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布雷顿森林：英镑走下神坛，美元登上王座

布雷顿森林，坐落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内，位于美东第一高峰华盛顿山的半山腰。如今，“布雷顿森林”这个名字几乎成了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代名词，而在1944年7月之前，“布雷顿森林”仅指那片偏远寒冷的山区。

1944年7月1日，战争还在继续，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齐聚布雷顿森林，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经过为期三周紧张激烈的谈判，各方达成协议，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以及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协议在布雷顿森林达成，该体系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会议，是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的核心国家是二战后傲视群雄的美国和日渐衰弱的英国，两国代表团的关键人物——美国财政部的哈里·怀特和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也成为这场思想、实力与谈判策略对决的主角。

当时，原本的全球金融霸主英国短短几十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饱受战争摧残，入不敷出，积累了大量赤字和美元借款。欧洲大陆一片废墟，其他卷入战争的国家也在贫穷困苦的深渊挣扎。美国本土未遭破坏，生产力受战争刺激大幅提升，掌握了全球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几乎成为“全球的债主”。如何偿债，如何平衡国际收支，是摆在所有与会代表面前的一道难题。

早在1941年，这场对手戏就已经拉开帷幕，怀特和凯恩斯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各自关于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的最初计划。

怀特的雄心壮志

怀特是美国财政部的技术官僚。他雄心壮志，38岁那年获得博士学位，坚毅而聪慧，专注于细节，做事不屈不挠。更为重要的是，他通晓政策制定门道。

怀特的目标是使美元成为整个世界外汇交易的基本单位。

在怀特看来，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将立即面对“三个无法逃脱的问题”：一是防止外汇交易的扰乱及货币和信用体系的崩溃；二是确保对外贸易的恢复；三是为全世界重建、救济以及经济复苏提供所需要的巨额资本。他认为，应建立具备相应资源、权力和组织结构的机构，以应对战后的这三项重大挑战。

正是这些想法催生了战后三个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怀特认为，虽然当时战争形势仍不明朗，但很有必要开始着手战后货币安排，这有助于“赢得战争”，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战前的经济混乱造成了如今的局面。怀特甚至预言，如果没有大国间高度的经济合作，那么接下来的十年中，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战争，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战争。

怀特用来执行他的计划的两个新设机构：一个叫“联合及联系国稳定基金”，另一个叫“联合及联系国复兴开发银行”。前者成为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则被称为世界银行。

稳定基金的主要宗旨是，大幅并永久性地削减国际贸易以及相关联的资本流动的壁垒，使各国货币可以长期按照固定汇率在相互间进行兑换，但同时给各国政府留出裁量权。更深层次的目标则是，抬升美元的地位使之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黄金替代物，使得黄金的跨境流动不再能够决定和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完全由美国专家依据其判断而制定，并将通过固定汇率的方式传递到全世界其他地方。

怀特并不排斥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他不认为美元在没有黄金牢固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够扮演世界性角色。然而，怀特计划缺少一个机制来确保美国实行的货币政策能够使其维持足够的黄金储备。

事实上，这个体系几乎必然导致相反的情况，它将迫使全球流通的美元数量越来越多。由于没有相应数量的黄金来支持那些美元，外国美元持有人发生恐慌并要求一次性索回黄金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就像后来法国所做的那样。

怀特看到了这一内在矛盾，但他宁愿淡化风险。稳定基金事实上通过遮蔽国际失衡正在不断积累的危险信号，来使黄金流入或流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一方面是国家管制贸易和不可兑换货币，另一方面是机械的金本位体制下的自由贸易，稳定基金成为两者之间的这种方案。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稳定基金将使世界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出口战车将受到保护，因为其他国家承诺不实施新的贸易壁垒或进行竞争性贬值，而基金制裁此类行为的能力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保护。相反，美国政府在其自身经济政策方面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裁量权。

怀特坚信更多的“管理”所带来的好处。他经历了“安全的黄金时代”，也目睹了大萧条的灾难后果，他深知资本不受控制会带来恶果。“管理”的限度在哪里，或者说需要多大程度的“管理”？在这个问题上，他比凯恩斯更加积极。怀特赞赏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认为苏联代表了未来的浪潮。放眼全球，“所有的改变，方向都是朝着政府加大对工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由企业运营的限制”。

对于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的人们来说，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了。

凯恩斯的中间路线

凯恩斯出身优渥，思维敏捷，成长道路颇为顺遂，26岁即成为剑桥大学终身研究员，这使得他身上带着一种“源于傲慢思维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与国家实力不相符的情绪贯穿其与美国人谈判的漫长过程。

但相比怀特，凯恩斯面临的情况要棘手得多。

20世纪30年代，英国遭遇了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并且这一问题在金本位的严格限制下无法得到纠正，更糟的是现在美国掌握了大量的黄金储备。凯恩斯需要一个能够为英国提供保护、抵抗美国货币和贸易发号施令的全球体系。

凯恩斯的思想成熟于一战期间。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构成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的东西，在那段时间骤然崩溃瓦解，特别是金本位。凯恩斯称金本位为“野蛮的遗迹”，极尽讽刺挖苦，但他的很多观点并非完美无瑕。金本位必然会导致通货紧缩吗？还是说，金本位在英国造成通货紧缩后果是由于1925年英镑币值高估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以如今观点看，英镑币值高估恐怕是更为直接的原因。

凯恩斯的建议后来被称为“凯恩斯计划”，其基本运行原理比怀特计划更加复杂，当然目标也更远大。国际交易的清算将通过一个新设的国际清算银行来进行。各国央行不持有任何外币，而是通过对国际清算银行中各自的“清算账户”进行借记或贷记的方式，在彼此间买卖各国自己的货币，记账单位则是凯恩斯新创造的银行货币“班科”。班科将与所有成员的货币和黄金保持固定的汇率。

获得班科的途径，一是贸易，二是各国央行缴纳黄金。但是，班科不可以被用来兑换黄金，只能用来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清算账户做转移。这种非对称机制反映了凯恩斯的核心思想：国际清算银行将成为一个促进全球流通货币增长、为货币紧缩制造障碍的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对一国的班科储备总额和持有班科债务总额设置了上限，阻止各国积累过高的盈余或者赤字。每个国家的限额将与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成正比。这种方式非常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英国当时几乎没有黄金储备，但却需要开展大量的贸易。

一旦超过了最初的上限，可以允许赤字国实施货币贬值，也可以允许盈余国实施货币升值。如果进一步超出班科借方余额或贷方余额的上限，将引发强制性措施。

这是一种典型的英国中间路线立场，以折中的方式将受管理的贸易与自由贸易混合在一起。债权国将被迫调整政策，但是债务国也无法逃脱市场的纪律。并且，凯恩斯有意识地在方案中赋予债务国更大的自由，尤其是英国；限制债权国的自由，尤其是美国。

这与怀特形成鲜明对比，怀特希望仅向债务国提供最低限度的激励，使其无需针对债权国尤其是美国，采取竞争性贬值或贸易歧视措施。

王座之争

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隐含的核心争论在于，谁能登上未来国际货币的王座。

这个王座曾经属于黄金。

黄金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长期充当着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自然形成的古典金本位制造就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1880—1913年是世界经济史上自由放任主义鼎盛的时代，古典金本位统治着世界，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放开手脚，允许国际间经济活动中相当大一部分接受由市场力量驱动的黄金追索权跨境移动行为的调控。

资本的跨境流动、汇率、黄金流动、利率、信贷、价格、贸易……这个像钟表一样精准的体系总能令人叹服地持续不断回归平衡。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一切。自由贸易并没有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将各国拖入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深得人心的想法仍然是要寻找重返“安全的黄金时代”之路。到了1933年，形势剧变，世界陷入大萧条之中，金本位支离破碎，贸易量大幅下滑，失业率之高超乎想象。

金本位为什么不灵了？

在金本位下，汇率是固定的，一国货币当局应对货币黄金储备跨境移动的方式是也机械式的：当黄金流入时放松信贷，当黄金流出时收紧信贷。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经济“热”上更热，“冷”上更冷，放大了经济的波动。国际收支逆差需要通过国内通货紧缩的方式加以调整，而国内价格水平调整的代价很大，会使国家陷入持续通货紧缩的时期。

金本位妨碍了以理性的方式管理货币政策。如今的普遍做法是反其道行之，经济过热时收紧信贷，经济遇冷时放松信贷；在经济下行周期，政策的目标通常是推高价格而非削减工资。

大萧条的残酷现实宣告了金本位制的破产。当一个人发烧时，“金本位”先生告诉你，发烧是正常现象，是机体的免疫力在起作用，烧退之后你会更健康，而全然不顾当下你是多么难受。事实上，经济的巨大波动显然并不好受，一次衰退就可能让无数鲜活个体的生活脱离正轨。未来经济是会好转，可谁又能知道今天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能不能撑到未来呢？

显然，欧洲各国政府不想忍受当下的痛苦和煎熬，不想等待缓慢的救赎，各国货币竞相贬值。

贬值带来的混乱，交织着经济危机、战争赔款以及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至纽约，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债权，因此怀特的首要考虑是实现货币稳定，而英国的首要考虑是解决国际收支困难。当然，作为英国经济学家的凯恩斯，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解除金本位制对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束缚及施加的通货紧缩压力。

凯恩斯寄希望于他设计的班科。他认为班科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对黄金去货币化以及降低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度作出贡献。

但在怀特看来，未来登上国际货币王座的无疑是美元，仅仅是美元。

凯恩斯希望通过创造一种超国家货币的方式让世界戒掉对黄金和美元的依赖，这种超国家货币的发行将遵循“扩张主义”的政策原则。怀特也认为政府在扭转经济的“收缩主义”倾向时必须果断出击，同时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但他反对凯恩斯的国际清算银行，因为事实上美元已经崛起并具备了凯恩斯希望赋予班科的那种国际地位，美国没有理由将其扩大或收缩全球货币供应的权力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组织。一个“扩张主义”的班科能够做到的，美元也都能做到。

怀特与凯恩斯的较量

英国财政部和美国财政部对两个方案后来的每一稿都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这是一场思想的较量，更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优势显然在美国一边。

两个方案在一些不甚重要的方面利益相一致，但在核心观点上意见相左。凯恩斯认为怀特方案无法扩大国际货币供应量，也不能使英国摆脱黄金或者美国人的枷锁。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债权国来说，不能兑换黄金的班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价值储藏单位。美国人还担心清算联盟具有发钞行的功能，会对美元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怀特坚信，美元将成为战后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基石。

使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相互调和，这个过程花了两年时间。二人性格上不可弥合的鸿沟显而易见。

他们把各自的方案分发给其他国家，开始了一场推销大战，来为各自的计划做宣传。尽管凯恩斯计划在理论上很有吸引力，但欧洲的盟国认识到美国人手里握着所有的牌，反对美国是一种政治上不顾后果的行为。怀特以一对一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搞定了他们。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计划正变得越来越以美元为中心，这反映出怀特在美国计划起草过程中的主导权不断扩大。

凯恩斯希望降低黄金和美元的地位，而怀特想让黄金等同于权力，让美元等同于黄金。凯恩斯希望给予成员国足够的自由空间来改变汇率，而怀特则希望严格限制这方面的自由度，提出较大幅度的汇率变动需要得到稳定基金的批准。

二人角力的最终成果是一份《联合及联系国专家关于建立国际稳定基金组织的联合声明》。在这之后，凯恩斯最迫切的挑战就是说服他的本国政府接受联合声明。

其实，对于英国面临的财政挑战问题，凯恩斯一直是最有洞察力的分析师。凯恩斯清楚，“由于我们自身资源受到极大损失且不堪重负，要维持对英镑的信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其牢牢置于一个国际体系之中。”

“我们1914—1918年的外债，几乎全部是对美国的债务，这些债务我们都逃脱了。”凯恩斯无奈承认，“如果假定这一次我们准备偿还，鉴于我们现在是四处欠钱，这意味着要想在不损伤荣誉、尊严以及信用的情况下重新崛起，我们需要付出比过去大得多的努力。”

英国人意识到，美国中有一些团体希望利用战后对英国提供贷款之机将美国人关于国际经济体系的概念强加于英国。这包括了废除帝国特惠制度、废除关于阻止使用英镑区结存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汇兑管制措施，以及使美元黄袍加身、登顶国际货币体系。英国人也明白，哈里·怀特就是这些团体的领军人物。

凯恩斯仍然认为怀特心怀善意。凯恩斯已经说服自己相信，为了实现自己本国及关键利益，他别无选择，只能沿着这种假设的方向前进。

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前，英美两国代表进行了一场私下会议。在基金问题上，根本性的分歧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英国代表团强调各国有能力改变各自汇率的重要性，而美国代表团则强调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英国人强调各国相对于基金的权力，而美国人则强调基金在监管作为个体的国家方面拥有的权力。英国人希望扩大基金规模，而美国人设想的规模要小得多。英国人想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期，期间他们可以在贸易和货币领域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而美国人则希望尽可能地缩短这种过渡期。英国人对美国人提出的份额公式感到不满，但是美国人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这导致凯恩斯极不情愿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即他们不得不将这个公式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谈判的起点。

凯恩斯提出，20世纪30年代留下的教训是，维持固定汇率的国际义务，无论如何，在政治上都是难获支持的；怀特则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是汇率不稳定在政治上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凯恩斯坚持成员国在决定其汇率方面拥有“最高的权力”。怀特则坚持认为，基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汇率的稳定。

另一个争议是关于“可兑换黄金货币”和“可兑换汇兑”。凯恩斯知道，如果“可兑换黄金货币”最终指的是美元，将会给英国带来经济和政治的风险。他建议用“货币储备”一词取而代之。美国人则提出用“黄金和美元”作为备选方案，这暴露了他们真是的野心。怀特关于新世界秩序设想的核心就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使美元皇冠加身、成为新的黄金。

历史于此铸就

时间来到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怀特展现了高超的政策制定技巧，他对会议的组织流程做了精心安排，以保证他获得起草大会关键条文的巨大权力。对此，怀特的上司，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甚至都不知情。

怀特带来了自己私人的技术助手和秘书团队，他们将发挥的一个实质作用是，将数量众多的代表们的精力、目标、雄心以及虚荣导入没有实际意义的辩论之中。

参加大会的众多其他国家显然感受到未来几年内美国将给其货币体系带来的压力，因为美国将垄断全球很大一部分市场并将有能力取得巨大出口顺差。这些国家的代表想要借助这次会议及未来的基金组织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采取对它们的汇兑压力更小的政策，并使它们能出售更多的货物给美国。

在美国代表团内部的会议上，怀特明确表达了美国的立场，即“基金组织旨在实现一个特殊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防止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美国将不会容忍基金组织干预其顺差状况的举动。

美国人明白，他们手中储备的黄金，就是他们强势地位的来源，而一旦其他国家处于这种地位，情况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债权国制定行为准则。

至于英国代表团团长凯恩斯，他虽然颇受媒体瞩目，但已经被怀特技巧性的安排边缘化了。英美金融领域戏剧性的斗争已经进入尾声，凯恩斯本人甚至在美国代表团内部沦为一个伶牙俐齿、令人讨厌的人。

美国人的优势地位能否令他们主导一切？答案是否定的。倒霉的人总能至少握有一张可能获得成功的牌，即他们的状况不会变得更糟了。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提供大额国际信贷，那么通常存在于私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就不成立了。其他国家对于它们愿意接受的信贷条件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因为国家之上再无政府，没有一种公认的力量能够强制清算国家之间的债权债务。

如果大的债权国提出的条件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内部需要或者国家尊严，除了接受普遍的国际贸易体系外，它们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即在双边或者易货贸易的基础上开展由政府控制的贸易。这并非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但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

美国人不得不合作。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妥协的产物。

历史于布雷顿森林铸就。美国坐拥天时之利，一系列特殊事件的交汇构成了一个短暂即逝的机会之窗。美国利用这个机会以其对于他国不可或缺的金融服务作为交换，不仅终结了竞争性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而且永远地将欧洲老牌大国从全球舞台竞争对手和障碍的位置上除去。虽然他们也迎来了新的对手，苏联。

不同于后来的美苏关系，美英之间更像是朋友间的竞争。

“现在优势在我们一边，”摩根索建议不要再优柔寡断和焦虑不安了，“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抓住它。”

“如果优势在他们那边，”怀特补充道，“他们也会抓住它的。”

美国人后来意识到，英国是一个陷入绝境的朋友，面对与日俱增的苏联威胁，英国迫切需要支援。

至于其他参加会议的国家，也不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架构。他们参会的目标，不过是最大限度地抬高其在新设机构中的地位、扩大借款能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义务，而他们实现目标的唯一希望是向美国代表团请愿。

大会在举世瞩目中落下帷幕。凯恩斯依旧是耀眼的“明星”，即使最终协议只零星保留了他思想的痕迹，但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存在，布雷顿森林将始终代表一种理想，代表了从思想的酝酿开始一步步营造全球合作的努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果，比体现在最终协议上的东西意义更加重大。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最终成果远谈不上完美。事实上，它存在难解的“特里芬难题”。美国的顺差将使全世界面临流动性和储备短缺，而美国的逆差将威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进而动摇整个货币体系。

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权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矛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核心原因，而这场崩溃的遗留之物——美元本位制——至今仍然困扰着国际货币体系。

超国家货币或许能解决这一问题，但可惜并无超国家主权来支撑超国家货币。

回望布雷顿森林的那场交锋，我们怀念的不是它的最终成果，而是各个国家为了协调彼此政策和行动而坐在一起商议的过程。传统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处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地位取决于国家实力。但布雷顿森林会议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理性的光芒：多边规则与各国自决权之间的权衡取舍。

在全球化逆潮泛起的今天，这种理性的光芒更加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