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

受“五四思潮”熏陶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有天生的现代民族主义烙印，对欧美的向往、与传统的纠缠舍离、对个体与国家前景的迷茫，有人钻进故纸堆，有人远渡重洋，有人周旋政治场，有人大笔如椽、奋力呐喊。而丁玲则在崭新的苏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中寻得一方精神的栖息地，她怀着景仰与向往于1936年到达延安，进入了这座红色之都。然中国革命的实质乃是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一方面以毛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抛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价值准则，摆脱俄化色彩，既给民族主义者以鼓舞，又不致偏离革命的大航向。另一方面它与旧式农民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天下、坐天下、论功行赏”的显隐性思想，“衣分三色，食分五味”的现实等级差序制度给丁玲的罗曼蒂克梦想以沉重打击，理想与现实的交锋冲突，是投身滔滔洪流，彻底改造成为革命的螺丝钉？还是负隅顽抗而被专政机器压的粉碎？1942年的丁玲选择了前者。以划分敌我作为确立社会基础的原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其中又夹杂着“服从领袖，政治正确”以及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想，使她时刻身处悬崖边，稍不留意便会滑向人民的对立面。由于跟最高领袖的密切关系，她一度在文艺领域风光无两，但自由灵魂不安躁动下露出的马脚又使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经沉浮。一声枪响，千百万人头落地，革命经常跟美丽毫无牵扯。在革命文艺原则确立的过程中，又掺杂着几多血泪。丁玲的一生是近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过程宿命纠葛的生动折射，也成为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真实写照，掩卷沉思，不禁令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