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历史感觉，怎么翻译“历史”？——评杨之涵译波利比乌斯《通史》

古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的巨著《通史》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近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甫知书讯，笔者便购入囊中，奉于案上，决意花一个月仔细领略。

波利比乌斯在西方史学史中地位甚高，意义重大，能有足本中译，当属学界幸事。然而，一番考究过后，译者杨之涵（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的这个中译本着实让笔者感到失望——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学术翻译的规范性问题，而且在一些细节层面出现了错译、漏译和表述不当的情况，应当继续大加修改，方足以成为严肃研究的参考文献。近日来，关于该译本的推广甚多，似乎有尊其为权威译本之迹象。这着实令人不解且不安，故草就一文，以供商榷。

首先，译者没有为读者梳理波利比乌斯《通史》的版本源流。按照学术规范，译者应当在文献学方面稍作介绍，大致评述一下《通史》的写本、考订本、西方语言（不只是英语）的译本以及最重要的研究文献。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的这位年轻译者依旧忽视版本源流的做法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然后，译者在《译后记》中说：“本书以洛布古典丛书本（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ition，帕顿［W. R. Paton］英译，简称洛布本）为底本。”这里的表述有误。符合语言规范的表达应该是“本书以‘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英译文作为翻译的根据”。英文“edition”在相关学科背景下特指经过历史文献学考订的版本（对应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校勘本”），译者所用的这个版本并不属于这一范畴。

这些情况都表明，译者并未受过专业的古典学训练。根据《译后记》，译者的古希腊语知识应该仅限于通过词典查询单词的释义。《译后记》中的希腊文“ἱστορέω”被错误地拼写为“ίστορέω”也是明证：把词首元音“ι”上的粗气符号写成锐调符号，这是任何学过古希腊文的学生——哪怕只学过两周——都不会犯下的。当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一位有志于翻译古典名著的译者都受过专业训练，笔者也并不强求译者非得从古希腊语考订版翻译波利比乌斯，但学界至少有理由要求译者挑选一个尽可能好的英译本作为基础。杨氏说自己使用的洛布本由帕顿（W. R. Paton）翻译。可是根据笔者的了解，这个版本早已被取代，现在通行的是由沃尔班克（F. W. Walbank）和哈比希特（C. Habicht）修订过后的版本。沃尔班克为《通史》作过三卷本的注释，这是一部约二千三百页的学术巨著！而且，沃氏的这部经典之作并不聚焦于语言学，因此，即便译者不通希腊文，他也应当在需要时参考、查阅沃氏的研究成果——至少应当在《译后记》中提到这部最重要的研究著作，或者至少提到沃尔班克教授的大名。

就以上这些基本事实来推敲，杨译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方面所能提供的价值，也就显得十分可疑了。当然，这不足以说明译者并未用心提供一部具有可读性的通俗中译本。不过我们也别就此打住。接下来，不妨以杨氏译文的第一句话（第1卷第1章第1节）来测试一下这个译本的可靠性。杨之涵的中译文作：

如果之前的编年史家都没有正确地颂扬历史，那么，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劝告所有人选择像当前这部作品的那种著作来研读，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过去的知识更能指导人类自身的行动了。

洛布本英译（沃尔班克、哈比希特校订后的译文）作：

Had previous chroniclers neglected to speak in praise of History in general, it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necessary for me to recommend everyone to choose for study and welcome such treatises as the present, since men have no more ready corrective of conduct than knowledge of the past.

帕顿原先的英译文与此基本相同，只是最后一个小句作“since there is no more ready corrective of conductive than knowledge of the past”，与校订后的译文差别很小。

洛布本中的希腊原文：

εἰ μὲν τοῖς πρὸ ἡμῶν ἀναγράφουσι τὰς πράξεις παραλελεῖφθαι συνέβαινε τὸν ὑπὲρ αὐτῆς τῆς ἱστορίας ἔπαινον, ἴσως ἀναγκαῖον ἦν τὸ προτρέπεσθαι πάντας πρὸς τὴν αἵρεσιν καὶ παραδοχὴν τῶν τοιούτων ὑπομνημάτων διὰ τὸ μηδεμίαν ἑτοιμοτέραν εἶναι τοῖς ἀνθρώποις διόρθωσιν τῆς τῶν προγεγενημένων πράξεων ἐπιστήμης.

通过对比洛布本英译以及古希腊语原文，可以看出，杨译本的第一个句子（79个汉字）有以下多种明显的问题（错译、漏译和误增）：

（1）原文是非真实条件句（陈述语气的过去时“συνέβαινε”），英译用“had”所带的倒装结构来表达，中译应当加入“原本”，因此杨译不确。译者竟然对这种虚拟语气视若无睹，令人费解。

（2）杨氏把“忽视”（neglected）译作“没有”，系错译。这个词对应于希腊原文“παραλελεῖφθαι”，毫无争议。

（3）杨译中多出“正确地”一词，于希腊原文及英译皆无依据。

（4）“历史”一词的翻译缺乏准确性，应当译作“历史本身”或“整体意义上的历史”（History in general / αὐτῆς τῆς ἱστορίας）。可见译者在最重要的关键词上也相当马虎。

（5）杨译多出“我觉得”，于希腊原文及英译皆无依据。

（6）“或许”（it might perhaps / ἴσως）漏译。

（7）“过去的知识”有歧义，英译用所有格结构“knowledge of the past”，当译作“对过去的知识”，按照希腊原文则当译作“对过去的种种事件/行为的知识”（τῆς τῶν προγεγενημένων πράξεων ἐπιστήμης）。这里的“πράξεων”与之前的“τὰς πράξεις”（“在实践上”）呼应。

（8）“更能指导人类自身的行动了”，英译和希腊原文都没有强调“人类自身”；与此同时，相当重要的又一个核心概念“纠正/纠正行为”（corrective / διόρθωσιν）反倒漏译了。

笔者提供的译文如下：

倘若发生到（συνέβαινε）我们之前的编年史家身上的事情是，对历史/探究本身的赞美在实践上（τὰς πράξεις）受到忽视（παραλελεῖφθαι），那么，或许（ἴσως）原本就有必要促使（τὸ προτρέπεσθαι）所有人转向对如此这般的论述（ὑπομνημάτων）的选择和接受——对于人类来说，相较于对过去的种种事件/行为的知识，没有任何一种纠正（διόρθωσιν）更加有效/便捷（ἑτοιμοτέραν）。

笔者之前提到的沃尔班克教授为这一句话就写了13行的注释。在笔者看来比较重要的是，他说波利比乌斯常用“ὑπομνήματα”（“论述”）一词来指称自己的这部作品，而且这一开篇具有一种普遍见于古希腊史家的“教导”（didactic）含义，并请读者去参考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2章、第2卷第48章第3节以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1卷1368a29。这也就让读者明白了波利比乌斯的对话语境。

可是，对于开篇的这第一句话，杨译本却没有给出任何注释。我们不知道波利比乌斯这段话在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究竟来源于何处，也无法尝试理解他为何要撰写本书。这其实说明，译者对于波利比乌斯本身，也缺乏起码的历史感觉。

笔者并不想过多苛责这第一个完整的《通史》中译本。译者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愿意译出这百万字的大书，已经值得众人钦佩和效仿。然而，无论是从西方古典学还是从世界史专业的学科立场上看，原先以法理学为专业的译者（其硕士论文题为《美国宪政的清教基因》），可能还需要在史学基本功、文献意识和语言（古希腊语、英语和汉语）方面多加磨砺。

杨之涵（杨执涵）硕士论文《美国宪政的清教基因》摘要

这也让我们今天日益增多的西方古典作品译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验教训：如果不仔细磨炼基本功，不了解西方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和推进状况，不清楚思想史上关于重大问题和重要概念的争论，贸然从事经典著作的翻译，并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意义。如果译者在对待学术问题时没有历史感，又该如何去翻译“历史”呢？

高全喜教授《宪法规范源自历史的文明演进》一文（“法治周末”2019年1月）说，杨译原计划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假设译者在预告到出版之间的两年时间内，系统学习过古希腊文后再来校订译文，那么我们现在品尝的《通史》译文一定会耐读而别有风味。

译者在《译后记》中同时用“如履薄冰”和“马不停蹄”这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翻译工作。因此，笔者相信，凭着他的一番热血和谨慎的态度，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好的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