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一个以意志为自由器官、用审美表现自由的“文化的医生”

“人不应想着揭开伟大的真理,否则真理将会把人推向平庸;人们更应该怀着激情与热爱将真理付诸行动,因为真理只有这样才会变得富足而美丽。
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美学宗教。”——《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说到十八世纪的德意志文化精神,有一个人总是会被反复提起,他的卒年以其名字命名,即便已经逝世两百多年,他在审美、理想、自由、道德方面的论述依然为人津津乐道。他便是德国古典美学的杰出代表、“狂飙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席勒。
海涅曾说:“席勒为伟大的革命思想而写作,他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着自由的庙堂。”
席勒的一生注定是充满坎坷波折的,他常常与康德和歌德一起被人们研究和讨论,但是显然,席勒短暂的一生远不如另外两位那般,或安宁顺遂或洒脱淡然。在那个充满着思想巨变、酝酿着革命风暴的激荡年代里,席勒的思想与学识、热血与性情,使得他对于自由和审美有着更为深刻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自由不是政治经济权利的自由行使和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放和完美人格的形成,而对于审美的教育,正是政治经济改革的关键之所在,为了寻找那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席勒在理想主义的漩涡中走完奋斗而挣扎的一生。
在德国知名学者、文化大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曾为之立传的德意志思想群星里,如彗星般一闪而过的席勒,却留下了永恒的光辉,萨弗兰斯基用这本讲述了席勒不凡一生的《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引领读者一同走进这个德意志精神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
相较于很多描写席勒的作品,萨弗兰斯基的《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中以更为翔实的记载以及更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从生平、作品、思想等各个方面,为我们全面、立体、客观地描绘了席勒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01.意志就是自由的器官
因为父亲的影响,席勒自小就将父权的世界秩序牢记于心,这也是促使他最终走上追寻自由之路的初始“加速力”。
席勒从年少时期开始,自由意识的脉搏便已在他体内有力地跳动着,学院刻板生硬的规章制度、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独断专横、卡尔学校压抑窒息的氛围,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深深的厌倦,甚至厌恶。
卡尔·欧根的学校中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让“不自由”的滋味在席勒的心里进一步剧烈发酵,民族与政治的落后更是让席勒感到深深的忧虑,“一种对思索的强烈兴趣代替了诗意的沉醉”。
或许正如《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中所写:“这种经验主义,无论是感觉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或是唯物主义的,都必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人类学与道德哲学。”
加之彼时的德意志也正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之中,“藩篱”之外,那场声势浩大的“狂飙突进”浪潮让人呐喊狂呼、让人心驰神往,青年歌德匿名发表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不仅触动了无数德意志青年的心,更是让年轻的席勒也心情激荡不已,他的处女作《强盗》应运而生,当《强盗》在曼海姆剧院出演,那句“打到暴君”让整座剧院群情激昂,席勒借故事中与整个旧秩序为敌的主人公卡尔之口,发出了代表着一代人心声的呐喊,也表达着自己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法的不满于抗争。
个人的自由、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没错,自由!他所追求的,所信仰的,所甘愿为之赴汤蹈火的,正是那自由的力量!
从此之后,席勒的文学创作几乎再没有离开过“自由”这个主题,而这两个字也贯穿着他短暂却激荡的一生,更如烙印般深深印刻在人们的内心之中,正如他在《信仰格言》 中所写,“人生来是自由的,所以人是自由的,哪怕带着镣铐出生,他仍然是自由的”。
与此同时,文学创作就像是架起席勒与歌德友谊桥梁的一个契机,背景与经历都截然不同的两位文学与思想上的巨匠,因为共同的爱好与理想而成为知音。实际上,在往后的很长一段岁月当中,席勒与歌德的人生都产生着各种各样的交集,书中称歌德为席勒“席勒最大的对手与最好的朋友”,而他与歌德的友谊与合作,也被称之为“德国文化史之亮点与大幸”。

02.经审美得自由
在席勒的思想变化和创作生涯中,除了自由之外,审美便是另一个主题,而席勒将此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发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审美教育书简》,表达出“经审美得自由”的经典观点,在席勒的美育观中,向来是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的,他将美根植于人的实践理性和人性深处,审美的角度去研究人类本身,这也让席勒成为西方审美人类学的开拓者。
他将刚毅之美和柔软之美合而为一,无论是崇高还是优美,它们都应该是对于自由的显现,席勒也曾多次以文学作品阐述美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在道德层面的分析。然而,他虽一再地强调崇高引起的自由感是精神的、道德的,而非肉体的和技巧性的,现实却往往事与愿违,在他的作品引起大范围的反响和轰动之后,事态的发展与他所预料的开始相违背,自由逐渐成为一种宣泄激情的恣意妄为,而他所设想的美,更是成了“暴虐的遮羞布”。
这一切都更让他坚定了美育的重要性,强制与暴力是无法让社会获得真正的文明和进步的,而审美才是让人们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
席勒将美育提升到直接关系到人类幸福和道德高尚的重要位置,从法国大革命到道德的自由王国,再到对于近代文化的批判,席勒以对美育的探讨来反应追求真正自由的实质,在审美与自由之间,人性是唯一桥梁,因为只有审美教育才可以实现人性的和谐统一,而只有恢复了人性的和谐统一才得以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必须表现出它是人的一个必要条件”。

03.“文化的医生”
席勒14岁时就进入符腾堡公国军校“卡尔学校”学习法学与医学,守正不挠与治病救人的双重价值取向的影响,让席勒决心通过文学与思想的途径、身兼革命派与浪漫派的双重角色,去做一个可以解决社会疾患的医生。
正如书中所言:“席勒先于尼采一个世纪,就证明了自己乃是‘文化的医生’。”
他以自己的文学和剧作发出掷地有声的抗争,譬如《强盗》的演出就是一种将德意志悲惨的现实搬上舞台的“仗义执言”,彼时的席勒虽然已经从科学转到文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者意识当中,自己依然是一位法官、一位医生,只不过他所审判的并非是简单直接的是非善恶,他所诊治的也不是身体上的病痛,而是怀着“绝对的永不止息的思辨精神”,在行动中追求“绝对的道德严肃主义”,成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医治社会问题、审判社会现状的“文化的医生”。
席勒为此经历了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甚至“觉得自己被掏空了”,在给科尔纳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真的越来越少关注自己,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他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方式、接受新的理念,一边为了经济的原因而苦恼,一边为了文学理想而竭尽全力,所以,与他的想法一起被“掏空”的,还有他的身体。
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的序言当中就写到了这样的一段记录:
“人们在他死后解剖了遗体,才发现他的肺已‘坏死溃烂,成了糊状,彻彻底底的一团糟’,他的心脏‘没有肌肉物质’,他的胆囊和脾脏已肿大得极不自然,而肾‘就其本质而言已彻底瓦解,完全畸形’。”
我们难以想象他曾经历过怎样的身体上的煎熬,又是以怎样的顽强意志,在如此的病痛折磨之下完成诸多巨著与不朽成就,他的“用精神为自己塑造肉体”仿佛一语成谶,他渴望医治一个社会的精神和医治,却无法挽救自己残破的肉体。

大概唯有席勒可以让波萨侯爵当着暴君菲利普二世的面说出“我不能充当君王的奴隶”、“请您给予思想自由”这样的话,而他也当之无愧成为德意志精神生活中的那颗位居核心的恒星,或许时至今日,“席勒式”这三个字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争议,然而就是他这般的“席勒式”英雄,让诗意与浪漫更加具有了伟大的现实意义,他是诗人、是作家,也是法官和医生,更是战士、以及一个热爱人类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