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乌托邦，奔向自由地

“乌托邦”一词，来自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Utopia）一书，而这一思想，渊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其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莫里斯的乌有乡，是西方五个关于完美的社会、法制及政治体系的想象（如果加上中国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有六种模式）。美国建筑师普西沃·古德曼（Percival Goodman）甚至运用建筑师的想象，绘制了五个人间乐土的建筑样式。

乌托邦看上去楚楚动人、光鲜亮丽，却是蛇蝎美人、白骨红颜。如若远观，可见江河涛涛，清风明月；但若是亵玩，则水落石出，五步追魂。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将柏拉图列为开放社会的第一个敌人。他认为，柏拉图背叛了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警告政治家防范因其权力、才能、智慧而忘乎所以的危险，并且反复告诫人要认清自己——人是何其脆弱渺小；柏拉图却赋予哲学家以国王的地位，让哲学家拥有魔幻般的权力，这是何等的退步！

乌托邦必然走向集体主义，吞噬个体的自由。波普尔认为：“人类的生活不能用作满足艺术家进行自我表现愿望的工具。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主张，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都应该被赋予由他本人塑造他的生活的权利，只要这样做不过分干预他人。”然而，柏拉图开启了唯美主义、完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源头，这些激进主义必然引导人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

从柏拉图走到当代，两千年如白驹过隙，而乌托邦一脉相承。波普尔指出：“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这种态度也是一种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于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了地狱。”

即便是为柏拉图辩护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也承认柏拉图设想的“爱的共同体”，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真正友爱的人很少见。柏拉图将理想国的成员视为“神或神之子”，“只有当因为某种奇迹、这种半神的存在，居住在城邦之中，其生活才能由《国家篇》所再现的法所规范”。人性本罪，打造乌托邦如同修建巴别塔。

既然有了乌托邦，也有了与乌托邦相对抗的思想体系，即反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思想家用一个反义词形容乌托邦—— Dystopia，这个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与理想中那种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

1868年，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这个词语，他指责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说，“把它称作乌托邦也许过于褒奖，我看称其为 Dystopia 才恰如其分。人们常用乌托邦指称某些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情，但这个现行的政策实在不好，它根本是行不通的。” 学者康正果将这个词翻译为“歹托邦”，并用“歹托邦”来阐释某些思想的邪恶本质。而更朗朗上口的译名，或许应当是“恶托邦”——它可用以形容极其恶劣的社会形态、及意识形态。

“恶托邦” 必由 totalitarianism 意识形态、具有卡里斯马魅力的 dictator 、以及“自愿为奴”的民众 这三部分组成，三者缺一不可。过去的 20 世纪，可称之为“恶托邦” 祸害全球、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世纪。Fascism 等两大 “恶托邦”思想体系，如同巨大的绞肉机，先后裹挟数十个国家、数十亿民众，其策动的战争、政治和经济运动、种族和阶级 massacres ，造成数以亿计民众的悲惨 deaths 。在此两大系统之外，更有大大小小的 dictators 和 totalitarian states 从这两大系统以及民间宗教、巫术、迷信 …… 中汲取灵感，打造出形形色色的 totalitarian tyrannies 。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有责任记录下已发生、和正在上演的这一幕幕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