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大乱之后,人们都想做皇帝,故曹操不能不如此。这一点影响到文章的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倡导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当时凡人都自命清流,于是变成固执。
因此,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风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这两点在曹操的文章中都可以看见。
曹丕承父业,于清峻、通脱之外,加上华丽、壮大。以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曹丕在《典论论文》当中提到的建安七人,文章很少流传,但不外乎慷慨、华丽。大概因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战乱者特多,于是为文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同时他喜欢空谈,也喜欢吃药,是空谈与吃药的祖师。
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吃完药后需要“散发”,如果没有“散发”,就有弊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所以走路名曰“行散”。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于是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发烧之后又会发冷,于是饮热酒。也因为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所以,那时人的衣服宽大,看上去很舒服,很飘逸,其实内心都是很苦的。
这样的作风在当时被认为是名仕作风,是受文人追捧的。于是又有一个新团体名叫“竹林七贤”,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其中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
阮籍和嵇康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鲁迅先生认为,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期,崇奉礼教的看起来不少,但他们多半借着礼教以自利,实际上恰恰是在毁坏礼教,而这些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是太相信礼教。
嵇康为人高傲,但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有一条一条的教训。因此,我们可见嵇康对于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意的。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
虽然模仿阮籍嵇康之流的人多,但是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内心的痛苦,却往往不为人所知,因此,人们只学的他们的皮毛,颇有东施效颦之感。
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了。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破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便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