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缝隙——《香港重庆大厦》读后感
一、缝隙
作者将重庆大厦视为“低端全球化”的代表，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全球化”是不同的。在一般意义上，全球化意味着经济（资本）全球化，意味着一种面向全球建立的秩序，并表现为跨国公司、大型企业、办公大楼、律师与宏伟的财政预算。但重庆大厦丰富了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它告诉我们还存在一种“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并且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全球化不再表现为有序的、高端的、自动化的，相反，重庆大厦与其背后的“低端全球化”是混乱的、低劣的、人力的，但正是香港重庆大厦——凭借其宽松的签证与低廉的生活成本，使得那些被“高端全球化”所不屑一顾的资本薄弱地区的人们可以获得一张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准入门票，并由此“拓展穷人的想象”，让他们看到美好事物，并提供逃离发展中地区穷苦生活和通往锦绣前程的机会[1]。在这个意义上，我将重庆大厦视为资本全球化体系对于穷人（不情不愿）开放的缝隙。
其次，重庆大厦也是法律管制的缝隙，换句话说，如果让他们在各种事务上完全遵纪守法，那么法律将限制他们他们旅程中迈出的每一步[2]。可以说，正是这一容许吸毒、性交易、欺诈、非法劳动等现象存在的法律阴影反而使得重庆大厦生机勃勃——与此同时，重庆大厦形成了属于该空间的“非正式秩序”。避难者的处境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秩序的运行规则：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受到遵从，只要一个人不贪心或不明显藐视法律，就不会被捉拿。而一些避难者尽管因为非法移民身份触犯法律而被监禁，但他们却是重庆大厦中少数认为应该完全遵守法律的人，但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大厦的弃儿，并不得不生活在困窘的处境中。
二、缝隙的社会正功能
缝隙常常意味着混乱，因为“缝隙”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既有秩序未及之处”。虽然大众道德对待“缝隙”通常持一种负面的态度，认为缝隙是危险的、罪恶的、不稳定的。但缝隙昭示着空间，昭示着自由，也昭示着生机——“万物皆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结合本书，我认为“缝隙”的存在具有以下社会正功能：
首先，缝隙具有弥合社会不平等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重庆大厦因其低廉的价格和宽松的管制给欠发达国家前往发达地区谋生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这为一种“总体性的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严重两极分化”提供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可能。当然，我们对这一正功能作用发挥的前提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这一“缝隙”的存在恰恰是全球化过程中经济结构性不平等的产物，因此，缝隙所在之处也是剥削所在之处，书中所写的老板对于非法雇工等人的剥削也随处可见，这也提醒我们只能将“缝隙”视为现有结构性问题的一种策略性应对，而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真正的平等所达之途，不然就会有“浪漫化写作”的嫌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对于作者结尾处的畅想表示不满。
其次，缝隙提供了发挥了社会公共空间的作用。由于缝隙的准入门槛低，从而使得各个阶级的人都可以进入其中——当然，重庆大厦的这种低门槛能够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低门槛反倒变成了一种“逆向淘汰”，使得社会中上阶级不愿踏足。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空间是对城市中所有人都开放的，并使得重庆大厦有成为重塑传统城市街区中的人际交往及富有活力的城市生活的途迳和空间的潜力，这也是雅各布斯所谓“城市公共空间”所应发挥的作用。
第三，缝隙基于其发挥城市公共空间的作用，成为了社会多元性和丰富性的承载空间，并进而促成了社会的道德宽容。重庆大厦这一弹丸之地，却有着多样的族群和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从谈生意到探讨哲学，从印度薄煎饼到性，可以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谈天说地[3]。这种多样的风俗和文化可以使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所坚信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其实通常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哪怕是我们认为最至高无上的法律也同样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一点从重庆大厦的警察处理纠纷的多种手段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理解促成了一种社会的道德宽容氛围，也在重庆大厦促成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氛围。例如作者谈到一位刚来到重庆大厦的年轻穆斯林在经过一个月的生活后就对于穿着暴露女子的行为不再惊奇，他说：重庆大厦的这一个月已经改变了他，他道德上变得更加宽容，或者按照穆斯林的标准，道德更松懈了[4]。此外，原本具有民族主义仇恨的族群在重庆大厦中也对彼此更为宽容，例如巴基斯坦与印度人。作者认为，在重庆大厦狭小的空间内，有如此多不同国籍和宗教的人群，不可能接受不宽容。但作者接下来将这种宽容的原因归结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对金钱的追求，这一结论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三、道德宽容的空间具身意义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面对同样的矛盾，在“具身性的公共空间中交流”与在“非具身性的空间中交流“所产生的效果之不同。所谓具身性的公共空间，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面对面的情境。彼得·伯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指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我与对方共享着一个生动的当下，对方身处其中，“共现”在我的面前。只要这种面对面的情境持续存在，我和他人的“此地此时”就一直相互碰撞，在我和他人之间就存在着持续地表现性交换。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各种征候，从而把握住对方的主体性。只有在面对面地时候，他人的主体性才与我格外“亲近”[5]。这也就是俗语里面讲“见面三分情”的道理。伯格同时也提到，在面对面互动中，我们通过“类型化图式”来理解他人、对待他人。所有类型化都带有匿名性，当社会互动越来越远离面对面的互动，类型化的匿名性会越来越强。
在我看来，面对同样的矛盾，非具身的情境会使冲突变得“意识形态化”、“宗教化”，从而加剧仇恨，加剧人们所采取报复手段的残忍程度。这是由于在非面对面的情境下，人们会采用“类型化图式”的方式来给对手定性，并且这种定性会越来越充满偏见，越来越极端，并在最后将对方视为“邪恶的”，而必须采用更为极端的手段将对手消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互联网世界中人们的戾气那么重，以及在众多的种族、民族冲突中，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却可以对彼此充满仇恨。
在此意义上，我认为重庆大厦的道德宽容与重庆大厦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空间角色是分不开的——恰恰是重庆大厦为彼此纷争、仇恨、充满矛盾的世界人民提供了一个面对面相处、交流与的空间，使得人们可以放下心中想象的仇恨，而更加真切的关心、筹划切身的生存与处境。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对这座大厦进行研究，也许会带来更有趣的发现。
推荐书目：
项飙《全球猎身》
蓝佩嘉《跨国灰姑娘》
[1] P13
[2] P201
[3] P20
[4] P271
[5] 《现实的社会建构》P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