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高全喜：波利比乌斯《通史》的罗马混合宪制论

摘要：本文的主旨是解读波利比乌斯《通史》的罗马混合宪制理论。首先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勾勒了罗马共和国通过战争而兴盛与崛起的现实制度背景；然后集中分析研究了罗马的军事制度和混合宪制的基本内容和独创性特征，尤其是从历史学视角揭示一种不同于纯理论视角的罗马混合宪制理论，阐释了波利比乌斯念兹在兹的罗马人何以用53年征服几乎整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混合宪制，进尔深化了波氏基于罗马政体论而形成的普遍人类史观，从而达成一种历史与宪制相互结合的宪制理论或历史理论；最后通过政体循环论和历史天命观两个视角呈现罗马政制之未来走向以及波氏历史宪制理论的内在张力。 人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族群如此，一个国族更是如此。但何为历史，何为历史中的人、族群和国族，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如何计算和丈量，内在的结构和制度如何构建和厘定，蕴含的意识和精神如何培育和生长，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清晰和为人们所自觉的。人类历史意识的觉醒有一个开启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便是这个人类历史意识的开启者，他的40卷《通史》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有关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史观，支撑其宏大历史观的基石是他的罗马混合宪制论。他的历史学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物理学，而是一种政治史学或宪制史论，即他要为人类普遍历史的担纲者——罗马人的历史提供一个普遍的《通史》演义，用波氏自己的话说，他的通史之宗旨便是要探究：“在短短不到五十三的时间当中，通过何种方法和何种政体，以至于罗马人成功地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成就。”[1] 一、罗马混合宪制的恢弘时空格局 鉴于此，波利比乌斯写作《通史》的谋篇布局就颇费周章，其时间上的延展和空间上的扩大要支撑得起他所谓的普遍史，也就是说，波氏关于罗马崛起的历史叙事要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即希腊史学家们的历史观)的新故事，尤其是时空结构上要经得起后来所谓的“历史动力学”检验。幸运的是，波氏的人生经历恰好为他近距离地观察罗马的军事体制、政制构架和文化生活以及卓越人物的心智行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作为罗马统帅小西庇阿的朋友，跟随他征战南北十数年，历经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不仅为罗马崛起之际遭遇的大风大浪所惊悚，也为这个国族所蕴含的顽强精神，尤其是他们创制的政治制度所折服，由此波氏坚定了自己为这个生机勃勃的政治共同体所打造的普遍世界的伟业树碑立传的史家雄心。 打开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上述那种大历史叙事的恢弘气势不禁扑面而来。我们看到，《通史》40卷(虽然目前仅完整存留下前5卷，此外只有若干卷的残篇，即便如此也足以领略其不凡的硕大格局)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宏大的具有世界景观的历史画卷，它们远非地中海一隅所能承载，而是以意大利为枢纽，以地中海为内海的横跨欧亚非的庞大世界图景。在此，罗马人经历了三次布匿战争，以及贯穿其中的与马其顿的三次战争。通过一系列战争，失败、胜利，再失败直至最后的胜利，罗马人最终赢得了对于周边乃至当时所能涉及的世界范围内的各个部族、列国和帝国的征服与统治，稳固地确立了一个罗马人的“大一统”之帝国事功。这就是波利比乌斯所叙述的《通史》内容，波氏把这个历史不仅视为一部罗马史，更是一部宏大的人类世界的历史。作为史家，他的历史追求不仅是客观的外在描绘，而是要深入其中，探索历史运行的机理，把握历史担纲者的成因，并为后来者提供真实不欺的资治通鉴。 我们先来看《通史》的时间格局，波利比乌斯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两个时间结构的维度。第一个维度也就是波氏所指出的，他的《通史》要提供一个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68年这长达53年的罗马征服世界的军事与政制史。这个时间结构当然是波氏《通史》的主轴，也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应该指出，这个53年确实是罗马崛起的关键时刻，也是罗马人命运经受严峻考验的非常时刻。波利比乌斯用质朴、凝重、厚实之笔为我们刻画了这53年间的战争风云、英雄沉浮和制度塑造。通观这个时间刻度，波氏运用的是一种编年史的体例，把53年来罗马与各种对峙的力量，诸如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以及各方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和性格短长，一一道来，充分展示了罗马人开国立业之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罗马人只用了53年就一举征服了全世界而确立起雄霸欧亚非的帝国之地位，这仅仅是上天的垂爱和偶然的幸运吗？显然远非如此简单。果真如此，波利比乌斯大可不必费尽周章地撰写罗马史志，在他眼里，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维度，那就是促成罗马共和国崛起的早期发生学，即任何一个事物的壮大和演进都有一个发轫的时间逻辑。在《通史》一开篇，波氏就申言，尽管他的历史叙事主要是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68年，但为此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期铺垫，即在第一卷用相当的篇幅来开启《通史》的正式演绎。换言之，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撰写其实是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264年开始，这样实际上就追加了整整44年的时间，即《通史》的时间维度是从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68年，大致是97年，而不是53年。[2]我认为，第二个时间维度，即铺垫性的历史陈述，甚至还可以上溯到更为辽远的时间，它们都还属于传统的罗马史的范畴。这种罗马史观与希腊历史学家的希腊城邦史观，在性质和类别上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区别，它们都属于一个国族的发展生长史，罗马共和国乃至罗马帝国也是从这种列国史中发育出来的。 但是，第一个时间序列，亦即从公元前220年以降的罗马史，这个开始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53年来的罗马史，本质上迥异于传统的列国史，它既是作为个别国族的罗马史，更是作为普遍国族的世界史，这也正是波利比乌斯为什么刻意强调53年的罗马历史故事，而把此前的时间序列仅仅视为一个铺垫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写道：“从现在开始，历史变成了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同希腊和亚洲的那些事件相勾连，所有的事件都通往一个单向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从这个时间开始我的历史写作。因为，正是由于罗马人在这场汉尼拔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人，罗马人方才开始相信，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迈出了最为关键和最为困难的一步，由此，他们第一次开始将自己的双手伸向其他地方和跨海挥军希腊与亚洲大陆。”[3]据此，在罗马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其实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一次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普遍革命，即罗马国族的命运经历53年的时间砥砺和冶炼，而从此前分散的各个邦国的时间碎片中脱颖而出，成功地把世界历史凝聚在一起，开辟出一个普遍历史时间的新时代。罗马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波利比乌斯撰写《通史》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我希望读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罗马人从一开始就有充足的理由去构造一个世界帝国的雄心，也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他们的目标。”[4] 从这个双层的时间维度中再来审视《通史》的空间结构，我们不难发现，波利比乌斯的普遍史观的横向布局具有全新的战争与和平的融贯视野。以往的列国史的战争叙事，大多基于某个国家的视野，尤其是从战胜国的角度出发，展开战争双方或多方的杀伐征战以及成败利钝，其空间格局往往是单向度的。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与此不同，由于有一个普遍史的预设，他对于罗马崛起过程中的多次意义重大的战争，就不单纯仅仅是站在罗马的立场上，甚至不是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场上，而是超越了诸多战争的参与者，呈现出一种更为广阔的胸襟，即便他力挺罗马，那也不是基于罗马的利益立论，而是在罗马共和国成长的身躯上，在罗马战争的一系列凯旋中，发现了普遍的世界史担当者的雏形。由此，波氏与其说是礼赞罗马的胜利，不如说是礼赞赋予罗马的普遍世界史的达成。在《通史》中，波利比乌斯对于罗马战争中的各类对手，尤其是三次战争中的迦太基，给予了非常正面性的描述，对于汉尼拔的英雄气概和大智大勇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正是基于上述的大视野，波利比乌斯所绘制的空间世界，就显得无限辽阔，可以说囊括了除东方华夏文明之外(限于当时的信息隔绝)的全球文明之领域，它们也是人类文明步入世界文明的第一个视阈。在此之前的历史叙事，包括希腊的经典历史著作，都没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当然，此前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也远没有达到罗马构建大一统的帝国所关涉的深度和广度，恰恰是波利比乌斯赶上了这样的历史机运。通观波氏的《通史》，依照编年史的叙事笔法，波利比乌斯绘制了一幅远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关涉的地中海世界要广阔和深刻得多的大世界，它们随着各种战争的推进大致分为三个版块(即基于罗马人建国之地——意大利中枢板块、罗马与迦太基三次战争所关涉的欧亚非板块和罗马与马其顿菲力五世战争所重组的环地中海欧洲板块)，并最终因罗马的胜利而连为一体，由此成就了罗马主导的普遍世界史叙事。 波利比乌斯用他的如椽之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为我们绘制了一幕恢弘的罗马共和国从弱至强的军事与政治的演变史，这个历史叙事打破了陈旧分散的地域邦国史的编纂体例，呈现出一个普遍世界史的观念。[5]这在历史学的学科发展中，可谓前无来者，后续有待，这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连续性的一种自觉，也是对于罗马政制的一次质的升华。波利比乌斯的人类普遍史因罗马而形赋肉身，罗马因波氏的普遍史而终成正果。 二、罗马的军事与宪制 波利比乌斯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史学家，他撰写历史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外在描述，而是具有着经世致用的现实目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研究个别性的历史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可能深刻领悟作为整体的普遍史的。”[6]“我的著作所具有的独特特质同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是相通的。正如命运女神(Fortune)将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引向同一个方向，并迫使它们都朝一个相同的目的进发一样，作为一名史学家，他的职责也同样应该将命运女神实现其整体意图的这种进程，置于一种简明的视角之下，进而呈现给自己的读者。”[7]所以，他要探究罗马何以雄霸世界开创普遍事业的原因和道理，以便为后来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教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罗马人在群雄并起的险恶情势下一跃胜出呢？经过波利比乌斯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研究，他以为这固然由于罗马在军事战争上的不断胜利，但更为根本的还是本源于罗马的政体制度，即处于成长与发展中的生机勃勃的罗马混合宪制。如果没有罗马的优良政体，没有共和国的混合宪制，那么罗马的公民精神就难以凝聚，罗马在遭受战争失败后也难以恢复元气，罗马的士兵也不可能为邦国的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因此，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详尽地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既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又以理论归纳的方式，总之，贯穿整部《通史》的罗马故事属于一种史论结合的编撰体例，在冷峻的叙述中深含着厚重的义理。 我们先来看军事。一般说来，古典社会史的主要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在战争取代了祭祀的重要性之后，政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为军事的附属物，传统的“王”首先是部落的军事首领，带兵打仗且能够取得胜利，这是国王得以掌权的基础。当然，这里有一个从祭祀权到军事权的两权对峙以及权重失衡的演变，希腊城邦国家如此，罗马城邦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古典政治社会的传统故事，对此，波利比乌斯并没有给予过多发挥。《通史》先是“照着讲的”，战争是波利比乌斯叙述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一部《通史》看上去就是一部罗马人的征战史。波利比乌斯以不加修辞的粗粝之笔，为我们叙述了53年乃至百年以来的围绕着罗马的兴盛所发生的一场又一场大小不等、情势各异的战争，其场面和人物以及过程和结局可谓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宛若一幕幕荡气回肠的画卷。 问题在于，波利比乌斯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不仅描述战争，还要探索战争的机制，尤其是罗马战争获胜的军事制度，也就是说，他除了正面描绘战争过程，还用大量篇幅来分析和论述迦太基尤其是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制度，借以解释交战双方之所以胜败的军事原因。在前五卷的战争叙述尤其是第六卷专门开列的“论罗马的军事体制”一章中，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了罗马军事机制的构成体系，包括官佐、士兵、兵种、结构、组织、职责、功能，以及布阵、战斗、行军、驻扎、警戒，还有奖赏、惩罚、荣誉等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和举措安排。[8]波利比乌斯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军事学家，他非常知晓古代军事战争的机理，并通过研究罗马军制寻找到罗马人在战争上之所以获胜的缘由。 军事是一门战争的艺术，由于波利比乌斯深谙这种技艺，他在《通史》中总能扑捉到军机事务中的症结，善于把一些关键的要点描绘给读者。例如，他对于汉尼拔的英勇刚毅和足智多谋的刻画可谓用功甚深，尤其是汉尼拔带领着迦太基的军队果敢而艰难地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崇山峻岭，马革裹尸，一路征战，大败罗马人，这些描绘处处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当然，波氏《通史》通篇主要关注的还是罗马人的军事技艺，尤其是军事体制，他叙述了罗马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所参与的数十次战争，其中重要的有与迦太基的战争以及与马其顿的战争。这些战争又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历经数次战役，长达数年或数十年，例如作为主轴的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就绵延十七年，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有些是与迦太基直接开战的，有些则是与迦太基的同盟者开战的。在处理战争问题上，波利比乌斯与一般史学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没有就事论事地记录战争状况，平白直叙地描写它们，而是能够把隐藏在战争背后的制度也一并揭示出来，例如士兵的斗志从何而来，将领的荣誉如何重要，还有战役胜负的得失利弊，公民兵与雇佣兵的本质不同，军事统帅的性格特征，甚至还有自然地貌、气候变化、海陆差异，等等。这诸多内容构成了一盘大棋局，前后相连，左右相关，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不过都是这局棋的一个棋子运动，而贯穿整个大棋局的主导性战争不但是物质力量的博弈，更是制度与精神力量的博弈。 在波利比乌斯眼里，他的《通史》还有另外一层更为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置于军事战争背后的罗马政体或罗马宪制，关于这个制度层面的研究和叙述，才是波氏更为关注的要津，也是他的《通史》所要解决的问题，即罗马国族为什么在短短的53年就能够战胜各个竞争对手，包括不可一世的迦太基以及不世出的英雄汉尼拔，并雄霸欧亚非，成为人类普遍史的担当者。究其原因，不在军功伟业，或者说，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此的军事业绩，还有更为根本的罗马宪制原因。所以，只有把《通史》的两个层面——军功伟业和政体宪制连为一体，把握其双重的叙述结构，才能真切地读懂波利比乌斯的《通史》，才能体察波氏念兹在兹的深意。 关于政体制度的研究，西方从古希腊肇始就有着悠久的传统，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等人都有过众多的经典著作，探讨过诸如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以及僭主制、寡头制和暴民政制等多种统治形式，还有这些政体制度的蜕变形态，这些论述不仅来自思想家们的设想，还来自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国家的政治实践。作为希腊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波利比乌斯对于上述的各派政治思想应该并不陌生。不过，由于处身于动荡的希腊化晚期，往昔的希腊诸城邦业已灰飞烟灭，且不说曾经富有生机的雅典民主制凋零为明日黄花，即便是固若金汤的斯巴达政体也因内忧外患而堙灭。目睹昔日希腊政制的彻底衰败和如日中天的罗马文治武功的辉煌崛起，波利比乌斯不得不深思过往政体理论的利弊得失，找寻赖以立命的制度寄托。 那么，究竟波利比乌斯基于罗马政治经验而开发出什么新理论呢？一句话，它就是罗马制度实践的混合宪制理论。当然，这套理论并不是波氏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其来有自。首先是思想渊源上的，在柏拉图的政体理论中，除了理想国之外，还有一种基于法律而治的模糊的混合宪制的想法，亚里士多德也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利弊评估中提出了中庸的混合治理的宪制方案，这些有关混合宪制以及共和治理的理论对于波利比乌斯都有一定的影响，波氏的混合宪制的政体理论对他们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波利比乌斯对于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的最大发展，就是做实了政体论意义上的混合宪制理论，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共和政体阐释为一种稳固的混合宪制，并且不仅在理论上有着根本性的变革和新创，而且还把这套理论与罗马共和国的政体联系在一起，将罗马共和政体解释为一种优良且稳固的混合宪制，并且成为支撑罗马崛起雄霸世界的制度基础。其次是现实经验中的，波利比乌斯的混合宪制理论是一种罗马现实制度的总结和提升。在亚氏那里是用共和来定义混合，共和是政体的主体形式，混合只不过是兼而有之的意思，但他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共和国在希腊诸城邦并没有有效的制度载体；而在波氏这里，则是用混合来定义共和，混合宪制才是政体的主体形式，而活生生的罗马共和国的根本，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混合宪制，也就是说，混合政体做实了罗马共和国的本质结构。[9]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共和国本质上就是罗马混合宪制，这种体制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杂糅的，而是一种成熟、稳固且优良的政体制度。按照波氏的观察和考察，迦太基的政体制度似乎也属于这类混合宪制，但迦太基在三次与罗马的军事对抗中之所以最终败北，主要是由于这个政体在此时已经度过了它的高峰期而趋于没落，相比之下，此时的罗马恰好处于混合宪制的发展演进的高峰期，所以汉尼拔再是英雄盖世也拗不过命运的击打，而罗马共和国虽然遭遇多次战败，甚至降至低谷，但混合宪制最终能够使其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死里求生，重新焕发勃然的生机，支撑和促使罗马共和国一跃成为雄霸世界的帝国。 波利比乌斯并非仅仅立足于理论上的沙盘推演，而是结合罗马的政体制度运行，在第六卷那些随处可及的章节中，具体分析解剖了看似“共和”实质“混合”的罗马宪制的内容与结构。从形式上看，罗马宪制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演变，到了波利比乌斯《通史》所论述的时代，大致处于他所谓的“全盛时期的罗马政体”阶段，“从薛西斯跨海进抵希腊，尤其是在这次事件后的三十年的时间当中，罗马政体继续向前发展，以至于罗马政体在汉尼拔战争时期达到了最优良和最完满的状态。”[10]在此，罗马氏族大会所体现的直接民主的内涵在罗马混合宪制中的权重日渐薄弱，但其形式意义还是非常必要的，而真正构成罗马混合宪制的核心要件及结构的是如下三个机制的创设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动态关系。 首先是执政官。罗马共和国一直实行双执政官的制度，这两名执政官共同行使着国家政治运行的行政性权力(imperium)，掌握着罗马共和国的治权。关于治权，又分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由于罗马立国的军事战争特性，其治权主要是军事权力，其次是治理权力，随着罗马的扩张，又分为罗马城与外部殖民地两个部分。在非常时期，罗马宪制又创设了独裁官，代替执政官总揽罗马共和国的军事、行政和人事任免等一切大权。应该指出，执政官乃至独裁官具有国王或君主的类似权力，但他不同于国王或君主，不是血缘世袭的，而是要经过公民大会推选并通过元老院批准，有年度和期届限制，执政官是一年期限，独裁官是半年期限，理论上任何一位罗马公民都有资格担任此职。 其次是元老院。元老院无疑是罗马政治制度的中心，或者是罗马政体的轴心和根本，无论是称之为共和国还是混合宪制，元老院都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也被视为罗马共和国的压舱石。元老院一般由罗马的贵族群体组成，因此，元老院具有贵族制的性质。在罗马历史中，元老院也有一些变化，波氏那个时代，又分为两种元老成员，一种是首席元老，他们大多担任过执政官、独裁官、检察官等高级职务，占据元老院的多数，另外一种是平民担任过保民官、营造官等官职的次级元老，人数比较少。元老院在职能上具有财政、裁判和外交以及宗教等权力，由于元老院由具有行政能力的公民组成，且元老的后裔在被选举为元老方面具有优势地位，所以，他们对于罗马共和国的内政外交具有着实质上的主导权，通过财政、裁判以及外交决策等权力的行使，制约、甚至决定着执政官和独裁官的军事权和行政权。 最后是罗马人民。他们早期体现为“库利亚”大会，但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兴起，主要体现在作为平民会议的百人团会议，享有选举、立法与司法等方面的权力。由于罗马社会逐渐深入的贵族与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使得原先的氏族会议有名无实，百人团会议的平民权力受到严重的侵害，为了捍卫罗马平民的利益，争取他们在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各种权力，从公元前494年开始在罗马混合宪制中设立保民官制度。保民官最初是两人(后增至十人)，他们的职权是保护罗马人民或罗马平民阶层的利益不受执政官和元老院贵族的侵犯。保民官均由罗马平民担任，他们退职之后有些可以进入元老院，继续维护平民的权利。应该指出，保民官的创设是罗马政治社会冲突与斗争的产物，它们的设置有效地协调了罗马的阶级矛盾，极大地维护了全体罗马平民的利益，抵御了执政官的肆意专权和元老院贵族的特权扩张，保民官构成了罗马混合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保护人民的作用。[11] 此外，罗马政制的运行中，还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例如检察官、国库管理官、法律的制定和司法的裁判等，还有社会治安，祖庙和神灵的祭祀，礼仪的颁布，荣誉的嘉奖，还有军事制度中的各类官职的设立与职责，等等，这些大体上都被纳入上述三个组织体制之中。例如，立法方面的权力主要是归属元老院，即便是执政官颁布的命令条例以及对外签署的条约，也需要元老院的审批核准，当然，关于战争、和平与结盟的决定最终也要获得人民的批准；司法主要是归属人民或归属百人团会议，重大的案件审理，尤其是刑事方面的，包括所有被判死刑的罪犯均要由人民决定，当然，执政官与元老院也有一些司法权；至于国库管理、官吏检察和社会治安，也都归属于执政官，但有些方面要征得元老院或保民官的同意。 总之，上述林林总总的内容大体上含括了罗马政体的基本方面，不过，波利比乌斯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内容的简单介绍，在《通史》中他并没有面面俱到地予以叙述，毕竟不是政治学论著，而是历史著作，他感兴趣的或者说他强调的乃是制度运作的机制。他修正了通常的见解，赋予了混合政体以结构性的意义。大家都说罗马共和国，是的，罗马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但何为共和呢？要知道，罗马的全称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这就凸显了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与人民的二元政治结构的特性。单纯就“共和”来看，希腊和拉丁语的这个词汇，意思均指的是公共，即政治事务乃公共参与的事务，是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事务，而不是一人或多人独断的事务。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和政体说的也是这种意思，共和制与君主制相对立，是多人参与政治决策。不过，这个多人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少数人参与的叫贵族制，另外一种是多数人参与的叫民主制，它们都属于共和制。当然，共和制的两种形式像一人独断的君主制一样，也有低劣的蜕变之变体，即寡头制和暴民政治，与君主制的蜕变之变体——僭主制一样。 波利比乌斯结合罗马政体，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给予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他强调的不是共和制的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参与政治决策的问题，他认为共和的实质在于混合体制，即如何达到一种一人、多人和少数人合作治理的宪制结构，这个合作治理的政体结构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混合宪制。通过实证的考察以及运行实践的检验，罗马共和国的根本在于混合政体，在这个混合宪制中，平民会议的权力维系着罗马民主的基本架构，尤其是保民官的创设，保证了多数人的罗马平民的利益和权力；而元老院制度则培育和巩固着罗马政体中最有智慧和能力的贵族群体，使得他们实质地参与和决策，主导着罗马政制的大政方针和制度运行，并且持久地维护着这批权贵者的利益，使权力不被暴民颠覆；至于执政官以及非常时期的独裁官，他们主要是国家军事事务的领导者和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对于一个以征战立国并时时刻刻都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来说，选拔卓越的统帅并授予其完全的军事权力和相对高效的行政权力，无疑是关键性的制度安排。 难能可贵的是，波利比乌斯看到，上述这些权力分划并不是相互隔膜各自为政的，而是统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混合的优良结构，从而支撑着罗马邦国的发展壮大和军事战争上的节节胜利。由此，真正行之有效的罗马政体是一种混合宪制，它们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各自优点并且有机地熔铸为一个整体。所以，罗马混合政体不是各种体制的杂糅，不是功能上的中庸之道，也不是表面的共和体制，而是真正富有生机、结构匹配的混合宪制。由此可见，混合不是和稀泥，不是关联性，而是实实在在的政体结构，是一种新的政体制度，与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它们的低劣变体僭主制、寡头制、暴民体制相比，罗马的混合宪制是一种非常优良的政体模式。波利比乌斯认为，正是这种混合宪制才是罗马战胜迦太基以及诸多军事对手的根本原因，才是支撑罗马成为普遍历史的担当者的制度基石。他在《通史》中确立的写作宗旨，即寻找和揭示罗马53年之所以在军事上战胜无数对手最终雄霸世界的根本原因，均在于此，即罗马践行着一套卓有成效的混合宪制。[12] 三、罗马政制之浮沉 罗马的未来将会如何？这看上去并不是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关心的问题，但既然波氏讨论了罗马兴盛和崛起的历程与原因，则势必会涉及这个未来朝向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政体循环论与历史天命观两个重大议题。 政体循环论可谓希腊政治学的一个传统，诸如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等人都有关于政体循环往复的观点，他们通过观察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运行状况，从政体运行的流变视角自然就产生了政体循环论。在犹太基督教产生之前，西方的政治历史观要么是神话式的或者朦胧不清，要么就是较为系统的政体循环论，还没有彻底的历史进步论(进步史观与基督教有着内在的联系)。至于东方的阿拉伯世界，还处于蒙昧主义阶段(伊斯兰宗教尚未产生)，此外就是华夏中国自有一套基于儒家经史的历史观，但生活于希腊化时期的波利比乌斯，当然不可能受到原始犹太教的影响，更无缘接触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他主要吸收的还是希腊传统的政体循环论思想。后世的政治思想史论家大多认为，波利比乌斯与亚里士多德两人的政体循环论大体一致，他们的区别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波利比乌斯的政体循环论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价值，与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古希腊思想家们的政体循环论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第一，波氏的历史观不是彻底的历史循环论，只是局部循环论，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有一个从原始蒙昧时代到政治文明时代的进步或变迁，他把这个状况称之为“一人之治”(monarchy)，它是一种准王制(kingship)时代。他主张的政体循环，只是最后倒退这种状态，而不是彻底的原始蒙昧状态，这是他与古希腊思想家们的不同，也与西方历史上文艺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论的不同。在波氏看来，这一页历史进程是人类无论如何都翻不过去的，不可能倒退至丛林状态，这一点倒是与洛克的政治契约论有某种默契，从理论上说，政治契约论与社会契约论还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分野的，洛克与卢梭属于两种不同的历史理论路径。波利比乌斯更像是政治契约论的路子，他的政体循环论只是限于政治领域，并不涉及社会领域。当然，这是现代思想的发挥，当时的史学家们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认识，波氏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第二，在波氏看来，彻底的循环论与他的人类普遍史的《通史》写作宗旨相抵牾，如果采取亚氏的循环论，那么最终也只是一种城邦国家的循环往复，各种形态的政体流变不过是分散的独立邦国各自的演化与蜕变，循环往复，很难有统而领之的凝聚性力量，因而就不可能形成普遍的人类史。波利比乌斯试图根据罗马混合宪制而构建一种人类的普遍史叙事，显然就难以接受这种彻底的政体循环论，他要为《通史》的演变确立一个新的基础，即便是循环的，但也要有一个底线，由此或许可以突破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现一种新的打破循环往复的政体制度形态。当然，这只是一种内在的与他的普遍史的历史逻辑相契合的设想，但是，这种状况如何可能呢？是否真实的存在呢？这对于波氏来说一直是一个疑惑，也是他在写作中十分暧昧不清的地方，甚至也是贯穿《通史》的具有思想性张力的地方。对此，波利比乌斯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尽管波利比乌斯是务实的史学家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家，但作为一位深刻的具有宏大历史观的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也不可能彻底回避上述问题，因为这是历史学的基本问题。细心的读者如果仔细阅读，在波氏《通史》的字里行间，在他叙述和绘制的罗马战争的恢弘场景中，在对于罗马混合宪制的结构分析中，在对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刻画描写中，还是凝聚着或隐藏着他对于罗马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于人类普遍史的某种忧虑和慨叹，由此产生了他的独特语境下的天命观。应该指出，当涉及上述这些历史哲学问题时，波利比乌斯的罗马暨普遍史学观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甚至是暧昧不清的，理论上难免出现一些很不连贯的张力或矛盾。一方面，他为了罗马的不世之伟业而构建了一个普遍史观，因此就不可能采取彻底的历史循环论，只能主张一种有限度的政体循环论，但另外一方面，他的罗马普遍史主要是罗马兴盛史或罗马的大国崛起，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个普遍意义上人类政治体的进一步演化，在走过鼎盛时期(像迦太基那样)之后，将如何应对内与外的挑战呢？是否也最终会步入衰败而走向末路？对此，鉴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他还建立不起一个有效的基于普遍史的历史观，形成一套吸纳了基督教历史主义的早期现代的历史学理论，像吉本那样写出《罗马帝国衰亡史》或孟德斯鸠写出《罗马盛衰原因论》。这样一来，致使波利比乌斯在如何看待罗马政制的升降浮沉时就显得难以一以贯之。例如，他在论述罗马战争胜利的普遍性意义时，就把混合宪制的功能予以夸大了，既然如此优良，就似乎不应该再陷入政体循环的怪圈，或者说，波氏主张的政体循环论应该与他的《通史》没有多少关系，但这又与他撰写《通史》的宗旨相违背。 其实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在波利比乌斯对一些重大的战争胜负的评论和对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刻画中，他作为外邦人虽然保持相当的谨慎，但依然还是在字里行间透漏出一些有关对于罗马政制的批评，以及对于未来不确定命运的某种猜测。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论述罗马帝国大局已定的《通史》后半部分可能更是如此，可惜的是这些内容大部分遗失了，只是留下一些残篇，但这些残篇的语言风格与前半部分的自信与热情有所不同，显出很深的忧郁气质。由此，我们就有必要探讨一下波利比乌斯的天命观。在《通史》中，波利比乌斯多次谈到天命，天命理论也是古典思想的一个传统理论。由于认识到人是一个有限度的存在，不是神灵，当人类面临一系列凭借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对于情势的认识自然会产生一种天命的看法，想象一个高于人的超越的天神来决定某种必然的结果，这是天命论的早期表述。不过，希腊化时期的天命思想与希腊城邦时代的主流思想在气质上有所不同，后者是自然性的，与当时的自然宗教和历史循环论密切相关，而前者，即希腊化时期的天命思想，则具有某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毕竟希腊化时期是希腊城邦国家末路之时，政治邦国上的山河破碎自然导致这种天命思想的悲观虚无主义色彩。 波利比乌斯当然深知这种悲观主义的天命观，但他要基于罗马的恢弘事业构建自己的普遍史，所以，希腊化色彩的天命观是他不可能接受的，他更多地强调罗马政体制度中的理性刚强和生机勃发的性质，这也与他赞美的罗马之文治武功、混合宪制相匹配。但是，任何一个事情，尤其是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自己的运行周期，都有兴盛和衰落，升降浮沉、潮起潮落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此优越的罗马政制也有走向衰败的一天，罗马宪制也有自己的政体循环。所以，波利比乌斯的天命观，虽然主要揭示的是罗马兴盛发达的天命，展示的是罗马征服世界胜利凯旋的天命，而不是希腊化时期的悲观主义论调，但其蕴含依然也还是有一个未来的不知伊于胡底的关切。这个问题对于波利比乌斯可能是无解的，最终他只能交付于天命。[13] 当然，在波利比乌斯那个时代，罗马历史并没有停止更没有终结，所以，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并没有穷尽罗马史，更没有真正富有内容地展开人类普遍史。于是我们看到，在波利比乌斯之后，罗马的混合宪制有了进一步的演变，出现了罗马共和体制的衰败、罗马元首制的形成和运行以及罗马帝国的演变以及罗马帝国的最终灭亡等。接续着波利比乌斯，在政制理论上，有西塞罗、小加图等政治理论家们对于罗马政体的新认识，在历史叙事上，有李维、普鲁塔克、阿庇安等史学家们对罗马史的新叙事，等等，这些都是罗马故事的自我延展。不仅如此，在人类历史步入近现代，乃至进入当代世界，罗马政治历史依然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罗马的军事战争尤其是罗马的混合宪制，以及罗马内涵的普遍人类史的萌芽，还有罗马帝国的崛起与兴衰，等等，都一直富有活力地被近现代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所关注。而所有这一切，均离不开波利比乌斯的《通史》，人们必须通过波利比乌斯这个阶梯，才能真正进入罗马展示的世界，了解罗马的军事战争和政体制度以及罗马文明的精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在今天依然富有生命力，其所蕴含的历史教益，依然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宝藏。 原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