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的更迭

《八月的乡村》同此前的左翼文学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笔者看来，这种差异体现出日本侵华所带来的有关左翼文学内部创作范式的一种更迭。

1.人物刻画形式的特异性：

整部小说并没有明显的主人公，而是采取了群像式的粗线条人物刻画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并未能塑造出一个深刻典型的形象，但却描绘出了一幅由众多平凡群众参与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图景，并且表现出当时东北沦陷地区不同阶层代表的不同心理。

2.人物形象的特异性：

（1）刻画重心的转移：群众农民

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最为鲜明的一点是知识分子不再在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里，他们和新出现的农民革命者形象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又存有一种局限性，这同此前左翼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迷惘纠结形成呼应，显露出他们身上对革命不那么坚定的一面。与此同时，新“崛起”的农民革命者形象虽然成为小说另一主要刻画的群体，但是这一群体中所涉及到的人物都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英雄豪杰；相反，他们都是一些有缺点乃至有错误的凡人；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却又都无一不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奋战的战斗者。在小说的进展过程中，他们在这部小说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随着国土沦丧与家园被毁，他们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但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曾经的作风习气仍有所保留，例如小红脸在向王家堡子行军的过程中对太平时日与昔日的家园的怀念，对相较“不自由”的军旅生活的牢骚，对“革命弟兄”之前亲切关系的怀疑，从这些情绪中不难看出他对于自己已经走上的这条道路仍旧是迷茫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无路可选的情况下被迫为之）。同样的，刘大个子也保留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与其革命不如入伙土匪赚一笔财产然后带着妻儿到无人知悉的地方生活。由此可知，农民群众在革命初期内心仍旧保留有较多的自利倾向。然而到了小说的后半段，当这些群众在经受战火和教育的洗礼后，他们的思想迅速觉醒并走向成熟，革命的意志也就显得愈发坚定：同样是鞋匠出身的革命队员李三弟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不过是投奔革命的一行人中普通的一员，但经过艰苦的锻炼后，他很快成长起来。在小说的结尾处，当萧明陷于恋爱的苦闷而丧失领导能力时，他挺身而出，把陷于混乱的战士们组织起来，主动积极地担负起领导的职责。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局势下，他从容镇定地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做了周密全面的部署，既安排好撤退的路数，也做了迎攻敌人的充分准备。作者笔下的这些农民革命者形象显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到来使这些原本未经启蒙的对象直接面对更为艰苦的抗争，这意味着他们不仅需要在反抗侵略的过程中得到“五四”以来的精神上的启蒙而且需要更深一步地接受革命斗争思想的洗礼，从另一方面讲，正是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提高了作品的真实性。

回到开始说的，这种人物描写重心的转移形成了左翼文学范式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承接了《咆哮了的土地》与《水》的创新努力并且将它发展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地步，但与《水》和《咆哮了的土地》不同的是，《八月的乡村》刻画了更为鲜明的农村革命群众的形象，反映了更为广阔且残酷的反抗斗争历程，我认为这种不同是时代变动的产物：社会矛盾的核心在这个时期由各阶级之间的对立转向了民族救亡的斗争，而这种变动带来的是直接的战争而并非各种人员在社会内部的角力，加之萧军等“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正是亲身经历了炮火与鲜血的洗礼，家国沦丧的感触辅以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促使他们描写的对象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

（2）刚刚说到在与群众形象的对比中显现出局限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相较消极的萧明还是对革命较为坚定的安娜，作者笔下的这两个知识分子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一种“被否定”的因素。

首先来看萧明，他在小说中有着明显的消极悲观色彩，时常以悲伤的情绪出现在作者的笔下，他不仅为牺牲了的队友感到惋惜，对不可避免地战争感到无奈，而且同情被打倒的“封建地主”，面对王三一片狼藉的屋子他“忽略了队员们每颗愤怒、而获不到报复的心”而叹息他们的革命意识和教养的不足，更有甚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陷入了恋爱的“泥沼”，而当安娜宣布自己枪毙了与他的恋爱，萧明“像被世界抛弃了那样孤独、悲伤”一样陷于分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甚至于“一千遍在院子里走着；一千遍掏出手枪，试验着将枪口抵紧太阳穴。”总体来讲，萧明的形象在整部小说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动摇犹豫在同其它人的坚定信念的对比下显得格外突出，而这种问题在笔者看来是出于他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萧军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曾提出《八》是为了政治宣传的目的，有着明显的功利性色彩，而对萧明的这样的刻画也被认为是对当时革命斗争过程中知识分子心态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告诫和提醒知识分子应当摆正坚定的信念，在这样的前提下似乎可以认为萧明的犹豫动摇同他的出身有着一定联系，这种近似“血统论”的观点实际上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看小说的最后对他突然失去判别与决断能力的安排而成为“被领导”的对象，其中的突兀性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释。

其次则有关安娜，她相较萧明而言却是有着更强的坚定意志，这种意志同她从小经受共产主义的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她的爸爸是一个高丽革命党的首领，十四岁就开始被训练着”），但是即便如此初次经历爱情的她对革命斗争的坚定还是敌不过分离带来的痛苦，实际行动（即借酒消愁，无故提出回上海）与言语表面（自言枪毙革命）的背离体现出她无法完全摆脱落寞情绪的侵袭，如果说作为消极知识分子代表的萧明出现了种种问题尚且可以看作是他意志不坚定的原因，那么从小便接受革命思想洗礼的坚定的安娜也出现了这样极不稳定的情绪便体现出知识分子这一书写对象本身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笔者所言的“被否定”即是体现在此处。

这里需要提出另一个问题，与此前的左翼文学作品不同是，革命与恋爱的关系到《八月的乡村》中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说所要探讨的子命题，它不再占据小说的中心位置，并且作者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是恋爱要臣服于革命。笔者认为，如果更进一步追溯，做出这样的解答的背后实际上是革命抗战话语压制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的结果，这也构成了范式转变的重要一环。

（3）女性形象的转变，无论是安娜还是李七嫂都跟此前的女性形象拉开了距离，她们不再陷于对前景的迷惘中，不再用自己的身体去求得某种“解放”，也不再置身于现实的革命斗争之外，相反，她们有着坚定的信念，积极投身于实际的反抗斗争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她们与此前女性所处的时空环境的不同，在民族危机的面前，寻求性别平等与女性解放的启蒙思想内化为民族救亡图存大义的一个部分，相较于更难以捕捉把握的前者，反抗侵略斗争的可操作性与国破家亡带来的爱国主义信念成为她们更为重视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变化亦是革命话语转变带来的结果。

3.除了人物形象之外，差异还体现在风格上：

《八月的乡村》显示出一种阳刚的，粗犷的“力之美”。

对被压迫的群众从饱受苦难中觉醒抗战的刻画本身就饱含着血与泪的雄健与悲壮气息。一路走来，革命队伍中不断地出现死伤的人员：刘大个子、崔长胜、唐老疙瘩还有后来跟上的李七嫂，这些原本活生生的人物在一次次斗争中奔赴前线然后在战场上死去，“熟悉的人们”的不断离世与队伍需要坚定地向前这一事实共同产生的无可奈何体现出小说的悲壮性特点，而战争这一书写对象本身对“力”的需求也成为“力之美”的来源之一。

此外，故事发生的地点从小镇、城市中的街巷楼宇之间转变为艰难行进的荒山野岭和酷暑严寒风尘交加的烽烟战场，格局与视野得到了巨大的扩展，这同群像性的人物描写与反抗侵略的斗争主题相结合与此前仅仅局限于刻画两三位知识分子形象的写法形成较大的区别，也是“力”与“美”的风格特点的来源。

刚刚在谈及《八月的乡村》新异性的同时已经提到了一些有关范式转变的看法，这里接着前面谈到的加以补充：

回顾此前我们阅读到的左翼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往往是针对阶级斗争这一主题，即便涉及到反帝的内容也仅仅是从揭露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动政权的互相勾结或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暗影下社会的动荡破产这些角度间接地表达出反帝主题，然而《八》却不同，尽管是粗线条的，但是小说的主要反映对象已经转移到了反抗日本侵略上来，而且所涉及到的人物也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这种转变相较于此前的作品更加贴合了现实的情况，此前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精神层面意识到社会需要得到改变，表现出对于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等统治阶层的反感与憎恶，但是几乎大多数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迷茫，他们说到底是无法确认究竟如何去寻找改造社会、抗击外敌和振兴民族的力量，可以说这些主人公同他们的作者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性，正因为这样的相似性使得他们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而并非将目光投向那些已经或是最为需要进行斗争的“下层”人民身上，这种创作观念上的局限使得近代史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其中包括轰轰烈烈而又存在着严重局限的义和团运动）较少正面进入文学领域。而《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的“异质性”在于，作者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风暴与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之后，将自己心中深深的忧患意识与悲愤的情绪同实际历史运动中的现实力量相结合，换言之即是将所念所想找到了坚实的落脚点——正在不断斗争中的广大群众与参军的百姓们，在《八月的乡村》中，劳苦大众同知识分子一起承担起了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无论是对光明的未来怀有希望的崔长胜，毅然走入革命队伍中的孙家兄弟还是其它各具特色的人物，这些普通大众已经出现在残酷尖锐的战斗中，活动在充满血与火的历史前台上，占据着作品的中心位置和主要画面。而正是这样的变动，在接续此前已有的相关创作实践的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规范”的逐渐成型，在此后的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激烈论争中，两派双方都把这部小说作为证明自己主张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标志即是对此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