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暗示的语言离开，带着细致的语言归来
【读品】罗豫/文
“寄”“托”考试前挑灯夜战、签证官面前心惊肉跳的当代中国人，也许不会或者不愿去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那么多东欧人，在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后，会被贴上一个颇具凄惨意味的标签——流 亡。“流 亡作家”，以“流 亡”为共同之名，却在“乡愁”为轴的图景上，各自有着各自的坐标。如纳博科夫者，“一下笔就是文豪，一张口就是白痴”，虽老没练好英文发音，写作却已登峰造极，几乎快让人忘了他还是个“流 亡作家”。如米兰·昆德拉者，外语好，名气大，总能恰到好处利用自己的流 亡身份，算得上流 亡作家中的“成功典范”。而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占据的是另一个极端，《论小丑》和《流氓的归来》，几乎每一页都浸透着自身化不开的流 亡背景。
马内阿算得是上个百年中最不幸的人之一。他遭遇了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极权的两个最大魁首——童年在纳粹集中营度过，中年又生活在真实的《窃听风暴》中。“5岁的时候我被流放，那是因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所至；到了50岁，由于另一个独裁者，由于他与前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我亦处于流 亡状态。”50多岁安居美国，老来又唱了一出《流氓的归来》。来来去去，随身携带着母语也载不动许多情愫。
春秋战国知识分子“良禽择木而栖”的文化，其实具有人性的普遍基础。只不过各有各的“择木”底线。对马内阿而言，政权造就了一个到处都是眼睛和耳朵的窒息社会，统一口径又是对作家的最大伤害：“最终，我离开了！怀着内疚，因为没有早走；怀着内疚，因为终于走了。”不管是对那个命运多舛的“祖国”，还是苦难深重的犹太民族，流 亡的马内阿都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倒是母语——罗马尼亚语，是他的深喉，他的乡愁所系：“难道他将失去那个在岁月长河中成型的、刻入社会暗号的语言吗？这等于自杀，这与回到惯于谋杀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好在，自杀和被谋杀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马内阿选择离开，同时依然用母语写作。这意味着他既不会有留下的作家的那种道德优势，也不会有昆德拉那样的名气。“我就像个背着罗马尼亚语言外壳的蜗牛。”
这只“蜗牛”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他对极权、苦难、艺术的理解和感触，也终于借他的三部作品展现给世人。小说《黑信封》作于出国之前，在罗马尼亚经历了严格而荒唐的审查，审查报告在《论小丑》中有所记述。马内阿离开时，带的正是一套为对抗极权所形成的暗示性语言。而其后的《论小丑》，处处可见批判和揭露，讽刺起来毫无顾忌：“只有马戏团主人和训兽师相信恫吓的绝对威力和虚假奖赏的迷惑作用。”颇有些初享自由时的痛快淋漓。但对自由的写作究竟有何用处，马内阿也有略显悲观的气话：“作家力所能及的报复只能是在他的小说里讽刺他的敌人。”
到了《流氓的归来》，强烈的情绪已凝为晶体，没有爱或恨的情感极权，缓缓流动的，是细腻的情感、悠远的记忆。“似乎犹太人的灾难意识，在哈德逊河畔要比在多瑙河河畔更容易治愈。”伤口愈合不少的流 亡者，带着另一套语言归来。
“寄”“托”考试前挑灯夜战、签证官面前心惊肉跳的当代中国人，也许不会或者不愿去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那么多东欧人，在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后，会被贴上一个颇具凄惨意味的标签——流 亡。“流 亡作家”，以“流 亡”为共同之名，却在“乡愁”为轴的图景上，各自有着各自的坐标。如纳博科夫者，“一下笔就是文豪，一张口就是白痴”，虽老没练好英文发音，写作却已登峰造极，几乎快让人忘了他还是个“流 亡作家”。如米兰·昆德拉者，外语好，名气大，总能恰到好处利用自己的流 亡身份，算得上流 亡作家中的“成功典范”。而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占据的是另一个极端，《论小丑》和《流氓的归来》，几乎每一页都浸透着自身化不开的流 亡背景。
马内阿算得是上个百年中最不幸的人之一。他遭遇了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极权的两个最大魁首——童年在纳粹集中营度过，中年又生活在真实的《窃听风暴》中。“5岁的时候我被流放，那是因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所至；到了50岁，由于另一个独裁者，由于他与前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我亦处于流 亡状态。”50多岁安居美国，老来又唱了一出《流氓的归来》。来来去去，随身携带着母语也载不动许多情愫。
春秋战国知识分子“良禽择木而栖”的文化，其实具有人性的普遍基础。只不过各有各的“择木”底线。对马内阿而言，政权造就了一个到处都是眼睛和耳朵的窒息社会，统一口径又是对作家的最大伤害：“最终，我离开了！怀着内疚，因为没有早走；怀着内疚，因为终于走了。”不管是对那个命运多舛的“祖国”，还是苦难深重的犹太民族，流 亡的马内阿都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倒是母语——罗马尼亚语，是他的深喉，他的乡愁所系：“难道他将失去那个在岁月长河中成型的、刻入社会暗号的语言吗？这等于自杀，这与回到惯于谋杀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好在，自杀和被谋杀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马内阿选择离开，同时依然用母语写作。这意味着他既不会有留下的作家的那种道德优势，也不会有昆德拉那样的名气。“我就像个背着罗马尼亚语言外壳的蜗牛。”
这只“蜗牛”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他对极权、苦难、艺术的理解和感触，也终于借他的三部作品展现给世人。小说《黑信封》作于出国之前，在罗马尼亚经历了严格而荒唐的审查，审查报告在《论小丑》中有所记述。马内阿离开时，带的正是一套为对抗极权所形成的暗示性语言。而其后的《论小丑》，处处可见批判和揭露，讽刺起来毫无顾忌：“只有马戏团主人和训兽师相信恫吓的绝对威力和虚假奖赏的迷惑作用。”颇有些初享自由时的痛快淋漓。但对自由的写作究竟有何用处，马内阿也有略显悲观的气话：“作家力所能及的报复只能是在他的小说里讽刺他的敌人。”
到了《流氓的归来》，强烈的情绪已凝为晶体，没有爱或恨的情感极权，缓缓流动的，是细腻的情感、悠远的记忆。“似乎犹太人的灾难意识，在哈德逊河畔要比在多瑙河河畔更容易治愈。”伤口愈合不少的流 亡者，带着另一套语言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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