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一个地方，可卡因成为文化……

如果在一个地方，小孩子在大街上像交换糖块一样交换可卡因……

如果在一个地方，找运输可卡因的工作就像应聘服务生一样容易……

如果在一个地方，毒贩们开豪车、住豪宅，人们沉默、羡慕乃至尊敬……

如果在一个地方，毒枭普遍为政客们提供竞选资金，政客们不耻于甚至乐于与之相交……

如果在一个地方……

加利西亚位于西班牙的西北部，与葡萄牙相交界。这里有令人心醉的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新鲜美味的高级海产，这里还有，自西班牙内战（1936—1939）时开始，便初具雏形的走私网络——其后来发展成欧洲最大的可卡因进口通道，到了20世纪90年代，80%的可卡因都是经由加利西亚的海湾河口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的。

《可卡因海岸》的作者纳乔·卡雷特罗是西班牙《国家报》的调查记者，其走访了大量的毒贩、警察、法官、线人、吸毒者的亲属，揭开了这张庞大贩毒网络的一角，于是我们看到，当可卡因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它给所有与之牵涉的人带来了怎样难以挥却的影响，而在貌似风平浪静的今天，加利西亚又是如何暗潮涌动。

一切起源于186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在该条约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确认了边界，将加利西亚一分为二。由于葡萄牙的生活水平要高于西班牙，边境居民们便开始走私食品、药品等必需品，以及咖啡、英国头巾等“奢侈品”。西班牙这边的居民是如此依赖走私生存，以至于走私活动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为人所接受、尊敬，这也为后来毒品文化的滋生和蔓延埋下祸根。

20世纪60年代的烟草走私通道后来一路发展成庞大的可卡因贩运网络。也许不应该称之为“通道”，因为整个加利西亚地区几乎都参与了走私，人们陷在走私的泥淖中，无法挣脱也不想挣脱，烟草走私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命脉。

当地人的思维固化，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烟草，这个地区将一文不值，其他行业也因此被搁置。

大家都知道这是错的，但人人都闭口不谈。

国民警卫队受贿放行、发电站员工以灯光给出警示信号、普通学生帮助落货……走私犯甚至可以将货物存放在教堂里，而人民联盟（后来的人民党）为了争取该地区的选票也与之沆瀣一气。该地区最大的走私犯维森特·奥特罗同时还是所谓的“政党活动家”，因大额政治捐款获得了人民联盟的金质奖章，并且和后来人民联盟的主席曼努埃尔·弗拉加“彼此是朋友关系”。记住这两个名字——维森特和弗拉加。加利西亚的四大毒枭米南科、乌比尼亚、查林、多拉多都是前者的晚辈，且与之相交甚厚；而后者听说了可卡因对当地的腐蚀，热泪盈眶地表示“这一切真的是现状吗”。

20世纪70年代中期，嬉皮士将大麻带入加利西亚，此后，烟草走私逐渐为大麻走私所取代。事情完全不同了。毒品开始在当地蔓延，毒品文化流行至今。不久，哥伦比亚毒贩也发现了这块“宝地”，和当地毒贩勾结，加利西亚自此彻底成为可卡因进入欧洲大陆的门户。

贩运毒品成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就像走私烟草曾经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们对这显而易见的犯罪行为依旧视而不见，而这种无视已经远远超过保持缄默的程度。前文说过的经济问题是一大症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毒贩很少打扰正常社会生活，纷争主要发生在贩毒网络内（甚至帮派之间也以协同合作为主），这就使得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最重要的是，应当保护民众、维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在加利西亚整整缺失了一个时代。

巴尔塔萨·加尔松

直到1990年6月12日，情况才发生了巨变。这一天，巴尔塔萨·加尔松（最高法院法官，西班牙法律系统著名的铁面人物）和哈维尔·萨拉戈萨（后成为国家法院检察总长）针对各贩毒家族发动了名为“海蟹行动”的突袭，四大毒枭悉数落网。尽管毒枭们大多利用法律漏洞和金牌律师们的辩护技巧逃脱了制裁，但“海蟹行动”后，他们再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世，“突然之间，那些参与贩毒的人和那些在可接受的社会规范下工作的人之间有了一条清晰的界限”。

当年的毒枭们有的已经蛰伏下来身居幕后，有的似乎退居二线将帝国交由子女、孙辈继承。然而战争还在继续。道、魔双方都在不断的交锋中飞速成长。当局逐渐捕捉到加利西亚地区的一举一动，而毒贩们的眼线依旧遍布各处。新生代毒贩将资源聚焦在毒品运输上，以现金交易，再通过洗钱把收入转化为合法所得。而当局则是改换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的策略为查处偷税漏税，并起诉所有为毒贩提供便利的人（如司机、出租车库给罪犯的人等等）。

时至今日，加利西亚情况如何？在外界眼中，该地区毒品遍地的情况已经消失，然而并非如此。哥伦比亚毒枭和加利西亚贩毒家族依然紧密合作且组织更加完善，只是他们的行动更加隐秘，更难为外人所知。不过希望总是存在。原来属于四大毒枭之一查林家族的“皇家景观”庄园被查封，转而向公众开放，庄园中的一块牌匾雕刻了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句：

他们可以砍掉所有的鲜花，但他们阻止不了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