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身上的价值与价格——为无价之物定价的一个例子

作为当代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Viviana Zelizer在研究上有与其他几位“大佬”不同的风格，她不纠缠于社会关系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率”、某种“经济理性”是否狭隘这一类传统社会学家喜欢与经济学家争论（以标榜自身学科特殊性）的问题，而是每每能将目光投向那些更关乎经济世界本质的问题：什么是价格？那些看上去难以用交易度量的价值，是怎样最终被价格表达的？历史的维度加上对传统上非经济场域——家庭的经济社会学反思，让她的研究妙趣横生。

无论何时，将儿童作为赤裸裸的商品都会令人产生道德上的不适，但是正如资本主义“使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品化和非商品化的之间的斗争也使一系列与儿童相关的经济制度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儿童有“价格”吗？回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似乎不应该——按常理，所有的价格都是通过交换产生，是交换这一实际行为决定了价格，而不是相反。但是，婴儿领养市场、儿童生命险的存在，又告诉我们儿童确确实实地在被“定价”。当然，在今天，所谓儿童的“价格”恰恰反映出儿童和成人在社会制度中的根本性区别，而不是共性。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在经济世界里是以一个劳动力的形式出售自己的劳务，并作为交换获得薪酬；而在另一边，儿童逐渐被排除出劳动力市场恰恰构成了人类现代化的另一条线索。对于理解当代围绕儿童的定价行为，我们需要拥有历史的眼光。

在本书中，Zelizer将目光聚焦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的美国，重点梳理了儿童从经济上有用到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是童工的废除。在对此进行文化和道德的分析之后，Zelizer进而对儿童保险、儿童意外死亡赔偿和儿童领养三方面的制度变迁分别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我想在进入更深刻且充满争议的主要问题之前，先梳理对三个制度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历史获得直观的认识。

1、儿童保险：

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生命险（life insurance），尤其是儿童丧葬保险或俗称的“棺材费”。儿童生命险显然是一个比较难以用经济人假设来理解的金融服务。通过交纳保金，在儿童低死亡率的前提下，儿童监护人由此获得经济援助的概率并不高；而且，如果，如果我们真的把儿童生命险带来的金钱“收益”当成某种“利润”，就会堕入极为不道德的境地——这绝对会被当成是是用孩子的生命换取金钱。儿童生命险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并在20世纪获得流行的？Zelizer的考察表明，保险公司打的经济算盘固然是一大推动力，但儿童生命险被广泛接受也必然要某种道德前提，即儿童是神圣的，而一笔“为了儿童”支付金钱是一种价值象征物。事实上，生命险获得广泛市场缘于劳工阶级的道德焦虑，他们不希望自己因为无力为死去孩子准备体面的丧礼而受到某种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责备。

2、儿童意外死亡赔偿

被夺去的生命可以以金钱来补偿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肯定是否定的。然而，我们还是会要求某种”补偿“，这个补偿应该是多少，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19世纪，儿童死亡的补偿往往如此计算：为家庭工作带来的收益-家庭抚养的成本——显然，儿童的价值被等同于儿童劳动为家庭带来的收益（同样的逻辑，男孩死亡得到的赔偿就会比女孩多。）而今天，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司法上认为恰当的赔偿至少是家庭为养育儿童支付的成本，“家庭抚养成本”这一项，由负数变为正数了。与此同时，因医学原因意外出生的孩子则在法律上可能让母亲获得赔偿。

3、儿童领养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儿童领养的福利机构种类众多，经历了多次模式之变。最传统的模式是学徒制，父母支付金钱让一个领养者/师傅监护、照看自己的孩子，作为回报，孩子要为领养者付出劳动（试想《悲惨世界》里的珂赛特，芳汀需要定期打钱给德纳第来确保后者“看护”珂赛特，而酒馆老板获得了一个可以“剥削”的劳动力）。进入20世纪，美国的社会福利机构更加强调孩子给领养者父母带来的情感价值，同时交给领养父母一笔膳宿费，作为对领养父母照看孩子的支持。此时儿童的经济价值已经弱化，金钱作为对儿童负数的经济价值的补偿出现。20世纪中期以来，情况与起初相反，领养父母成为了支付金钱的那一方，他们通过在正规机构或者婴儿黑市支付高价来获得中意的领养儿童。

4、总结

历史比较让我们看到了儿童“价格"鲜明的变化，这主要源于儿童“价值”的变化——随着时间变迁，儿童的经济价值逐渐消失，而情感价值占了上风。具体说来，这也就是中产阶级文化中的“神圣儿童”观念：同样是生命的离世，儿童会激发更多的公共情绪；儿童也被视为保护、宠爱和不应该在经济上有所奢求的对象。不过，儿童的“非有用化”并非就使得儿童脱离了经济世界。儿童愈在经济上无用，也就愈在情感上无价，而情感的表达，在特定情境下仍需要通过作为象征物而非作为等价交换物的金钱。童工市场消失了，婴儿的领养市场又出现了，它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新的商品概念。

对此，人们的价值判断并不是齐同的，儿童保险和儿童领养中许多变化仍难以说是新观念对于旧观念的彻底支配，尤其是儿童保险，在很多时候仍然是充满道德争议的领域。我们也不难想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家庭是一种卖淫”的指责——作为情感价值象征物的金钱，好像既可以视为对神圣情感的拱卫，也可以视为对作为“质”而非“量”的情感的亵渎。

除此之外，抛开当下的价值争议，我们可以发现，神圣儿童观念的诞生也像诸多现代性观念的诞生一样，是一个未被完美解释的事物。其实，我们不难看到，随着家庭与市场两个场域的分离，家庭慢慢被视为一个绝对非经济的空间，这里只有不求回报的亲密情感才是合法的，而儿童的社会位置也由此转变。对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重要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打消现代社会只是金钱对情感的侵蚀、算计对爱欲的束缚的简单看法，但是要彻底解释“金钱的商品化效应”和“价值的神圣化效应”这两者的并行不悖，我们或许还是要回到“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一在所有经典社会学家那里都是核心的问题。

当然，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巧妙的选题，它把我们引向了对“为无用/无价之物定价”的关注，人们对养老的投资、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对艺术品的投资乃至对于墓地的投资，可能都是类似的值得挖掘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