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与拯救——性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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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here, you see, it takes all the running you can do, to keep in the same place. If you want to get somewhere else, you must run at least twice as fast as that!
（现在你看，你已经尽了全力奔跑，却仍然停在一个地方，如果你想去别的地方，必须跑得比现在快一倍。）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1871年，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出版六年后发表了《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作品意在书写的，本是借主人公爱丽丝在镜中世界所见的种种颠倒的情景，来表现英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这一社会历史语境中所涌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以及人与自然的隔绝，但在作品译介流传中，以英国都铎王朝的玛丽一世为原型的“红桃皇后”（The Red Queen），却比作品本身更为出圈。
在作品出版一百多年后的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利·范瓦伦（Leigh Van Valen）根据《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红桃皇后的台词提出了红皇后假说（Red Queen hypothesis），用以解释他所观察到的物种恒定灭绝风险定律，即一个分类群的灭绝可能性，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没有关系。而这一理论后来又被组织生态学和种群生态学所借鉴并提出红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分别用来解释在组织中竞争对于组织设立、组织成长和组织死亡的重要影响，以及在种群进化中，一个物种的细小进化改进可能构成的对其他物种的进化压力。
而英国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1993年首次出版的科普著作《红皇后效应：性与人性的演化》中，立足“所有的进步都是相对的”这一核心观念，从微生物、植物、昆虫、鱼类、鸟类以及以人类为代表的猿类等物种出发，运用红皇后效应的悖论，解释了基因竞争中性别产生的原因和方式，以及性别分化所带来的两性思维心智；进一步揭示了“性”在物种进化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两性博弈是如何塑造并革新人性的。
马特·里德利笔下的红皇后效应，指出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地球上，生存就是一场零和博弈，达尔文笔下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不是在强调对生存天敌的进化优势，而是在同类物种竞争中的更胜一筹，非洲草原上的羚羊，在遭到猎豹袭击时只需超过其他同伴就能高枕无忧，人类的智力进化也不全是为了解决实用性问题，而是为了在同类中以智取胜。这种生存竞争更体现在物种的性选择中，从鸟兽虫鱼到人类，“繁衍”自古至今一直都是生存的关键一环，从自然界的武力竞争、求偶大戏到文明社会的财富地位、审美时尚，两性中的性别凝视在物种繁衍中从未缺席，这种凝视在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中尤为明显，如何展现出更强的性吸引力，是男女性生理层面上无法避免的命题，但正如里德利所指出的，值得庆幸的是，人类自觉的自我约束和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以及伦理观念，都是人类摆脱根深蒂固的生物性的重要手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当代社会，两性关系仍然像是一块跷跷板，永远是在彼此合作与利用中不停地上下翘动；即使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传统性别凝视对两性关系的背离与破坏，但主流价值判断下，男人和女人常常错把自己的偏好误认为是对方的偏好而不自知，这显然是生物自私基因中求存本能的某种牵制，用里德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荒唐的性完美主义”。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段话，“用尽全力奔跑，却仍然停在一个地方”的悖论或许只能像爱丽丝一样在万物颠倒的镜子世界中寻求出路，在这个镜中的世界，我们要抛弃一切已知的假设，在这里，一切都是颠倒的，性不是为了繁衍，性别不是雌和雄，求偶与取悦无关，时尚不代表美丽，爱不是一种情感，这种颠倒某种意义上或许正可以拯救文明社会所无法消弭的人性里狭隘的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