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漫长的战败

为战败方编织一段前后连贯的故事，是一项任务，同时也是一项工程，意在修复一个破碎社会的道德脊梁。而这项岌岌可危的工程，正是日本战败文化的核心所在，是对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痛苦探究。理解这个工程，对于评价日本的选择一一民族主义、和平主义，还是和解主义以及讨论日本在当下面对的国内外紧张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外祖父家族以前住在南京城南，大屠杀前举家逃出城。我老舅并未亲眼看见惨绝人寰的一幕，但是逃难前后所受的颠沛流离以及日后身边大人对这段历史的控诉皆在懵懂孩童内心刻下难以磨灭的仇恨，以致后来，在他面前根本不能提日本二字。

而现如今，他的孙女，已颇精通日语，喜爱日本动漫和美食，对日本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与她说起过往，只觉得他们这一辈对该如何痛恨施害者同情受害者以及该如何对待“英雄记忆”划分得很清晰。

《漫长的战败》写道：“创伤本身往往很难被完全描述或者表达，甚至可能都无法被完全理解清楚，但是，创伤带来的禁忌、成见和痛苦，却能通过这类亲密关系和情感纽带得到传播，成为共有的文化和认知框架，供几代人来解读那些事件。”

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许因为作者视角全面，所以作为一名自己祖辈亲历战争创伤的南京人，总有点不可言说的感受。我们生于和平时代，战争记忆皆来自于继承，而当下，日本文化的渗透已经让这样的记忆变得如同裹着酥皮的蛋卷，一触即碎。等我老舅那一代离开，我们的记忆将如何传承下去？

正如我们现在所见，当受害国家的目击者们离世，施害国家的目击者也一样纷纷退场。杰夫•戴尔也说过：“如今，大战幸存者日薄西山，我也想知道是否自我这个时代之后，战争的记忆就会消失。”即便不会消失，会不会被重塑的离奇古怪？

在日本，关键人物的战争故事现在开始被后代重新讲述，每一届政府出于不同需要，对战争叙事进行重塑和改造，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考量如何协调参与战争的祖辈们的污点和保护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就变得尤其重要。

日本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很特殊的国家，和德国一样，长久以来背负着历史的沉重包袱以及对道德污点的去除。承认自己身为施害者的阴暗历史，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容易。八月份读过日本公共知识分子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的日本精神史》，他作为反战阵营的一员批评了日本对那段历史的暖昧态度，表示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就是在美化和彰显战死：“阵亡者是高高兴兴地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这种话语被强加给所有的阵亡者，成了战死的唯一意义。”

政府发动战争，动员人民为国家而献身是否合法？如果战争不义，我们的人民是否白白牺牲？战争失败后，或者它本身不义时，生者将战争死者从英雄变成施害者，是否正确？为什么领导者没有中止战争？谁应该为大规模的死亡和牺牲负责？

问题混乱而分裂，人们各自不同的解读就像硬币的两面，人们以此寻找身份的认同。历史的阴暗面不是不可以照亮，但是可以不再强调，或者站在语焉不详闪烁其词的立场。

后继的首相十分清楚，经过精心校准的语义变化会改变国家叙事的意义和道德地位，因此他们都曾利用职位来宣扬他们对战败的文化创伤所抱持的道德观。中曾根和安倍推动了阵亡英雄叙事，树立了幸运的战败这一说法：正是因为战争亡者的高尚牺牲，日本才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繁荣。相比之下，村山在国家叙事中强调了施害者叙事承认日本在过去曾堕入黑暗之中，指明了与曾经的对手和殖民地做出深刻和解的方向。而小泉则扩大了受害者叙事，公开肯定了经历过同一场灾难的人们将休戚与共：日本永远不会忘记战争造成的苦难。（为国牺牲，被迫牺牲和侵略行为）

每段历史的拐角处，依旧会引发分歧和质疑，“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叙事不安地共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同一群人身上同时体现着不同的元素。”这使得上面说到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也影响战后几代人对国家和自身的理解。

在日本定居的表姐一家曾说过，当代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本国政治和国际形势极其淡漠。“这种对国家的疏离感和怀疑态度，呼应了战败后的日本社会经历的那种影响深远的信任危机。”

比如，在一项针对59个国家的调查中，愿意为国家打仗的日本人占总人口比例最低。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5％-33％的人愿意这样做；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这个比例还要低一些。

除了居心险恶的政客和战争狂人，没人愿意破坏和平。“新的国际世界秩序需要具有创新性的让步和妥协来打破历史积怨的僵局”。对日本人而言，这就意味着不再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介于有罪和无辜之间，是罪恶就不存在灰色地带；而被日本伤害过的国家，则需要给予日本某种宽恕的可能。（只要政客不再挑起事端，日本文化的渗透也许给了众多国家这种选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