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民族情绪之下，总有复杂的个人感受｜Editor's Pick
单向空间编辑桃浦万的推荐语：
纳粹的历史，被身份各异的人诉诸影像、文字、学术报告等多种形式反复讲述。在许多人眼中，犹太民族和德意志就是天然对立的两方，被迫害的一方与加害的一方，不共戴天，水火不容。
那么乌尔曼的这本小书将给予读者一个看待这段历史的新角度。
他把目光聚焦于 1932 年，第三帝国崛起前夕，用深刻又充满童真的话语写下犹太男孩汉斯与德国身世显赫的伯爵家族后裔康拉丁之间的动人友谊。群情激愤、誓死把异族赶尽杀绝的时代背景下，孩子们却“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担忧的”。
对乌尔曼而言，作为犹太人的后代，如何面对这段友谊、逝去的亲人以及难以磨灭的记忆，都是一种挑战。
01 写作宏大历史命运与个人情感的复杂关系
本书开头，作者把“我”与康拉丁相识形容为“最大的幸福、最深的绝望”。他是礼貌的、神秘的、让班上男生都颇为挫败的。作者细腻地描写了汉斯走向康拉丁的心路历程：在长期小心试探过后，他们在“一个轻柔凉爽的春天的夜晚”终于聊上几句。从此，他们慢慢发现了共同兴趣，变得形影不离，也开始讨论起宇宙、信仰、女孩等大大小小的话题。
政治环境的变化夹杂在汉斯和康拉丁的交往进程中，社会的动荡却很快被作者轻快的笔触冲淡，“犹太市民被骚扰……苹果树被成熟的果实压弯了腰……人们在谈论暑假的度假地点……”，总之，生活“远比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昙花一现的、可笑的人物更重要。”
然而，人不可能生存在真空当中。身份地位上的差异，越来越显化的民族仇恨，这些在二人之间长久以来被悬置的问题终于摆上台面的那一刻，这段友谊走向崩溃。汉斯背负巨大的失望永远地离开了家乡，开始了漫长、残酷的丧失家园的过程。
这是乌尔曼创造的一段“乌云压城”下的纯洁友谊。
02 对种种个人化的感受都抱以理解
汉斯，也就是作者本人，用了两小节专门描述第三帝国时期父母作为犹太人面对德国的态度。母亲享受着偶尔的闲暇，和其他太太们一起享用下午茶并交换闲话，根本没空去想纳粹或者任何讨厌的对象；父亲对作为贵族的康拉丁极尽奉承，他把希特勒的崛起看作一时的病态，就像寻麻疹——“你真的认为歌德、席勒和贝多芬的同胞会被这个垃圾所骗吗？”
对此，作者予以了绝对的宽容和理解，文中甚至专门注明“直到现在依然理解”。那些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仇恨对于横跨十九、二十世纪的年长者们来说，让位于更为具体的人事物。第一次读到这几部分的内容时，我联想到卡夫卡那句著名的“上午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我去游泳。”——真实的人与虚无缥缈的历史之间，存在某种缝隙。
1933 年希特勒宣誓就任总理后，作者乌尔曼就搬到了法国，开始长期流亡。迁居英国后，他还在家中收容了茨威格等多位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借汉斯之口，作者把德国表述为永恒的、不断撒盐的伤口。但从书中所呈现的整体态度来看，乌尔曼无比宽容，允许群体性愤怒与个体化的感受同时存在，并对双方都抱以理解的态度，摊开在读者面前，供大家自行选择。
这段友谊的结局留给感兴趣的读者朋友自行揭秘，两位少年都在历史洪流与个人成长之中得到历练。康拉丁最终的结局是一种警醒，身在历史何处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难以选择的重负，但人本身的复杂性又一次呼唤我们，可以用更包容的态度面对一切。
重逢（节选）
撰文：弗雷德·乌尔曼
我父母的房子是一栋用当地石材建成的小别墅，有一个长满了樱桃树和苹果树的小花园，位于在斯图加特被称作高地的区域。那里住的都是当地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德国最为美丽和富裕的小镇之一。小镇坐落在狭窄的山谷中，周围环绕着山岭和葡萄园，只有几条街位于平坦的地面上；在离开斯图加特的主街国王大街后，大部分街道就都在山上了。从山上往下看风景绝美：那里有几千座别墅、或新或旧的城堡、教堂、歌剧院、博物馆和皇家公园。到处都是高档餐厅，餐厅有大大的露台，斯图加特的人们可以在夏季的夜晚在那里啜饮来自内卡河谷和莱茵河谷的葡萄酒，尽情享用无尽的佳肴：小牛肉和土豆沙拉、荷斯坦炸牛排、来自黑森林的白鲑鱼、加了酸白菜的辣味肝脏和血肠、小红莓配鹿背肉、蛋黄酱牛排，还有上帝才知道的别的什么，最后是一块厚重的加了掼奶油的上好蛋糕。如果他们愿意费事从食盘前抬起头，他们会从树枝和月桂树篱间看见绵延好几英里的森林，内卡河从峡谷、城堡、白杨树、葡萄园和古镇间缓慢流过，流向莱茵河与北海。夜幕降临时的景致就好像从佛罗伦萨的菲耶索莱向下望去一样神奇：万家灯火齐明，温暖的空气中带着茉莉和丁香的味道，四处都有心满意足的市民的说话声、歌声与笑声，因饱食而变得困倦，因畅饮而显得多情。
在炎热的镇子上，那些街道的名字反映着士瓦本丰厚的历史遗产：荷尔德林、席勒、默里克、乌兰德、维兰德、黑格尔、谢林、大卫·弗尔德里希·施特劳斯、黑塞，进一步确认了他们的信念，即在符腾堡之外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没有任何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特别是普鲁士人能和他们相比拟。而且这种骄傲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这个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小城有着比曼彻斯特、伯明翰、波尔多和图卢兹更多的歌剧院、更好的戏院、更上乘的博物馆、更优秀的收藏品，和更丰富的生活。就算没有国王，这里依然是一个都城，被有着像桑绍斯和蒙里普斯这样名字的富有小镇与城堡环绕，不远处就是霍亨施陶芬、塔克、霍亨索伦和黑森林，还有博登湖，毛尔布龙和博伊龙的修道院，茨维法尔腾、内雷斯海姆和比瑙的巴洛克式教堂。
从我们的房子里我只能看到花园和那些比我们富有的人家的别墅红屋顶，他们负担得起带有风景的房子，但我父亲坚持认为有一天我们会追赶上这些贵族之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在这栋房子里凑合住着。房子是集中供暖的，有四间卧室、一个餐厅、一个冬季花园和一个我父亲用来做手术室的房间。
我的房间在二楼，是根据我自己的喜好装饰的。墙上有几幅复制画：塞尚的《穿红背心的男孩》，几幅日本木刻画，还有梵高的《向日葵》。然后是书：德语经典，席勒、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当然还有“我们的”莎士比亚以及里尔克、德默尔和乔治。我拥有的法国作家的书包括波德莱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司汤达，俄国作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果戈理。房间一角的玻璃柜下是我的收藏：钱币、玫瑰红的珊瑚、血石和玛瑙、黄宝石、石榴石、孔雀石、一块来自赫库兰尼姆的火山熔岩、一枚狮子的牙齿、一只虎爪、一块海豹皮、一枚罗马胸针、两块罗马玻璃杯的碎片（是从一个博物馆偷来的）、一块刻有“十一军团”字样的罗马花砖，还有一颗大象的后牙。
这是我的世界，一个我坚信无比稳固的、永恒的世界。是的，我无法将自己的历史回溯到巴巴罗萨的时代——但哪个犹太人可以呢？但我知道施瓦茨家族在斯图加特已经住了两百多年，或许还要更久。你怎么能确定呢，既然没有文字记录？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基辅还是维尔纳、托莱多还是巴利亚多利德？他们的骨骸是在耶路撒冷和罗马、拜占庭和科隆之间的哪个荒冢里腐烂的呢？你能确定他们不是在霍亨施陶芬家族之前就来到这里的吗？但这些问题就像大卫唱给扫罗王的歌一样无关紧要。那时候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里是我的国，我的家，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身为犹太人的意思无非就是你生下来是黑头发，而不是红头发。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是士瓦本人，然后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我还能怎么想呢？我的父亲还会怎么想呢？或是我父亲的祖父？我们不是曾被沙皇迫害过的可怜的“波兰佬”。我们当然不能也不会否认我们的“犹太血统”，就好像任何人都不会幻想去否认我的叔父亨利是我们家的一员一样，虽然我们已经十年没有见过他了。但这种“犹太血统”并不意味着太多，除了每年一次在赎罪日我的母亲会上犹太教堂，我的父亲会既不抽烟也不出门，不是因为他信奉犹太教，而是因为他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我还记得我父亲和一个来为以色列募捐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对话。我的父亲对复国主义深感厌恶。这一整套想法在他看来完全是疯狂的。在两千年以后想要夺回巴勒斯坦，在他看来就像因为德国曾被罗马人占领所以意大利人想要夺回德国一样毫无道理。这只会导致无止境的流血，而犹太人将要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作战。而且，不管怎么说，耶路撒冷和他一个斯图加特人有什么关系呢？
当这个复国主义者提到希特勒的名字并反问我父亲这一点难道不会动摇他的信心时，我的父亲说：“完全不会。我了解我的德国。这只是一时的病态，就像出麻疹一样，只要经济一好转就会过去。你真的认为歌德和席勒、康德和贝多芬的同胞会被这个垃圾所骗吗？你怎么敢侮辱曾为这个国家而死的一万两千个犹太人的亡灵？Für unsere Heimat？”
这个复国主义者将他称作一个“典型的被同化者”，对此我父亲骄傲地回答说：“是的，我是一个被同化者。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我想被看作德国人。我绝对赞成犹太人被德国人完全同化，如果我确信它对德国具备持久价值的话，但我对此抱有一些怀疑。在我看来，在没有完全同化的情况下，犹太人能够担负起催化剂的作用，就像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他们会丰富和滋养德国文化。”
这时复国主义者跳了起来。这超过了他所能够忍耐的。他用食指敲着脑门，大声说“真是疯了”，然后收着他的小册子走了，走的时候还在用食指敲着脑门。
我从未看到通常十分安静平和的父亲那样暴怒过。在他看来，这个男人是德国的叛徒，这个我父亲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为之受伤的国家，他愿意再次为它而战。
我是多么理解我的父亲啊（并且直到现在依然理解）。身处二十世纪的他或是任何人怎么会相信魔鬼和地狱呢？或是邪恶的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拿莱茵河和摩泽尔河、内卡河和美因河来交换约旦河浑浊的河水呢？对于他来说，纳粹不过是一具健康的躯体上发的皮肤病，你需要做的不过是打几针药，让病人保持安静，然后让自然遵循它的规程行进。而且他为什么要担心？难道他不是一位同时受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尊敬的、备受欢迎的医生吗？在他四十五岁生日时不是有一个由市长带领的、由显要市民组成的代表团前来看望他吗？《斯图加特报》不是还刊登了他的照片吗？不是还有一群非犹太人为他演奏过《小夜曲》吗？他不是还有一个永远可靠的护身符吗？那是挂在他床头的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他的军官剑，旁边是一幅位于魏玛的歌德故居的照片。
我的母亲太忙了，根本没空去想纳粹、共产党或是任何其他讨厌的人，如果说我父亲毫不怀疑他是一名德国人，那么我的母亲，如果可能的话，对此就更坚定不已了。她只是从未想过会有任何正常人质疑她在这个国家生活和死亡的权利。她来自纽伦堡，那是她当律师的父亲的出生地，她说德语的时候仍然带着一丝法兰克尼亚口音（她会将小叉子说成 Gäbelche，而不是 Gäbele，她会将小马车说成 Wägelche，而不是 Wägele）。每周她会和朋友们聚一次，她们大多是医生、律师和银行家的太太，她们会吃自制的巧克力奶油蛋糕配掼奶油，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配掼奶油，一边交换着关于佣人、家事和各自看过的戏剧的闲话。每两周她会去一次歌剧院，每个月她会去一次戏院。她没什么时间留给阅读，但时不时地会来到我的房间，充满渴望地看着我的书，然后从架子上取下一两本来，擦擦上面的灰又把它们放回去。然后她会问我在学校里学得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我总会用粗硬的语气回答“还行”，然后她会离开，带走需要补的袜子或是需要修的鞋。偶尔，她会略带紧张地试探着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但她这么做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她感觉到了我对于哪怕这微小的示意的抗拒。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我才觉得她的陪伴是可以接受的，才会带着感激屈服于她压抑的柔情。
（本文摘自《重逢》，由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