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继《商业和社会》之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力作。罗威廉老师用工业化前的现代早期（翻译为“近代早期”更为准确）欧洲城市与汉口作比，其与西方学者对话的意味很强：如意欲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E.P.汤普森和路德（乔治·鲁德）对话，带入“阶级”观念(可是此时中国以社会四民等级为基石所形成的“阶级”，非彼时西方以经济为度量衡的“阶级”，论述出了问题）；罗老师和王笛老师均试图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入中国，借用沟口雄三先生“官”“私”向“共”的转变，在本书体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地方精英所办善堂、大众传媒等部分；接续孔飞力的研究，在地方叛乱与军事化控制方面更上一层楼。这些都是极好之视点，虽声明“可比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376页)，但最终老师笔下所呈现的汉口，某些对比确乎有些脱离了乡土中国的现实了。 老师慧眼独具，汉口这座城市颇为独特，它缺乏官府权威性的机构设置，“迥异于更具地方性的、士绅主导的县城的文化”，而是具有“族群来源多样的商业中心的文化”，导致士绅的行事缺少了宗族乡党的考量。既然如此，为何士绅汲汲于公益事业？且往往一掷千金？罗老师的观点是“精英们经常通过地方社区（共同体）创办各种组织，而这些组织实际上又是掠夺地方剩余资源、维护主从关系的工具”（380页）（例如200页提到的收税兴学）、“‘买进’可以通向地方权威的渠道”（193页）（意即和官府搞好关系），鞭辟入里，但学生觉得还有一个“公益盈利”的考量不得不提，书中提到的利用募集来的资金买地产收租金，商人办此，恐怕是有赢无绌，公益之外的结余自然进了自己的钱包。（此为大胆假设，至于是否，则需要依据史料小心求证）。

另外极为好玩的是，本书虽考证极佳，观点新颖，但罗老师终究是外人看中国，犯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搞得鲁西奇先生无奈，好几处地方打括号注明“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