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歸檔熱和”世界的記憶”

在1968年發佈於米蘭的出版人俱樂部，伊塔羅·卡爾維諾的 “世界的記憶” (“World Memory”) 是一篇典型地反映了解構思想的短篇小說 。通過無名的敘事者所代表的兩種相互衝突的有關歸檔 (archiving) 和去歸檔 (de-archiving) 的話語，“世界的記憶” 向它的讀者展現了對”集中化的人類檔案” (“centralized archive of humankind”) 或世界記憶檔案這一概念的解構；在這樣逐漸深入的解構過程中，客觀現實和主觀現實，世界和個人，真相與虛假，歸檔與未歸檔... 這些原本二元對立的概念之間的邊界被最大程度地，甚至是令人困惑地被挑戰和模糊化了。

解構是一個去中心化 (decentralizing) 的話語。基於人們的世界觀和日常經驗是由（隱匿而富有欺騙性的）語言構建的這一信念，語言的解構很明顯也對認識論 (epistemological) 概念和人類本體論的經驗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在解構概念出現之前，可以說所有的西方哲學學派都被認為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 (logocentric)。在傳統西方哲學中，對世界的認知被視為處於人類智力生活的中心 (centric) 的理法 (logos)，這樣的理法為人們組織和解釋世界，但同時又獨立於於它組織和解釋的世界之外。然而，預先決定的理法 這一概念對解構主義者來說也是幽靈般的幻影，就好像語言所反射的人類知覺“固有的”結構也是虛幻的。解構或許無法取代邏各斯中心主義，不過毫無疑問的是，解構提供了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那怕這種可能性只是揭露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無法避免。

人們可以在很多當代文學作品發現解構趨勢: 這些作品無不質疑語言原先被認定的穩定性，人類本體輪經驗的連貫性，和特定意識形態的自然性。舉例來說，伊塔羅·卡爾維諾的短篇小說“世界的記憶”展現了現實永遠無法被完全描述，記錄，或“真實地”展現；反之，由於每個個體都有屬於他或她自己版本的現實，所以現實的刻畫多數是被幕後操控和扭曲的；同時，建立“世界的記憶的歸檔”這一概念終究是面對著困境，甚至荒誕的。通過無名敘事者向一名叫米勒的男子的直接訴說，小說向讀者呈現了對建立“世界的記憶的歸檔”這一概念的解構。敘事者的聲音代表關於歸檔和去歸檔的兩種對立的話語：從一方面來說，出於他們對世界末日的恐懼和維持人類主體性的自然慾望，“組織”裡的人們想要建立一個“集中化的人類檔案”；然而，之後敘事者似乎變得無法自圓其說，因為他的言辭展示了另一種困境：人們幾乎被數不勝數，無窮無盡的片刻現實壓倒；與此同時，在人類心智的自我防禦機制的作用之下，事實上人們總是傾向於根據他們自己的隱秘的慾望，而並非所謂“客觀的”方式來呈現現實。逐漸地地走向解構，敘事者的聲音變得越來越情緒激動和主觀化，且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故事最終以敘事者要殺死米勒的攻擊性揚言結束；因為事實上米勒是敘事者妻子的秘密情人，所以敘事者自然而然地想要通過清除他的情敵的存在來“淨化”檔案上的記錄。

德里達的著作 歸檔熱 (1995)探索了一系列有關歸檔的係譜學 (genealogy) 和類型學 (typology) 的概念。德里達指出， 傳統意義上來說，“歸檔”（或“檔案”）一詞將兩種準則融為一體：“從一方面來說，‘歸檔’這一詞彙指代實體的，歷史的，或本體論意義上的 本原 (arkhe)，其可以被理解為最初的，第一個，本質的，原始的，簡言之，開端 (commencement)。但不止如此，在更早的時候，歸檔指的是法理學 (nomological)意義上的 本原 (arkhe),... ‘歸檔’的意義，它僅有的意義來自希臘語詞彙 arkheion，而它的意思原本指一間房屋，一個住宅，一個地址... 或是近似於 archons 一詞，指的是那些下命令的執政官。” (Derrida 9) 檔案的製作和保存反映了追溯人類歷史的根源的慾望，而它同時也實際化了法律。然而，德里達認為，是檔案紙頁上的符號實體化了“開端”的概念，但它不過是被歷史學家和文獻學家浪漫化甚至戀物般的執念罷了；事實上，“開端”可能不存在，因為被呈現在權威化的紙頁上的內容和日常對話中符號即興演奏般的迸發一樣展現著語言的不穩定性和隱匿性，從這一點看這兩者是平等的；然而，檔案的語言和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的對比反映了階級和權力的差異。實體檔案象征著權力，而這是由於只有擁有行政權力的人才有資格決定什麼內容應該被官方記錄，以及什麼又應該被刻意留白；因此，實體檔案呈現的，哪怕只是一個標註，它本身也就是一個符號（或能指）-- 一個既代表著特定的選擇，又意味著一種權威力量的形成以及 知識 無孔不入的的滲透的符號（此處“知識”的意思和意識形態，或話語有關，筆者注）。在“世界的記憶”中，“組織”有志於建立的“集中化的人類檔案”相似地實體化了 檔案 歷史的，本體論的，和法理學方面的特質：一方面這是一個“人們能想到的最大的資料中心，一個收集和編目一切的檔案館，關於每一個人，每一隻動物以及每一件事物的一切，這通過建立一份總目錄實現，就是一份不僅關於目前，也關於過去，關於所有從起源開始就存在的一切的目錄，總而言之，一部同步的，全面的歷史，或者更確切地說，逐刻記錄一切的目錄”。面臨著世界末日的恐怖，人類變得傾向於追溯早期的人類歷史來保護自身的主體性和身分認同；哪怕是作為現實的一部分的當下（甚至將來會發生的）事件也被歸為符號化，文本化的“開端”，和”末日”以及末日之後人類主體性泯滅的世界形成對立。因為無法容忍記憶的缺失而必將導致的自我認同危機，人們癡迷於事無巨細地囊括日常生活中的細節，來自我安慰般地確保檔案（實則不存在）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主任的職位被賦予了“給世界的記憶留下個人的印記”的特權，因為這是唯一可以避免“大量不容置疑，冷靜客觀的信息”組成一種“扭曲的，遠非真實的圖景”的方法。儘管敘事者極力否認，主任的職位實則代表被賦予了專斷的權力來實現法律，並讓人們尊重法律的 執政官 (archons).

實體檔案的運行和人類心智的運作機制呈現了一種平行般的相似，因為人類心智本身具有自我懷疑，傾向於解構的後現代主體性；從而現有的二元對立觀念，人類存在的穩定性和邏輯性被籠罩上了一層迷霧。“您知道... 對於精神分析學家來說，病人的那些謊話--就像真話一樣。或者比真話更加能說明問題；對於準備解釋我們信息的那些人來說，也是如此。” 在“世界的記憶”中這樣一個現象被指出：與精神分析法中的概念相似，充滿悖論的是，在歸檔的過程中一條信息“未表達”的部分，甚至是與謊言混雜在一起的“事實”反而更加為信息的接收者揭示了原先被隱匿的部分；而和在檔案中留白或省略的內容相比，被歸檔的信息反而變成了“死去的殘片，碎屑，渣滓”。隨著充滿矛盾和自我懷疑的敘事向前推進，敘事者甚至更加異想天開地猜測道，“宇宙就是由這些無法記錄的時刻構成的不連續的網，我們機構所控制的只不過是負面形象，空虛和無意義周圍的框架”。這恰恰說明了，無論是宇宙的概況，人類現實或體驗，它們永遠無法被完整地描述或記錄；儘管人們把日常生活中的細節瘋狂納入檔案的行為是獲得和維持每個個體的主體性的“狂熱”的縮影。與之對應，敘事者篡改檔案的決定是一個自我欺騙卻自我合理化的行為，這是因為人類總是趨向於通過憑空創造“意義”來和存在的極大痛苦對抗；要不然，自我摧毀的噩兆最終會吞沒苟延殘喘地維持著的人類存在。在閱讀過程中，讀者從接收者米勒的視角被傳達敘事者的言語；然而，讀者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米勒的回應。這只有一方發聲的交流和敘事最終戛然而止，因為米勒的死以及他的信息在歸檔過程中的被抹除永遠地剝奪了他為自己發聲的權利；就仿佛他從來未存在過。取而代之，充滿階級差異的權力關係和人類對於歸檔反復無常的渴望變成了永遠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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