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社会，功绩社会，倦怠社会
韩炳哲认为21世纪的社会是有别于福柯“规训社会”的“功绩社会”:当外部的否定性被过量的肯定性所取代，我们的社会成了一个“积极社会”(即“功绩社会”），而自由却未如我们所想那样来临，因为外部的压迫转变成了内部的自我剥削——人陷入无止境的劳作，企图不停地自我超越，自我也因此被困在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到达的理想自我当中。在这个时候，人同时是自己的施暴者和受害者，悖论式的自由让人被自我奴役，人的心灵受到阻梗，其病理表征则是这个时代流行的抑郁症。 我们现在总在说“内卷”，内卷的外在触发机制可能是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上升渠道的收窄，但内卷从行为来看实质也是一种对自我的剥削，个人要压榨自己的精力用过度的努力来换取不能匹配的成果，它既是被迫(来自客观环境的压力）又是主动(来自个人自己的选择）。我们就这样被积极社会导致的过度疲劳与“倦怠”所困住，倦怠感截住了我们。但是有意思的是，有可能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同样也是倦怠，一种治愈性的倦怠，韩炳哲将其称为“消极的倦怠”。
韩炳哲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为前言展开了对倦怠社会的探讨，韩认为被罚的普罗米修斯成为了(指向“倦怠社会中的典型个体”这一意指）的一个能指——“普罗米修斯神话可以被解读为刻画现代功绩主体心理机制的隐喻，即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发动战争。 功绩主体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实际上却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同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一种对自我的剥削。 肝脏自身并无痛觉，而由此导致的疼痛感即是倦怠感（Müdigkeit）。普罗米修斯作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他是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的原初喻象。”
但是卡夫卡对普罗米修斯故事进行了一个改造：“诸神累了，老鹰累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这时的倦怠不仅“不会撕裂伤口，反而使之愈合”。卡夫卡提到的倦怠便是上文中提到的治愈性的倦怠，韩炳哲称之“消极性的倦怠”来与积极社会里的“积极性的倦怠”对立，它来自于一种有益的自我降解，用以对抗、消解积极社会带来的积极性倦怠。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这种所谓的消极性倦怠，比如“无为”，比如“与自我的和解”，又比如近年在“内卷”文化刺激下流行起来的“躺平”。事实上，很多人谈这本书的时候也是从这些更贴合我们生活的角度入手的，所以在本文里我就不这样做了，因为我觉得书中的思维方式才是更重要，将重点置于我们日常中常见的个体困境(比如我们的过度积极导致的疲惫)——很容易就沉浸于一种肤浅的共鸣之中，这一点我在后文说。 在全书里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韩炳哲讲“深度无聊”的那一章(第三章），“过度的积极性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和信息”——正符合我们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的注意力结构和运作方式已经被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我们的感知被信息、短视频、不连贯的文章和文字改变了，变得不断分散化、碎片化。
这造成的后果是我们的深度注意力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以使得人们能够在多任务中切换自如以便适应商品社会快节奏、分散化的生产需要。
人变得能够随时改变自己关注的焦点，但这种“能够”(德语können,与功绩社会对应。反之规训社会对应的是sollen,“应该”）不是进步而是人类的一种退化。
野生动物需要这种多工作业模式来更好的生存，它们在进食、交配时都不会“全神贯注”而是同时提防着危险的发生。但人类从野外步入社会，我们的进化机制已经部分淘汰了这种“一心多用”的能力，转而发展“一心一意”的能力，即一种高度专一的注意力。
人类在文化领域的一切成就正是归功于这种深刻、专一的注意力，且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人类才能产生文化。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过剩的时代，问题是如何排斥和拒绝。”现在的问题是过度的刺激、信息、资讯在促使我们的注意力模式“返祖”，人越来越容易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正因为这种转移太过于轻松，人也越来越不能忍受无聊(他们随时可以将目光投向对他们而言更有意思的事上去），更不用说忍受一种深度无聊了，而深度无聊恰恰恰是人类的创造的主要来源。
这是一个悖论:虽然作为我们衍生物的技术在不断发展，由我们本体组成的社会却不然。
过度积极的主体始终处于超过他接受范围的过度信息刺激中，已经削减了他保持沉思专注力的能力，带来的后果便是“倾听的能力”的丧失，因为“倾听”的基础之一正是专注力。
在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网民们吵得火热朝天，谁也不服谁，之所以用“吵”这个字眼来描述在公域平台上参与讨论这一行为，是因为我感觉在很多时候这些网络上的发言都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充其量只不过是自说自话。他们的话语虽然被传播出去了(脱离个体存在着），但是并没有多少受众在真正“倾听”，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丢失了自己倾听的能力。体积庞大的流量池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人人演着独角戏却没人当观众，误读越来越多，诋毁越来越多，交流没能成为理解的桥梁，反而沦为噪音的扩音器。
即使是最常见、最礼貌的互动也很有“自我肯定”的嫌疑——对他人的内容进行点赞、评论、转发不过是因为看到了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他者”实际上被消解了，人们看到的只是“自我”在另一个独立生命个体上的呈现，甚至这个个体都不需要具备真实的生命就能完成自我的投射。那么该如何解答交流的意义，交流属于两个不同个体间的活动，既然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模糊了，那到底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两个“不同的”个体？又该如何为话语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辩护？因为如果话语不能让人被打开，那我不知道说话还有什么意义。
上段说的在“(伪）他者”身上延伸自我的行为可以表现成一种具体的情绪，那就是共鸣，这种共鸣的对象是“伪”的，那这种情绪自然也是“伪”的，人不能对自己产生共鸣。
虚幻的共鸣也是一种隐蔽的虚荣，或者说自恋(一种人格障碍），“我”在因为别人说出了我的想法、我的思想而窃窃自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我”产生了这种感觉），仿佛证实了“我”的地位，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的重复，尽管这些让“我”感到共鸣的话都出自另一个人之口，但是这一过程里让“我”真正感到兴奋的是因为我“体验到了自身”(“体验”就是一种同化机制，它将自我延伸至他者和世界之中）。
自恋式的自我感受也是功绩社会的副作用，因为功绩社会已不再由规训社会的否定性主导了，他者正在消失，过度的肯定性在鼓励自我通过无限扩张将他者吸收。
已经两点半了，我要睡了撑不住了，就写到这儿吧。韩炳哲借批判某种业已存在的观点来发展他的理论，这或许是他严丝合缝的论述仍让我感到有些可疑的原因，像是一种观念上的取巧，其合理性也因其受质疑。另外就是，我更倾向于把“功绩社会”视作一个形容词(概念上而不是词法上)，显然目前的中仍是规训社会，我们的“应该”(sollen)要远远超过“能够”(können)，只不过我们面对的“否定性力量”被“同一个阶级”这种话语合理化了，显得不像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它也算是另一种形态的“自我延伸到他者上”吧。抛开这点，韩炳哲给出的概念能在许多方面被证实，我们的“倦怠社会”或不能适用于体制这块，却在无数普通人那里得到了印证，这种思维方式也有益于我们去思索过度积极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更好地去正视我们“自我指涉性”的困境。
虽然不一定让我们立马停止与自我的斗争，但是认知是改变的第一步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