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生一人之治学看史学及其研究

评分:9分；归类:民国学人，海外学人 因先生逝世之故，精读此书，以了解先生生平事迹与思想学术之，本欲粗知大概，不意所获颇丰，简述之。

命运与人力 人之一生，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呢，还是一切都命中注定？这貌似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回答中有无神论者的“我能”，也有有神论者的“宿命观”，而就先生之人生而言，学业成就固然同天资与勤奋有关，但若1949年香港赴京之铁路未受阻，或成一马克思主义史家，或遭压抑乃至绝灭，断无今日享誉海内外之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又若先生在耶鲁访学后归港，或可承继宾四先生之绝学，但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学术成就。冥冥之力与自力关系之不可捉摸，由此可见矣。

历史研究同社会科学辅助之关系 先生在燕京期间，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影响，在港亦难以自辩而思想陷入困顿，而经过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关于人类学观点之影响，方从之前的迷思中走出，渐立文化多样之观点，进而确立文明比较之研究思想，走出一家之言；就此，同身边专攻史学之好友进行比较，煞是有趣，他们亦感资料堆积之无趣，传统研究之苍白，而皆好以社会学人类学之理论与方法认识历史问题，此则时变事变，但历史学学子研究之进路相近也。 专业学习与书籍研读 先生早年虽读私塾，且因时变而四处奔波，所学无多，但读书不止，用功求知，早岁即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后在东北即燕京上学，对时人名著多有涉猎，这与其父为学者及当时名师辈出不无关系，等到在港求学期间，因之前阅读之积累，不断和钱穆先生进行学术探讨，进入研究所之后，根据研究需要，一边系统研读书籍，一边就所读撰文发文，不及二十五，便有著述，虽有初浅之不足，然亦为先生治学产出之源头，研读而作文不失为求学者治学入门之一诀窍。

专业研究与庞博涉猎 先生虽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而闻名中外，然于其他方面甚至其他学科仍有较深研究和理解——助力先生学术之深度与广度。早年注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吸取文化多样有别之论——终生坚持文化有别，发展路径亦有别，各国现代化并无一个固定可用的发展模板。中国史学研究是专长，而广泛涉猎人类学、西方哲学、西方历史等，尤其在哈佛读博期间，旁听辅修帕森斯、怀特等名家课程，并将有关方法理论应用到自己的史学研究中，本以精深的史学水平加之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意思和注入新鲜思想，使得先生学术水平愈加提升，而有如日中天之势。先生受考据义理等传统学术和西方汉学双重滋养，同时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学术繁荣的条件:综合国力、人文传统、资料储备、思想自由和大师云集 当代名家，多出自美利坚，无论汉学抑或伊斯兰学等东方学科，何以至此？ 战后美国一跃为西方世界老大，各国经济总量无法与之比肩，且因冷战需要，加大对东方尤其是中国之研究；西方研究东方的历史远远早于上个世纪，而有数个世纪的传统，此一传统虽不乏偏颇之论者，然亦有精深扎实之研究，积累了研究东方的学术传统；由于重视研究，加之雄厚实力，大量收集各方资料，有陆港澳三地不齐全之文献资料，真学者如鱼，而丰全资料则如水矣；近代以来，逐渐形成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之风气，此之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重要，在此背景下，其本土及各地学术大家云集，力推学术研究之更上，此则彼时学术繁荣之因。

近代中国学术之起落 此诚一良可叹之事也。钱穆先生晚年回忆日寇于1937年全面侵华之事时叹曰:倭人断我中华文化中兴之希冀《师友杂忆》。日寇使得举国南迁，而半个世纪时间之文化探索被此生生打断（19世纪末张之洞等儒学名宿在被动形势下倡导中体西用——批评取消儒家唯西方理念是趣的偏激理念☞维新与革命两派不同程度上吸收东洋西洋之理念再造文明之努力——分别以梁启超和章太炎两先生为代表，且两先生之门人弟子影响深远☞王国维先生由政治转入学术，深研西方哲学后结合传统学术，于民国之前开创近代中华文化崭新之教育学、哲学文学乃至于美学☞民国以来在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新旧各路不同思想流派之学术大家汇聚北大，皆思想争锋和探索德赛先生，共促新文化运动风靡自北大等高校至各地小学，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时期☞1930年代蒋梦麟先生任北大校长，秉持“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理念，继续兼容并包，旧学大师与留学新秀汇聚一堂，在此前基础上继续促进学术文化之发展☞日寇入侵及至日后，人文社科一蹶不振）；南迁后学人于艰苦中图存办学，不复安定凝聚之效应，抗战胜利后国家又陷入内战，终于未能复兴19世纪以来发展现代形态之中华文化，其倾颓靡靡之姿延续至今；49年之后中华文化在港台的发展，并非是学人心向往之的，而是在特殊条件下的艰苦创业，精神感人，而明显体量不足，尽管在这样的状况下，文化事业仍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台湾中研院及地方大学、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可做见证，造就了大量杰出的学术人才，作者余英时即为一例。整体上看，学术衰微而学人寥落，但从局部看，近代以来的探索得到了延续和发扬。

先生得以成学之缘由 首先离不开家学渊源，欺负余协中亦为留学美国之学人，于思想文化颇有研究，难免耳濡目染，但就童年在乡间求学经历看，协中先生又非严厉训导之人，而是予以自我探寻之自由；因私塾教育而打下旧学基础，同时在大陆受到不同学者之熏陶；在港求学治学期间，更是得到钱宾四先生的直接指导和赞誉，且有唐君毅等新儒家及港台各色文化人物的影响；有幸求学哈佛，师从杨联陞先生，并得费正清等学者的指导，且旁听诸名家之课程，身处美利坚这一学术资源极其便利之地，始终孜孜以求，时时注意文化比较，引入其他学科方法或思想，最终留任美国，成就一代史学伟业。

结语 假若离开东北时乘坐第三架飞机，假若北上火车没有发生故障，假若没有求学哈佛的机会，还会有享誉后世之余英时先生吗？历史没有假设，个人努力背后的重重奥秘令人赞叹不已，天降英才，勤恳不懈，方见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