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幽灵”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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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是可以被谋杀的吗,如果可以,谁能够将其谋杀,如何谋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如果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那些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由人类所发明、并且用来充当交流工具的工具论者,自然会认为我们可以摧毁语言——就像打碎一件花瓶那样轻而易举;而另一些认为语言决定着思维的人,比如萨丕尔,他也许会惊讶地表示谋杀语言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索绪尔会说谋杀语言是一个悖论,就像你试图谋杀自己的意识一样不可能,而拉康则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谋杀掉语言,主体也会死亡。如今,这些被哲学家、语言学家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在作家科尔扎诺夫斯基的文本里也得到一个回答,不可以。
科尔扎诺夫斯基是我今年最相见恨晚的作家,一位始终游荡在俄国文学边缘的写作者,一个被主流文学史划斜线的名字,但是他的写作,却在默默地改变着我们对于文学的思考。众所周知,已经有无数文学家进行过新型的文学实验,并试图将文学语言从我们所熟知到近乎自动化加工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就此意义上来说,科尔扎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在他的写作实践中,他不是要像乌力波那样——通过全篇不用某个字母或者不加标点不分段的方式来革新文学,而是直面语言背后的迷思,去破译语言背后的权力机制,那些被固定的句法规则,词语被赋予的特定含义,既存的叙事模式,都是他要斗争的对象,然而,这场斗争终究以失败告终。
“作为一个作者,我非常笨拙,真的,我并不擅长把弄词语,是它们在把弄我,把我征用为意见复仇的武器”。
确切来说,《字母杀手俱乐部》不算短篇小说集,但它确实是由几个独立的故事构成的,“我”被一位已经停笔的作家偶然带到了一个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成员的名字未知,他们彼此间用一个个由字母随机构成的代号来称呼对方,Das,Tyd,Zez...专名在此失去了意义,每个人的称呼都被缩减到了意义的最小值。这些成员们每次聚会,都会由其中一人口述自己最近的文学构思,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纯粹的事后记录者,则是一个中性的存在。
第一次的聚会,是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元文本的创作,叙述者拉尔将莎翁笔下的角色吉尔登斯吞劈成了两人,作为观众的吉尔登和作为演员的斯吞。又将奥菲利亚拆解为了在喜剧中出现的菲利亚和在悲剧中现身的菲厉亚。拆解出来的人物,就像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双胞胎兄弟一样,互为镜身。于是整个戏剧,就变成了一场镜子游戏,角色之间依靠镜面进行着不断反射,从而推进着情节的演进。而由演员斯吞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梅洛-庞蒂曾指出,在戏剧中,演员身体的表达涵盖了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抽象的建构,演员要饰演某个角色,他在舞台上的行动是服从于这一角色建构的,比如饰演奥菲利亚的演员要呈现在水中死亡的场景。而另一方面是具体的建构,尽管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了些许特征,但这种特征是不可见的、抽象的,这就要求演员通过自身表演实现这一角色。因此,即使面对同一角色,不同的演员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实现。在表演的过程中,演员自身作为主体,在与世界发生着联系,同时又作为角色在同世界打交道。而在这个由拉尔叙述的故事中,这些演员扮演的角色成为了有生命的存在物,于是有了哈姆雷特1号,哈姆雷特2号...就此,镜子剧场在不断地扩大。
第二次聚会,由泰德讲述的故事与驴子庆典这一宗教节庆相关。一位对上帝虔诚、对丈夫忠贞的女人,无法忍受神圣的教堂里充斥着驴子的嘶鸣,于是在婚礼现场晕厥了。此后,在梦中,驴子的叫声一直回响在她的耳朵里,她梦游般地在夜晚出门,与那些过路的侠客,商人,甚至乞丐发生着肉体关系,她变得堕落而淫荡。
“从小祈祷通往大祈求的道路会从渎神经过,最纯洁、最高尚的,必定会堕落,会污秽”。
在此意义上,没有什么比康德和萨德间的联系更紧密了。
第三次聚会,达斯讲了一个反乌托邦的科幻故事。科学家用一种菌分离了人脑与身体的关系,随着这项技术的推广,出现了一群群身体不接受大脑控制的“人”。这个故事,也许是在嘲讽笛卡尔,也许是一个政治隐喻。那些失去了独立思维的生命体,只有一具具依靠以太风控制的躯体,难道还能算是人吗?他们就像《迷墙》中那些被批量制造出来的“人形产品”,用来充当少数人统治的工具,它们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制造出来的实体。
第四次聚会,费弗讲了三个年轻人的故事,这部分有点像欧洲民间传说。三个年轻人的名字同样是无意义的音节,用来区辨他们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对于嘴巴的不同看法。A认为嘴巴是用来吃东西的,B认为嘴巴是用来言说的,C则认为嘴巴是用来亲吻的。这三种看法,其实对应着马斯洛的生理/社会需求,但后来他们由于偷窃被法院裁决,裁决结果是,A不能吃东西,B不能讲话,C不能亲吻。在这个故事中,科尔扎多次提到了三这个数字,酒馆名为三王酒馆,B时不时说着三段论,加上里面提及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诸如十字架这样有宗教意涵的因素,不由得会认为这三个年轻人就像宗教中的三位一体,嘴巴既要用来进食,也要用来亲吻,人是有着多重需要的存在。
第五次聚会,莫弗讲了一个亡灵因为没有一枚欧布给卡戎,而不得不终日徘徊在冥河河岸的故事。卡戎的小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穿梭在冥河两岸,而没有欧布的亡灵,“从生命中离去,又被死亡拒绝”。这也许是科尔扎对自身境况的隐喻。生前籍籍无名,遭遇着出版社持续的退稿,连生计都成问题,即便这样,他还是独自一人在那间十平米的房子里坚持着写作,亡灵最后有没有成功渡河,被叙述者悬置而成为了一个谜,今天,当我们看到科尔扎的文本,知晓了他的名字时,我想,那个亡灵肯定不再徘徊了。
此后,这个聚会便结束了,因为其中一位成员突然饮弹自尽了,与之而来的便是字母杀手俱乐部的解体。而作为旁观者的“我”,便开始用文字记录之前的一场场聚会。那这些聚会中被口述的故事,属于那些讲述人吗,我想并非如此。事实上,在语言被说出的那一刻,“作者”就已经死亡了,那些故事,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由文学机器所生产的一个个片段。在这些被口述的故事中,有很多是没有结尾的,伴随着讲述者的闭口戛然而止。或者可以说,是这些字母,这些语言在讲述自己是如何运作,如何生产的,讲述者只是一个代理而已,当这个文学机器出了故障,或者偏离了常规运作,故事就得被迫终结了。尽管俱乐部的成员发明了讲故事方式的种种可能,但是,当“我”借助文字把这些片段记录下来的时候,这场与字母的斗争便宣告了我的失败。
“词语是恶毒的,顽强的——想要杀死它们的人,会被它们更早地杀死”。
于是,字母就像德里达的幽灵一样,它不可说也不能说,既在场又缺席。它的生产及运作是一个无限差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借助一些代理来展现。科尔扎在他的写作中穷尽了种种办法与字母做斗争,当他意识到这一实践失败之后,便只能用自身的失语来对抗字母的暴政了。(1949年,科尔扎由于中风失去了辨认字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