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儒家皇帝的社会实践：从上位到下台

今天读完《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张向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1版1印，平装大32开631页，定价79.8元。本书作为非虚构类纪实作品，断断续续用了不到两周时间读完。

作为历史上的著名“丑角”，王莽的历史形象自然不用多说，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那两句流传千古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就知道历史对王莽其人的评价如何。但是历史上的王莽真的就是一以贯之的伪君子、阴谋家吗？作者用这本厚达600多页的书，流畅地讲述了王莽背后的因缘际会和历史背景。处处以“时人”的目光，而非以后人戴上了厚厚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王莽的所作所为、兴衰成败。这正是钱穆先生提倡的对待历史要有“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之体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避免产生“后见之明”的不公平评价。虽然这是历史常识，要做到却是很难，而这也正是本书巨大的成功之处。

何为“祥瑞”？这个儒家特有的文化符号，是儒家为了规训皇权而生产出的一个概念。秦汉时的社会风俗是“好鬼神”，皇权是世间最高权力，但是仅限于人世，神鬼之界是管不了的。皇帝号称“天子”，则不能否定自己的“天命”。天子统治有方，百姓安居乐业，上天自然褒奖，如何体现呢？那就是用“祥瑞”的方式体现人世与天界的互动了，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开始对皇权在内的社会进行思想文化规训的突破口和立足点。作者谈周秦之变亦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从先秦的“邦国时代”过渡到“帝国时代”，处在这个大变局下，儒家如何才能实现时代的转型和跨越呢？作者发现了一个身负这一特殊使命的人——叔孙通。这位秦王朝的博士既要实现儒学兴盛的志愿，又必须投新的汉帝国统治者所好，其学说和所制订的“儒家”礼仪自然需要调适，以合乎现实要求。然而，这对“原教旨主义儒家”们来说，也是一种“痛苦的蜕变”，因为“鄙儒”“不知时变”，而现实却是要他们“知当世之要务”才能“入世”为统治者所用。当然，一开始儒生们只能介入政权基层，大部分被作为“吏”使用。到了武帝时期，儒生已经开启了进入到政权高层的趋势，董仲舒、公孙弘等在各自领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这时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皇权、开国功臣、外戚在上层，儒生居于中下层的态势已渐明朗。巫蛊之祸以后，功臣势力被基本清除，其势力被儒生填补。在皇权有意无意的支持下，儒家的思想成为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出身寒微的汉宣帝为了提高自己的皇位合法性而大肆提高儒家地位，任用儒学官员，大肆用儒家“祥瑞”的形式宣扬自己的“天命”，他也的确达到了预期目标。尽管同时汉宣帝也很警惕“天命”思想对皇权的控制，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命”观念越是普及，西汉王朝对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就越受到挑战，儒家思想（王道）此时已经开始降服皇权（霸道）。生存土壤一旦肥沃，儒家思想必然会发展壮大。皇权开始被儒家牢牢地戴上了“天命”的缰绳，这匹野马就再也不能自由自在、为所欲为了。儒家作为一种文化学说与现实政治相互融合，如藤缠树，最后融为一体，再无彼此分离，若要强行分离，势必两败俱伤。自此以后儒家思想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现实政治浑然一体的结果，是儒家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譬如“谶纬”之类的无稽学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成为一门“显学”和投机钻营的敲门砖。

有“祥瑞”，就必然会有“灾异”，这是一体两面的事。而一旦出现灾异，就必须有人为此负责。宣帝以后的西汉政坛，呈现出的是皇权、外戚、儒生官员这样的权力格局。而哀帝意外过早去世后，王政君与王莽所立皇帝幼小，外戚掌控了整个西汉朝政大权，而正好王莽也是虔诚的儒家信徒。这样，作为儒家的王莽登上了权力之巅，而借助王莽权力的儒家，也第一次拥有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绝佳机会。所以一部王莽权力史，同时也是一部藤与树的结合史：树指的是皇权，而藤指的是儒学。树借藤以助其威，藤借树以壮其势。藤与树的交汇点，就在着落在王莽身上。在作者看来，王莽要突破“安汉公”的限制，让自己实现权力不受约束，也就是要灭亡汉朝，这是当时谁也不敢想象的事，毕竟汉朝声称继承的是周代的传统，连秦朝都算做是“闰”位，其正当性不予承认。高祖斩白蛇起事，是尧之后。若要动摇这个200多年的稳定王朝，除了以“舜”之后的名义以外，还需要建构的就是要加入新的可支配因素：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天”的权威和儒家谶语来动摇刘汉的唯一合法性。此时的王莽已经处于王权与神权（儒教）高度契合的位置，就像后来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既是世俗政权的最高领袖，也是文化精神的“圣人”代表，站在了政治权力和宗教（儒教）双重权力的顶峰。作者敏锐地察觉到，王莽在掌权的过程中，通过对其反对派的清洗，不仅仅是“排除异己”的权力斗争的需要，而且还把儒家伦理“从一种被弘扬的道德理想，经由国家意志，被引入个人的日常政治行为中”。这也意味着，王莽极其同党开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儒家伦理对西汉社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规训”。而这个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可以说，王莽是第一个意图在现实政治层面实现孔子理想的儒家帝王，前无古人，后也应该没有来者。

西汉末年尽管灾异频频，但总体社会还是平静的。但人们怀着对王莽和儒家许下的美好明天的期待，欢天喜地地送走了西汉王朝，迎来了王莽建立的新朝。但是没有人能想到，在现实政治的面前，王莽的理想主义最终折戟沉沙，沦为历史的笑柄。登上最高权力地位的王莽，以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名义，把还算安定、期盼复兴的西汉末年的政治局面搅得一团糟，事事伸手，却处处碰壁，造成国家内外统治无能、经济崩坏，王莽的“个人理想主义”结合了他的偏狭的心理，致使新朝的道路越走越窄，最终走向覆灭。作者也明确指出，儒家思想可以“驯化帝王”个体，但是用来直接作为治国安民的手段，却是有极大的缺憾的，无他，人心、人性的复杂性，不是几千年前的“圣人”就能一言以蔽之，一劳永逸地提出解决方案的，也不是提出远大理想就一定可以达成的。王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重儒家之“名”（古典名词）而轻社会之“利”（实际效用），各项改制措施基本都成了不顾现实、“名实俱废”的“瞎折腾”，王莽期待着“垂拱而制”而制订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就如同王朔那篇含义深刻的小说《痴人》一样，意图控制身体机能的所有细胞和功能，但是在成功的一刹那，大脑应接不暇，身体就全盘崩坏，再无复苏的可能了。王莽的各项政策服务于他想构建的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制度，西汉的外戚传统与儒家政治学说之间的有机结合，正是构建出“莽新”王朝的政权基础。“灾异”可以被权臣解读为上天对旧体制（西汉王朝）的不满，从而促进新体制（莽新王朝）的发轫。但是一旦新朝建立，但是又无法兑现其儒家的“完美承诺”，那些过去的“祥瑞”就转变为压垮其合法性的“灾异”。而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又有哪年某个地方没有发生过灾荒呢？所以“祥瑞”这种双刃剑，最终会变成人人心知肚明的戏法，大家都知道不是真实的，但是又必须在压力下逢场作戏，帝国就这样一步一步从小感冒发展成为不可治愈的癌症，从而导致整个统治机构的坏死。很明显，现实政治永远比理论学说更为复杂。就在这两者相互依违之间，王莽把一把好牌打得稀烂，自己也丧命在都城长安。

作者提出，刘秀建立起取代新莽王朝的东汉王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改良型”的新莽王朝。谶纬之说贯穿整个东汉时期，成为“显学”。刘秀崇尚谶纬并不奇怪，因为如同汉宣帝一样，他也要有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神学——虚无缥缈、任凭最高权力者——皇帝任意解读的谶纬，就是一件非常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直到东汉末年还有“代汉者当涂高”等著名的谶语出现。但是刘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会对社会进行反复的试错，这样反而使汉朝又延续了两个世纪，尽管从实质来说，刘秀的王朝与王莽的相似度远高于他声称继承的西汉王朝。

本书的另外一个有趣之处，是把历史事件和今天的某些事项相互联系，古今对照，相映成趣。许多地方脑洞大开，金句频频，不愧为文学博士之作。但是，本书也和那些信口胡诌，论在史前的作品界限明显，史观颇正，行文通透，叙事严谨，细节处都有说明，一言一事一论都力求有据可依，看得出来作者在酝酿此书之前，相关的史料和专门性的研究读物积累了不少，参考书目即有7页之多，除了语言风格以外，完全和一些专论差别不大了。

附几处可商榷的细节和文字错漏：

P3最后两段：“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意思是，“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把皇位让给你，怎样？”查《汉书》卷九三《佞幸传》上下文，哀帝只是说想效法尧舜禅让，并无直接对董贤禅位之语。当然，他的意思是想禅让给董贤的。

P4第二段：“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吕后是皇后，算皇室成员，并不算外戚，吕后家族才算外戚。

P14-15 原文为“刘邦可能会想起，仅仅几年前，他还在这里仰视皇帝，而今天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汉王国”。误。刘邦是受项羽分封于汉中建立的汉王国，而非咸阳。

P16原文“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此句中“儒士”不太妥当。汉初儒家并未获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尚处于“百家争鸣”的尾声阶段，至少黄老之说要比儒家学说更为统治者所看重。所以恐怕谈不上专门安排他们。

P18 原文“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查《汉书》原文为“此后亦非乃所知也”。“乃”是“你”之意，没有“我们”的意思。

P19 原文“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与P4同误。

P180“例行节约”应为“厉行节约”；

P309 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误。项羽为鲁公；

P469“血渐府门”应为“血溅府门”；

P514 “关中的起兵”似应为“关中的起义军”。

另外，每章采用尾注而非脚注，对读者还不够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