可以事先確定嗎？一個人還有多少自由空間可以打造自己的人生？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歲的班雅明懷著這樣的問題，著手撰寫《命運與性格》（Schicksal und Charakter）。正如文章開頭第一句話顯示的，他極力想在這個時代猜出未來的模樣，而這正是歐洲整個年輕世代的知識份子所共有的，因為他們在大戰結束後，面臨了一個重大的考驗：他們必須重新檢視自身的文化與存在。而寫作就是他們釐清自我的手段。
然而在戰後第一個夏季，班雅明也出於個人因素而處在一個轉折的處境裡。此時他已大致跨入了成年的生活。他於一九一七年結了婚，一九一八年有了小孩，而且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底完成了哲學博士的學位。至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方面，他倒是免於無情戰火的波及。他逃過了一九一五年的第一次徵兵令，因為在體檢前夕，他和好友舒勒姆徹夜不睡，還喝了大量的咖啡，結果第二天早體檢時脈搏異常，體位被判定不合格。這是當時逃避兵役常見的技倆。一九一六年班雅明又躲過了一次，這次更是費盡心思。他請未婚妻朵拉對他催眠了好幾個星期，讓他深信自己罹患嚴重的坐骨神經痛。結果極為成功：軍醫判定他的症狀無可疑之處。即便最後仍無法免除兵役，但至少軍方批准班雅明到瑞士一間醫院進一步檢查。一旦到了瑞士，只要繼續待在那裡，就沒有被強制入伍的危險。所以一九一七年秋天，朵拉與華特決定留下來。
從以上的對比，至少可以看到，區立遠的翻譯，「信」上面我不太敢說，但是「達」跟「雅」至少是都有了。 林譯： 1919年9月，27岁的本雅明写了一篇题为《命运与性格》的随笔来探讨这些问题。就如上面他文章中第一句话提到的那样，他想要预测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命运。这对于处在一战结束后的欧洲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代表性。
→這段我是真心看不明白，「想要预测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命运」為什麼會對戰後「欧洲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代表性」？即便「这些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着战后重新审视自己文化基础和生存基础的要求」，這個「想要预测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命运」的代表性也說不通。但是看了區立遠的翻譯就會立馬明白本雅明「他極力想在這個時代猜出未來的模樣，而這正是歐洲整個年輕世代的知識份子所共有的，因為他們在大戰結束後，面臨了一個重大的考驗：他們必須重新檢視自身的文化與存在。」從表意上，區立遠翻譯的，不知道清楚了多少。
如果這樣的差異還是有人看不出來，那就再來一段差異更大的比較。
危急的日子
1919年夏天，本雅明全家隐退到布里恩茨湖边的一个膳宿公寓休养，之前忙忙碌碌的几个月总算是过去了。“朵拉和我都是筋疲力尽。”本雅明在1919年6月8日写给肖勒姆的信中这么说道。这种筋疲力尽的状况尤其和小斯特凡的健康状况有关，孩子几个月来都在“持续发烧”，所以家长“根本没办法消停下来”。 特别是朵拉，她“几个月以来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还得了“贫血，而且体重严重下降”。那时候本雅明自己还得和催眠带来的坐骨神经痛恶果苦苦斗争。此外，他还告诉肖勒姆，“半年以来都在遭受噪音带来的折磨”。对于本雅明夫妇这种情况，今天人们会说，这是接近全线崩溃了。
本雅明家在这个美名为“蒙雷波斯”的膳宿公寓度过了苦涩的暑期。公寓有湖景，提供全天膳食，还有专程一起过来照顾孩子的保姆——情况虽然还是严峻，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本雅明家也并不是全无希望——他们本可以在休养中好好吃饭，享受充分的睡眠，读点儿书，本雅明还可以在某个时候把他喜欢的诗人波德莱尔的某首诗译成德语。这一切其实是可以这般美好。
不过，就像本雅明的其他计划一样，在膳宿公寓的美好计划也落空了。原因主要还是在本雅明身上。本雅明为了继续得到父亲的经济资助，决定先不告诉柏林家里自己已经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他觉得这么做会更明智些。
本雅明的父亲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能把来瑞士探访的路线说清楚，于是便决定携夫人一起来到瑞士，给本雅明一个惊喜。本雅明父母到达疗养地的具体时间是1919年7月31日。
只要了解本雅明和他父亲的性格，以及父子见面的具体场景，都不需要专门动用什么理论，就能预测到这对父子当时见面的过程怎样。本雅明在1919年8月14日写给肖勒姆的信中提到了“那些糟糕的日子现在总算是过去了”，后来又轻描淡写地补充道，“我博士学位的事情也已经说了”。
现在，本雅明的父亲已经清楚了解了情况，他给本雅明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得在这艰难的时局中尽快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最好是份稳定工作，最重要的是一份可以支付报酬的工作。这对本雅明来说并非易事。因为对于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将来打算找什么工作、怎样谋生，如果让本雅明说老实话，那么他只能给出一个答案：批评家。父亲，我想成为一名批评家。
本雅明将自己的理想职业定位为批评家，这个自我描述具体是什么意思，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本雅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的就是与此相关的内容。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足有300页之厚。1919年8月中上旬，在本雅明父子相处的日子里，本雅明想要给他那远未受到哲学熏陶、还伴有慢性抑郁的商人父亲解释明白，批评家这个职业和批评这个概念有什么关系，批评的概念对于自己的文化和自我本身有什么意义，特别是，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完全值得去从事的职业。但是解释明白这些不容易。
不过尝试去解释一下总是值得的。尤其是在这篇以取得博士学位为目标的论文背后，在这难以处理的标题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无关于学位的独立想法，也就是作者关切的是，把个体自身的发展过程和整个文化的演化过程放到一个新理论基础之上；而无论是个体发展还是文化发展，其过程都是坦承公开的。本雅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把这种核心活动直截了当地称为：批评。批评使这种坦承公开成为可能，也能不断地带来新事物。本雅明深信，紧接着康德之后其他作者的作品，例如费希特、诺瓦利斯和谢林的作品，开始在思考一种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人们迄今还未发现这种特殊形式对自己生活和文化的真正重要性。
關鍵的日子
當這個年輕的家庭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前往布里恩茨湖（Brienzersee）湖畔的一間膳宿公寓度假時，他們在這之前已經辛苦工作了好幾個月。「朵拉與我已經精疲力竭。」班雅明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給舒勒姆的信上如此寫道。小史帝芬的健康狀況也是原因之一，因為他幾個月以來「一直在發燒」，所以夫婦倆「根本無法休息」。尤其朵拉因為「一連幾個月過度勞累」，導致「貧血與體重急遽減輕」。班雅明自己則是仍然得與催眠得來的坐骨神經痛奮戰——那疼痛並不輕微，此外他還對好友舒勒姆說，他「最後六個月裡一直為耳鳴所苦」。今天我們大概會說，這是處在過勞或心力耗竭的邊緣。
所以班雅明一家非常需要這次夏天的假期。膳宿公寓有個好聽的名字：「我的休憩」（Mon repos）。迎著湖景、三餐供膳，還有專程陪同小孩的保姆—確實，班雅明一家的情況儘管嚴峻，但基本上還不至於財務窘迫。他們本來可以吃好睡好、讀點書，華特還可以時不時把他所愛的波特萊爾的一兩首詩譯為德文。一切本來可以很美好。
然而就跟班雅明的其他計畫一樣，這次的度假也是多災多難。這很大程度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因為班雅明為了繼續獲得父親的財務支援，決定暫時不要告知柏林的老家他已經順利完成博士論文的消息。
然而他的父親對於兒子的進展完全沒有信心，便決定與太太到瑞士突襲拜訪。他的雙親到達他們度假地的時間點，我們確切知道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七月三十一日。要是知道班雅明父子的性格，又知道他們見面時的具體情境，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公式，就能準確預測這對父子會面的過程將如何開展。班雅明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四日給舒勒姆的信上提到「那幾天真是糟透了」，並且不好意思地加上一句「現在我完成博士的消息不用再保密了」。
班雅明的父親在知道他已經完成學業後，有鑑於時局非常動盪，便堅決要求兒子儘快找個體面的、最好是穩定而且有薪水的工作。這對班雅明來說並不容易，因為當父親逼問他對於接下來的出路有何打算，他唯一的真心話是：批評家（Kritiker），爸爸。我要當個批評家。
至於這句回答具體來說代表什麼、又意味著什麼，他在博士論文裡已經做了詳細的鋪陳：《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是一本厚達三百頁的書。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初的這幾天裡，班雅明要對他這位幾乎沒有受過哲學薰陶，而且還長期抑鬱的商人父親解釋，「批判」這個概念是多麼重要—對自身的文化與個人的自我是多麼意義重大，特別是批判完全可以是個能賺取報酬的事情—這一定讓他感到十分痛苦。
不過至少值得嘗試一次。尤其是在學位論文艱澀的標題背後，隱藏著一個班雅明深具自主性的訴求，那就是在一個新的理論基礎上，從根本上公開自我的成長與整個文化的演進。而使這公開成為可能並且永遠產出新內容的核心活動，班雅明在博士論文裡簡單地稱之為：批判（Kritik）。他深信，在追隨康德的費希特、諾瓦利斯（Novalis）與謝林等人的作品裡，已經出現一種特定形式的精神活動，其對於人類的個人生活與自身文化所具有的獨特重要性，一直都還沒有為人所發現。
透過比較長的段落閱讀對比，更可以感受到繁簡版本的不同，相信每個人都能夠過這樣的對比，選擇出自己喜歡的版本。
最後涉及到「信」的問題。繁體的翻譯者區立遠，是德國古典文獻學畢業，這個學科橫跨了政法哲文與社會，除了本身德語的程度之外，還要求拉丁文與古希臘文的功底，可以說是最難畢業的科系。從區立遠過往翻譯作品的成績，基本上可以對「信」的問題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