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容忍历史书写的明显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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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恣肆的大部头:读这本书的时间比我上一段恋爱还要长。
由于上学期已写过一篇俄罗斯比较文学的论文,所以本来并不想写长评的,无奈短评写不下。
我是非常欣赏文采飞扬的学者的,但作为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在治史时绝不可摒弃谨慎原则。我们能够容忍历史书写带着立场吗,即便绝对的真实和客观几乎是无法到达的彼岸?
而我反对的不是历史书写带着立场,而是不进行剖析,不回归彼时彼地的傲慢针对。
作者的书写是诗意的,几乎可以说是用历史上的一众明星人物串联起俄罗斯文化史的发展脉络(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却几乎没有提及)。这种写作方式带来了流畅有趣的阅读体验,也非常能够鼓舞读者进行延伸阅读,甚至是了解名人轶事;但从反面而言就削弱了历史书写的全局性和严肃性。
此外,到“苏联”一章作者的写作态度几乎是全面崩盘,趋向于技巧和抒情。甚至有多处未标明来源的引用和自认为诙谐的对比:比如作者对阿赫玛托娃倾注了无限同情,同时不忘“据说,斯大林评论她为‘老修女’……”那么,是据谁说?再比如作者字里行间不乏阴恻恻的揶揄,谈及苏联整体,总不免评论一句“正如奥威尔所描述的那样。”
Well,我很想All Capital and in Bold地大声疾呼:乔治•奥威尔是左翼作家,他的《动物农场》和《1984》都是以英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为蓝本写作的,这属于我们左派内部的批评声音。
纵观“苏联”一章,作者没有尽到梳理文化史发展的责任。整章是以阿赫玛托娃为主角推出的一部缺乏剖析、立场先行的博取同情的抒情写作。苏联的工业美学呢?红色艺术呢?我看不到这些文化符号的哪怕最微小的影子,甚至作者直言苏维埃没有文化。引用作者描绘苏联当局迫害艺术工作者的原话:“这可不是一个抒情诗的时代。”作为读者,我们需要事实,而非作者本人对自己冷战年代成长起来的固有傲慢思维的呈现。不,即便再催人泪下,这也不是历史写作者失职的托辞。
回到文本本身,作者的确文采斐然,写作模式也不能说不新颖。对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虽然没能洗脱他的冷战思维,但赋予了他十分深刻和忧郁的行文方式。作者对1812年的孩子们(即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农民公爵沃尔孔斯基、俄罗斯的代表普希金、愿做农民的贵族托尔斯泰、在宗教与死亡之间徘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契诃夫、高尔基、蒲宁等等明星人物都作了非常精彩的描述。也可以看出来,作者对音乐是有别出心裁的关注的:整本书以斯特拉文斯基,这个1917年后在海外流亡50年,激烈否认与祖国联系,最终踏上故土却泪流不止的音乐家作结,描绘得无比动人,并且超越了一般历史写作的窠臼,甚至有些许精神分析的意味。
令我不满意的是末尾两章作者对两位女性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描述。
我很困惑,因为我只读过她们很少的诗歌。但,为什么她们仅仅是受苏联当局迫害的形象?茨维塔耶娃的右倾倾向非常明显,她是没有任何政治热情的吗?她离开和回到苏联都仅仅是出于爱情?
什么时候男性作家能不再将爱情视为女性一生最重大的命题?我希望看到不一样的视角。
最后回到我自己。我相信自己晚年时会倾向于研究俄罗斯文化的,这份热爱始于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作者在书中这样写:“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它是某种内在的、情感的、本能的东西,是塑造一个人的人格并将其与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牢牢绑在一起的感情。”
从基辅罗斯到罗曼诺夫王朝再到伟大的苏维埃,俄罗斯一直在经历精神和灵魂上的断裂:属于东方还是西方?怎样认识鞑靼人、蒙古人、哥萨克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俄罗斯到底属于彼得大帝的欧化政策还是无尽星雪下劳作的农民?
无论是同样在西方意识形态入侵下挣扎的俄罗斯,还是属于我们共同的信仰和梦想,还是那颗红色巨星陨落遗留的无尽忧思,我们和这位邻居共享着同样深沉的思考和对孤独的追求……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亲切。
我想到列宁和斯大林,想到阿赫罗梅耶夫将军,想到那为所有人类的未来,为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而行进的岁月。在那最后一天,俄罗斯人哭泣了吗?
一些有趣的点:
1. 沃尔孔斯基和农奴普拉斯科维娅的爱情故事十分动人;
2. 普希金祖上有黑人血统;
3. 托尔斯泰常常和有夫之妇纠缠不清;
4. 最令我惊喜的:
俄罗斯芭蕾不仅在现代是航母级别,在历史上也可以说是该舞种成形后的世界之母: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前身是佳吉列夫带出来的;纽约城市芭蕾舞团(NYCB)创始人巴兰钦是格鲁吉亚人。
合上书,我心满意足地要去再听一遍拉二,再回顾一下基洛夫剧团荣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