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角下的六朝文明
美国汉学家丁爱博（Albert E. Dien）的著作《六朝文明》，名为“六朝”，并非只讲述金陵故事，而是囊括了公元3世纪至6世纪后期魏晋南北朝的整段历史。
丁爱博认为，六朝虽然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但绝不能以“黑暗时期”一语概之，实际上，六朝是在诸多方面（如文化、政治、社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创新与成就的时代。《六朝文明》一书，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从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古角度，全面细致地考察六朝的政治、社会与日常生活，材料引据基本出自各类文物档案或通报，还有宿白、夏鼐、杨宽等名家著作，以及《魏书》《洛阳伽蓝记》等典籍记载，近期的中译修订版增加了大量文物图片，文图并茂，更具可读性。
全书首先从六朝城市规划谈起，重点讲述了邺城（今安阳一带）、洛阳等北方城市和武昌、广陵（今扬州）、建康（今南京）等南方城市。丁爱博分析了这些城市的城门、城墙、城区规划等情况，他注意到了北方城市双重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也注意到了南京在此时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是与军事重镇晋陵（今镇江）的拱卫有关系的。这些城市的建设特征，很好地反映了六朝这段动乱不堪但充满了活力的时代的历史进程。
这部著作的写作特征逐渐显露，它很少直接描述南北朝的政局和经济状况，但它又时时、处处在说明南北朝的基本社会状况，作者充分利用考古学呈现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地方特色鲜明；过渡性浓厚；边远地区开发增加；很多遗址、遗物显示了军事需求；很多文物反映出民族交流、融合的特征；佛教建筑、雕像、绘画等的大量存在，说明这一外来宗教已经在本土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些描述，逐渐汇聚成了一幅全景式的六朝画卷。
全书的重点是墓葬，这是可以理解的。古代墓葬的发现向来是中国考古学的大宗。正如艺术史家巫鸿所说的，墓葬考古的三大首要目标是采集、整理和分析考古数据以便为将来的研究服务，这些工作让考古学家得以确定区域特征和时代特征，进而推展出关于墓葬所处时代以及中国墓葬发展的宏观历史叙述。巫鸿的“墓葬美术”概念和相关论述，也是该书倚重的学术成果之一。
作品从探析实物资料切开，深入研究了墓葬建筑、结构、画像、棺樽、殉葬品、文字材料以及局部的纹饰、图案及其整体风格，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碑、墓志等内容。这部分论述出现了近百处墓葬及其局部分析，包括文字和图案，作者注意比较各处墓葬的特征和同异，细致丰富，让人信服。基于类型学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墓葬包涵的重要信息。
比如，作者描述，辽宁地区公元3~5世纪的慕容鲜卑文化以石板墓为特征，较小的墓葬由石块垒成，墓壁涂抹灰泥，上绘壁画，梯形木棺的头部较为宽阔，灰陶罐仅限于以弦纹或凹槽纹为装饰，也有多种反映游牧生活的器物，如帯扣和马具。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于漆杯等器皿，偶尔见于家居、农业用具模型、砚台等。此外，也发现了一些匈奴主题的纹饰，甚至还有来自西亚的玻璃器。类似这样的考证和分析，鲜明揭示了六朝的文化混合体特征。
这种文化混合体特征也呈现在家具、服饰、武器、乐器、信仰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品后半部分的陈述，接近于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的名物写法，同时也借鉴了文物大家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以琳琅满目、罗列纷呈的器物，表现古代民众的日常生活，还原上至宫廷、贵族，下及商人、百姓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几乎无所不包，让人叹为观止。
作品堪为“六朝百科全书”，尽管如此，仍有疏略。比如，城市规划着重布局，但是，城市景观例如北方的庄园、南方的园林这类精英生活的重要表现却被忽视了，该书也很少谈及六朝的书法、绘画、文学等成就，似乎过于重视“物”而忘记了“文”。或许，这也说明了中国南北朝的确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大时代，即使像这样一部厚重的专著也无法全然尽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