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五年到万古山河
终其白昼，连带昏睡两次，又看撩一遍《万历十五年》。当年读书时这本书一度很红，我在心中书社买的，那时候心中书社还龟缩在大学生活动中心的乒乓房尽头。不过手头这本乃是新书，同样由老婆当当而来，2006年第2版，第23次印刷，我自家书柜那册应当是1997年的第1版，乖乖不得了，一本儿学术书能卖那么多年印那么多次，而且区区2张d9价钱还有折扣，委实值得一天看光！
《万古山河》书如其名，上下五千年也不止，《万历十五年》其实有点挂羊头，不过以1587年为点，前后所论何止百年。而全书主旨，则是以万历年间的人事为纲，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由极盛走向崩溃的历史转折。
《万历十五年》所论之纲，是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学者李贽等见诸正史的人物，而抽丝剥茧，意在检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的种种问题。
看似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实则已经末路穷途，只是以传统的强大惯性延续运作。取明而代之的清帝国，起家正在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马上得天下，可康乾雍盛世威名之下，其实仍然在沿着明朝老路一道下滑，举国体制并无根本扭转，以至于1840年以降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万古山河》，论述至明清一节，同样定论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暮年晚期。不过此《万》与彼《万》比，更着重从经济角度，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人文。《万古山河》认为，明清之际，全国范围的经济系统已经在小农社会的基础上运行起来。
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属江南之地，原为鱼米之乡，而因为丝织业利润丰厚，各地乡村劳动力均投身其间，以至于粮产不足以维持口粮，于是有两湖米运江南、江南布运京畿这样的全国性商品流转。而江南的丝织业发达，又赖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一村专事养蚕，一村专事抽丝，一村专事纺织，而成品又汇聚到漕运汇聚的中心城市。
还有，东南沿海从时开时禁而又禁而不绝的国际贸易获利丰厚，晋商徽商则是这个经济系统相当成熟的产物。而广大农村，则在乡绅士大夫阶层的治理下，维持运转，以补效率低下的政府行政之不足。
以《四书》为基本准则，父子、男女、君臣，道德推而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社会运行的基础。政府的治理与其说是诉诸行政、法律、经济管理，不如说其实就是以推行道德一元来管理整个庞大帝国。
而《万古山河》的视野在全球，时至明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传统社会就一定无法继续自给自足。从贸易顺差时白银大量流入，到1840年以后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世界经济系统里，就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农村经济在洋布、洋火等等西方工业产品的打击下毫无竞争力而迅速破产；铁路形成点到点、城市到城市的商品流通体系，传统的驿站、漕运等等以及相关产业也迅速破产；白银流出打击了传统的金融体系，晋商徽商也迅速式微⋯⋯国力衰颓，放到这样的视野底下，便能明白。
在社会文化方面，《万古山河》即指出，在明清之际，在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两套不同的文化体系。读书人以科举制度作为人生发展的通道。戏剧、小说等等才是真正影响民众的传播途径。民间的价值体系，乃是由三国、说岳、水浒等等传奇故事，混杂的信仰。两个文化体系，全赖乡绅士大夫阶层的调整而并行不悖。比如普通农民子弟，可以进入族亲地主开办的私塾启蒙，其中优秀分子便有可能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社会上层。当整个中国经济破产，社会系统愈加运转不灵，整个文化系统也便随之破产。
《万历十五年》则从更细致的角度，和《万古山河》的这番分析，可以做对照观。在《万历十五年》看来，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乃是要能从数目字上进行管理。而这一点恰恰是明清帝国所无法做到、也没有想要去做到过的事情。
政府的职能，如前所述，与其说是一个行政、法律、经济管理，不如说是一个推行道德的教化机构。政府由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组成。科举制度的考核标准，是对《四书》的理解、文字的能力，而不是行政的能力。儒学相信，孝悌的教化，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皇帝是这个文官系统的核心，他必须参加各种形式的典礼、仪式，以向天下作出表率。辅佐皇帝的最高阶官员，乃是文渊阁大学士，所谓首辅，理论上就是皇帝和太子的老师，并不是一个行政官阶。整个文官系统，便是要自上而下推行教化。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主人。儒家的理想是所有人各安本分的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道德境界。可是当道德取代了法律和行政，则社会的运行便难免僵化而脆弱。
种种历史因缘，又令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本身不断出现裂隙。比如，皇帝，作为统领这个文官集团的首脑，本身又不得不受制于这个文官集团。万历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多年不理朝政的昏庸皇帝，在《万历十五年》看来，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皇帝本人，由立储问题、首辅张居正死后遭清算开始，看透了这个文官集团，而开始以消极怠工的态度当皇帝。再比如，有明一代文官薪俸微薄，造成从地方官到京官的“常例”这一不成文规矩，造成明末农民大起义直接原因的横征暴敛，事实上与整个官员薪俸制度的不合理也大有关系。横征暴敛所得，大部分其实是所谓“常例”，而国库收入并不丰厚。万历年间国库所得与相应年份英国的行政收入大致相当，而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五十倍，可见赋税并不重，重是重在种种不成文的“常例”。
加上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效率底下，对耕地、人口根本没有系统的统计方法，一地承担赋税的多少，依据往往都是百十年前的数字。军备、全国交通系统等等都没有统一的国家统筹，其混乱、低效以及个中漏洞之严重，便可想而知。
有趣的是，两《万》都提到，中国文化经济的重心，自两晋便可是南移。至于明清之际，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事实上的中心。而所谓中原，则是自然条件严酷、经济凋敝、民生不振的区域。明末农民大起义，风卷云涌，一直打到北京城，却也没有南下长江。而清军入关，在北方进展非常迅速，倒是在南方遭遇了激烈抵抗，尤其是几处文化名城，扬州、嘉定，在明室已经覆灭的情况下，仍然由书生振臂一呼，兵民困守孤城，上演玉石俱焚的壮烈故事。到了清末，太平军起于广西，驰骋半个中国，打到南京，却只是空据一座孤城，被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团团围住。而消灭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居然也不是清军八旗，而是曾国藩、左宗棠在自己家乡临时招募志愿子弟成立的湘军、淮军。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室西逃的时候，东南各省也是声明，各省联合自保。着一系列史事，正是因为南方经济发达，普通民众生活富裕，而且文化发达，明清之际重要的学术流派都开创于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外族入侵激起强烈反抗，正是说明中国文化的中心所在。曾、左的湘淮军，正说明曾、左这样的士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之大。
由此一路联想，百万大军过长江，也是一样道理⋯⋯⋯⋯⋯⋯挖嘎嘎～～～
《万古山河》书如其名，上下五千年也不止，《万历十五年》其实有点挂羊头，不过以1587年为点，前后所论何止百年。而全书主旨，则是以万历年间的人事为纲，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由极盛走向崩溃的历史转折。
《万历十五年》所论之纲，是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学者李贽等见诸正史的人物，而抽丝剥茧，意在检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的种种问题。
看似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实则已经末路穷途，只是以传统的强大惯性延续运作。取明而代之的清帝国，起家正在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的八旗兵马上得天下，可康乾雍盛世威名之下，其实仍然在沿着明朝老路一道下滑，举国体制并无根本扭转，以至于1840年以降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万古山河》，论述至明清一节，同样定论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暮年晚期。不过此《万》与彼《万》比，更着重从经济角度，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人文。《万古山河》认为，明清之际，全国范围的经济系统已经在小农社会的基础上运行起来。
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属江南之地，原为鱼米之乡，而因为丝织业利润丰厚，各地乡村劳动力均投身其间，以至于粮产不足以维持口粮，于是有两湖米运江南、江南布运京畿这样的全国性商品流转。而江南的丝织业发达，又赖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一村专事养蚕，一村专事抽丝，一村专事纺织，而成品又汇聚到漕运汇聚的中心城市。
还有，东南沿海从时开时禁而又禁而不绝的国际贸易获利丰厚，晋商徽商则是这个经济系统相当成熟的产物。而广大农村，则在乡绅士大夫阶层的治理下，维持运转，以补效率低下的政府行政之不足。
以《四书》为基本准则，父子、男女、君臣，道德推而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社会运行的基础。政府的治理与其说是诉诸行政、法律、经济管理，不如说其实就是以推行道德一元来管理整个庞大帝国。
而《万古山河》的视野在全球，时至明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传统社会就一定无法继续自给自足。从贸易顺差时白银大量流入，到1840年以后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世界经济系统里，就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农村经济在洋布、洋火等等西方工业产品的打击下毫无竞争力而迅速破产；铁路形成点到点、城市到城市的商品流通体系，传统的驿站、漕运等等以及相关产业也迅速破产；白银流出打击了传统的金融体系，晋商徽商也迅速式微⋯⋯国力衰颓，放到这样的视野底下，便能明白。
在社会文化方面，《万古山河》即指出，在明清之际，在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两套不同的文化体系。读书人以科举制度作为人生发展的通道。戏剧、小说等等才是真正影响民众的传播途径。民间的价值体系，乃是由三国、说岳、水浒等等传奇故事，混杂的信仰。两个文化体系，全赖乡绅士大夫阶层的调整而并行不悖。比如普通农民子弟，可以进入族亲地主开办的私塾启蒙，其中优秀分子便有可能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社会上层。当整个中国经济破产，社会系统愈加运转不灵，整个文化系统也便随之破产。
《万历十五年》则从更细致的角度，和《万古山河》的这番分析，可以做对照观。在《万历十五年》看来，一个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乃是要能从数目字上进行管理。而这一点恰恰是明清帝国所无法做到、也没有想要去做到过的事情。
政府的职能，如前所述，与其说是一个行政、法律、经济管理，不如说是一个推行道德的教化机构。政府由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组成。科举制度的考核标准，是对《四书》的理解、文字的能力，而不是行政的能力。儒学相信，孝悌的教化，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皇帝是这个文官系统的核心，他必须参加各种形式的典礼、仪式，以向天下作出表率。辅佐皇帝的最高阶官员，乃是文渊阁大学士，所谓首辅，理论上就是皇帝和太子的老师，并不是一个行政官阶。整个文官系统，便是要自上而下推行教化。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事实上的主人。儒家的理想是所有人各安本分的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道德境界。可是当道德取代了法律和行政，则社会的运行便难免僵化而脆弱。
种种历史因缘，又令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本身不断出现裂隙。比如，皇帝，作为统领这个文官集团的首脑，本身又不得不受制于这个文官集团。万历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多年不理朝政的昏庸皇帝，在《万历十五年》看来，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皇帝本人，由立储问题、首辅张居正死后遭清算开始，看透了这个文官集团，而开始以消极怠工的态度当皇帝。再比如，有明一代文官薪俸微薄，造成从地方官到京官的“常例”这一不成文规矩，造成明末农民大起义直接原因的横征暴敛，事实上与整个官员薪俸制度的不合理也大有关系。横征暴敛所得，大部分其实是所谓“常例”，而国库收入并不丰厚。万历年间国库所得与相应年份英国的行政收入大致相当，而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五十倍，可见赋税并不重，重是重在种种不成文的“常例”。
加上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效率底下，对耕地、人口根本没有系统的统计方法，一地承担赋税的多少，依据往往都是百十年前的数字。军备、全国交通系统等等都没有统一的国家统筹，其混乱、低效以及个中漏洞之严重，便可想而知。
有趣的是，两《万》都提到，中国文化经济的重心，自两晋便可是南移。至于明清之际，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事实上的中心。而所谓中原，则是自然条件严酷、经济凋敝、民生不振的区域。明末农民大起义，风卷云涌，一直打到北京城，却也没有南下长江。而清军入关，在北方进展非常迅速，倒是在南方遭遇了激烈抵抗，尤其是几处文化名城，扬州、嘉定，在明室已经覆灭的情况下，仍然由书生振臂一呼，兵民困守孤城，上演玉石俱焚的壮烈故事。到了清末，太平军起于广西，驰骋半个中国，打到南京，却只是空据一座孤城，被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团团围住。而消灭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居然也不是清军八旗，而是曾国藩、左宗棠在自己家乡临时招募志愿子弟成立的湘军、淮军。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清室西逃的时候，东南各省也是声明，各省联合自保。着一系列史事，正是因为南方经济发达，普通民众生活富裕，而且文化发达，明清之际重要的学术流派都开创于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外族入侵激起强烈反抗，正是说明中国文化的中心所在。曾、左的湘淮军，正说明曾、左这样的士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之大。
由此一路联想，百万大军过长江，也是一样道理⋯⋯⋯⋯⋯⋯挖嘎嘎～～～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