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再谈方法论

看到有朋友同意我对方法论的一些看法，一时觉得意犹未尽，于是继续上来罗嗦。 这一次，是关于最近看的另一部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作品——《说扬州》。借用一个朋友的观点，即此书最大的优势之一，就在于研究对象的选择。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典型的个案往往能够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层面，而多角度地看待某个典型问题，更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扬州，无论是从经济、文化还是政治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极具特点的城市。这种集多种文化内涵于一身的独特魅力，借作者的慧眼巧识脱颖而出，又通过对材料细密的梳理，最终得以真实地再现于我们面前。 当然，我说真实，只是相对的。对于扬州，我是个外行，无法做到看袁枚时的那种透彻。但是有一点是我非常在意的，即作者尽管是海外学者，但她对中国原始典籍的使用简直是得心应手：地方志、盐法志、笔记、小说、别集。。。但凡能表现扬州历史和社会风貌的材料，都得到仔细的搜罗和阅读，并加以独出心裁的全新解读。相比于王著少得可怜的三十几种原始文献，《说扬州》则至少运用了两百多种诗文别集和地方文献，其他类別的文献征引数量，也大大超过王著。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文献积累，才能够对一个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判断。而窃以为，方法论的精髓，就在于通过掌握不同方法论的不同视角，去对这些文献作不同的解读和阐释。换句话说，所谓方法论，关键不在于你用的是何种方法，而是人所周知的材料或社会现象，在这种方法论的使用下，是否获得了全新的生命。《说扬州》的最大意义，无非也是使得那些沉淀在地方志中的僵死的材料，通过社会学的观照，而获得了蓬勃的生机。 再举一个例子，即关于田晓菲的《尘几录》。以前我对她也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想着至多是个才女。但是《尘几录》让我改变了这种印象，她让我意识到，使用纯粹的文献学的方法，如果换一个视角，也可能对文化的解读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这让我对版本、校勘等等所谓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而这分明也是一种方法论。 感谢这些敏锐而聪慧的作者，她们在创造性地运用方法论的同时，也在给我以如何正确使用方法论的启迪。笔者始终坚持认为，方法论提供的只是切入的角度和观照的视野，以及运用材料、分析材料的方法，而非简单套用方法论的思维模式甚至是术语。 如果各位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拍砖。思想的价值，总是体现在流动之中^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