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吉岭——茶很贵，茶工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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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前后，是杭州龙井的采茶时间，这时候在西湖群山中，总能看到一群群的采茶工点缀在山头，成为山间的一道风景。
这些采茶工人大都来自江西上饶一带，像候鸟一样，这边采完就去干别的活儿了。福建、安徽、浙江，每到采茶季节，都能看到江西采茶工的身影。
这种外出务工，对他们来说虽然是季节性的，赚的也是辛苦钱，但应该是这个时节比较好的收入来源了。而且，他们还可以自由选择来或不来，去谁家才采茶，包吃包住工钱还有保证。
我笨以为天下的采茶工都差不多，他们虽然不拥有茶园，但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收入比干别的活儿高一点。直到我读了这本《大吉岭的盛名》，才知道，大吉岭的印度尼泊尔族茶工们，日子比我们的茶工差多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但茶园不属于他们，如果留在大吉岭，只能在茶园工作。收入十分微薄，只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甚至他们住的房子，都不属于他们。
种植园的茶工们12天的收入只有3～5美元，刚够欧美人士喝一杯大吉岭红茶。而茶工自己，喝的是种植园茶厂没法卖的茶碎末，这还只能少量分配，需要自己另外购买别的便宜的红茶来日常喝。大吉岭的茶园，很多都有公平贸易认证，地理标志认证，这个认证就是通过消费者承担高一点的价格使生产者能更好的获益。大吉岭红茶那么贵，为什么茶工的收入却这么低呢？
这正是本书作者萨拉贝斯基要告诉我们，关于大吉岭茶工的故事。她花了六年时间在大吉岭做田野调查，与茶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查阅了大量文献，梳理了大吉岭种植园特殊的道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又是如何受公平贸易影响，变成了纯粹的“生意”的。
大吉岭茶工的由来
大吉岭红茶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在印度茶叶委员会的宣传中，大吉岭茶的美妙滋味，离不开采茶女工的充满爱的采摘和照料茶树。在这些故事中，采茶女工都是大吉岭茶特色的一部分。大吉岭红茶的商标，就是女茶工手捏着一芽两叶的茶叶的形象。这非常具有田园牧歌式的风情，也符合国际社会对大吉岭红茶特殊风味的想象。
茶叶原产于中国，英国人迷上中国茶之后，在世界各地试验适合中国茶种植的地方。后来他们找到了大吉岭，最开始，大吉岭是一片荒地，英国人在这里建军队的疗养基地，后来发现这里的气候、土壤都很适合中国茶的生长。
山脉开发成茶园，需要大量的茶工，那时候大吉岭附近的尼泊尔原住民太少，而且他们靠天吃饭就够了，不想给英国人打工。于是，英国人通过“萨达”---一种职业介绍人，把在尼泊尔生活更悲惨的族人介绍到了大吉岭来工作。萨达介绍的大部分是和自己有点沾亲带故的族人，基本上是举家搬迁了。
大吉岭是高原地带，海拔700米-2000多米，地势坡陡，气候凉爽。刚开始开辟茶园时，山高路远人迹罕至的，周边什么配套都没有，种植园的主人为了留住这些茶工，给他们提供住房，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基础的教育资源。这就是殖民时期形成的大吉岭茶园的道义经济。
这与印度其他茶区的招工模式不同，别的区域基本上是自由招聘的，茶工的工资相应的市场化，比大吉岭区域要高。大吉岭区域的茶工，也就是所谓的廓尔喀人，从一百多年前，祖辈移民过来后就一直是种植园的茶工，他们把这里当成了家园，把种植园的茶树当成自己的孩子在照料。
在大吉岭镇，除了在种植园，茶工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机会。即使有，她们也更愿意回到种植园，对她们来说，种植园的茶树就像她们的孩子一样，她们负责照料和养护这些茶树，她们管这些茶树就叫“孩子”。一般情况下，茶工们春夏秋三季都要采茶，冬季要进行茶树养护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份全年无休的工作。
而且，现代种植园的茶工全是女性。有一种说法是，女性的温柔采摘赋予了大吉岭红茶独特的风味。其实这是一种刻意的美化。早先，大吉岭的男性也可以在茶园找到工作，采茶并不分什么男女。后来男性都被征兵出去打仗了，等回来的时候，茶园也凋敝了不少，女茶工就可以完全覆盖茶园的用工需求了。于是慢慢的，男性在茶园就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了，女茶工变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而男性却找不到工作。但是，种植园主还有有道义要为住在种植园的茶工们提供生计，于是故事就演变成了只有女茶工适合茶园工作，男性就大部分赋闲在家了。
公平贸易是什么样的公平
公平贸易认证、有机认证、荫栽认证、地理标志认证等，都会引导我们的消费，它们是对于认证商品生产条件的保证：我们相信自己的购买能够改善其生产条件。认证机构热切盼望着，公平贸易能够改善后殖民时代茶叶生产中的不平等。而事与愿违，这群生产着世界上最昂贵的茶叶的茶工，是世界茶产业中工资最低的工人群体。
无论是哪种认证，有利益驱动才会有人去主动申请。谁来申请，谁来操作，不用说，是种植园的老板，或者是政府机构，比如印度茶叶委员会，大吉岭茶业协会等。他们花了大力气拿到的认证，不遗余力地做宣传，是为了茶叶卖更好的价格，从中获利更多。至于种植园的茶工，会是重点帮助对象吗？
当一个人可以赚两块钱时，他需要分一部分给帮他赚钱的人。这个一部分是多少呢？当然是最少能给多少就给多少了。这就是资本的本性啊。我可以两块钱都赚到手，为什么还要分一块钱给别人呢？这就是大吉岭种植园今天的现状。种植园主赚到了钱，但他没有必要多分给茶工一分钱。
殖民地时期，种植园主会给茶工提供必要的福利措施，使整个种植园体系看起来温情脉脉，这是一种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也成了大吉岭茶产业的特色。殖民地独立后，茶园归属西孟加拉邦，租给了种植园主，茶产业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生意”。福利措施越来越少，如果不是印度政府的《种植园劳动法》的强制要求，只怕会更少。当种植园主修缮一栋茶工的住房需要花费5万卢比，而不修缮只需要缴纳罚款5000卢比时，哪个种植园主会选择为茶工修缮房屋呢？
种植园主从茶叶价格上涨中获利，从政府补贴中获利，但他们并不会将这种收益分享给茶工。他们忙着开辟新的茶园，即使茶园已经超载造成了山体滑坡，他们也不愿意用新茶苗去替代已经减产的老茶树，因为这样做导致当前的产量下降。如果是纯粹的市场经济逻辑，那么茶工们完全可以要求涨工资啊，他们也努力过，可是他们没有钱上诉，只能绝食罢工抗议，但是效果非常有限。
谁能改变茶工的命运
谁能改变茶工的命运呢？是大吉岭的消费群体吗？是满腔热情的公平贸易认证体系吗？是印度政府吗？是种植园主吗？在我看来，这些都很难。他们现在做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让这个体系或者产业维系下去，改变都是能不改就不改的。毕竟，那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就像最后的《结论》章节里用的那个词，聊胜于无。改变是有的，但并不会有质的变化。
那么廓尔喀人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也许可以，目前来看也不是很有希望。一方面，茶工群体确实是弱势工人群体，他们不拥有土地，只是不能离开这片土地的打工人。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没有钱，工作机会也少，受的教育也有限，一切还仰仗种植园主的一点恩赐。另一方面，廓尔喀人内部很难产生那种一心一意代表他们群体的政治能人，稍微有一点能力的，都成为了种植园的管理人、工会的傀儡，贪婪的享受着被赏赐的特权。
廓尔喀人当然不甘心与如此，他们时不时发起各种各样的民族运动，暴力的和平的，一些主张也得到了伸张。然而作用非常有限，没有人有足够明确的想法，他们想要什么要的命运，要怎么做才能改变。
男人因为没有工作而更热衷于政治活动，他们是暴力彪悍的，他们的目标很大，却想着一步到位，还停留在喊口号阶段。反而是女茶工们，更关心后代在种植园的命运，她们的抗议反而更有组织更有成效一点。
她们知道种植园主们靠着大吉岭红茶赚的盆满钵满，但她们的诉求却很简单。她们要的是回到早起水平的福利措施，让他们的房子可以得到修缮，生病了可以治疗，孩子可以上学，这样他们就可以满怀关爱的照顾茶树、给种植园带来收益。简单来说，就是活得下去。现在，这点要求都需要抗议才能争取得到。
结语
回头看，大吉岭茶工的命运是特殊的历史境遇造成的，这段殖民历史并不那么光彩，现在印度政府和国际社会都有意无意忽略这种境况下大吉岭茶区的特有的道义经济，把大吉岭茶工与大吉岭种植园之间当成普通的雇佣劳动关系，并没有对茶工们对处境予以认真的关切。
当我们在购买商品时，也在购买包装过的故事。我们的消费都是被有意营销引导的，大吉岭红茶的官方故事中，种植园里的茶工是赋予大吉岭红茶独特风味的不可或缺的故事卖点。而在种植园里，茶工们都知道来旅游的游客看到的都是表演，甚至宣传照片里的红色头巾，他们从来都不戴。
当我们唏嘘别人的命运时，应当感谢那些为了真相而不辞辛劳调查的学者们，感谢他们带来故事真实又不为人知的一面。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理解，可以让我们视野更广，更能领会人生的虚假与真实。理解别人，也是理解自己，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