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熹中隐藏的女性叙事
江南说庆熹，“冰下的弹指悲欢”。
很多人看完庆熹，以为庆熹的作者是男性，这是源于庆熹叙事的疏离感以及对整体的良好把握；即通常所说的“大气”。但从女性角度分析就可以发现，其实庆熹是一篇典型的女性小说。女性叙事和男性叙事有很大的差别，我将从三个比较典型的方面分析庆熹的女性叙事，依次是主人公阉人的设定，太后的人物形象，以及最后明珠与慕徐姿的女性心理描写。
首先，男性作品中鲜有以阉人作为主人公——大概只有金庸写过一个假太监韦小宝吧——男性的叙事总带有自己性别的投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同样经历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女性则是遭受排斥和处于边缘的“他者”，充其量只能充当证明男性价值及其存在的符号和工具。
在我看来，《庆熹纪事》的男主人公阉人的身份，暗含丧失男性功能模糊性别的意味，又有“渔王”的神话原型（原型批评在这里不多赘述），关于《庆熹纪事》的读者，我作过一个小小的调查：大部分喜爱庆熹的读者都是女性，男性读者即使看完了整本书，觉得是本好的小说，也依然无法认同男主人公的阉人身份，而没读过该书的男性，一旦我告诉他们其中的主人公是阉人，他们会表示不愿意阅读这部小说。男性的话语世界无法容忍性能力的缺失，因为生殖器有象征男性不被颠覆的权威的意味。而红猪的设定，使主人公性别变得模糊，即使确证他有强大的能力也不能弥补生殖器的缺失，所以从一开始就有反叛男性世界的含义。
第二，人物设定方面，尤其是从太后的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出典型的女性叙事特征：男性叙事中很常见的把女性设定为必须依附男性的存在以及脸谱化的“母亲”和 “妓女”形象都没有出现（见附录1，母亲即“天使”，妓女即“妖妇”），克制的女性叙述者基本不写“妓女”形象的角色，因为对同性的了解，所以会更加开掘女性心理的复杂，而不是仅仅打一个标签下一个定论了事。太后，是作为一个母亲出现，同时她是男主人公的死敌，她又与人偷情（带上了“妓女”的印迹），在亲子看来是玷辱了母亲以及皇家的尊严，但作者的叙述并未让人对太后产生十足十的恨意，将其简单定义为“荡妇”；也不会因为她是男主人公的死敌而被读者定义为简单的“坏人”，太后形象的复杂性能调动读者的兴趣，让读者好奇之心大增：为何太后现在是这样的人？为何她非要将颜家置于死地？这里，也可算是作者卖的一个关子了。
太后这个角色，展现了一个女人颠覆性和反叛性的强大力量——颜久之所以惨遭灭门之祸入宫变成辟邪，是太后“姑娘时候发的愿”，所有的秘密都只掀开冰山一角，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太后位列至尊，儿子是皇帝，有一个情人，她却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不能退入幕后的境地，也许可以理解为太后（女性）对掌控全局的力量的渴望；她巧妙地平衡着几股力量的关系，享受自己可以控制一切的感觉，而这完全是颠覆男权世界的观念，在这里，作为男性的皇帝需要从身为母亲的女性手中夺回控制权，为此他处心积虑，而因此辟邪才有机会由宫闱之中直接参预到平天下这一如此宏大却又让人觉得渺茫的事件之中去。不过由此也看出毕竟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作者不可能脱离男权思想，所以国家社稷想必最后还是要回到男人手中。而男性作者不会容忍这样的事（女性掌权）发生，即使有女人掌权，那个女人一般来说也是阴险毒辣的形象（见附录1中“男性化的女性”），武则天和慈禧般的女性难以被男性世界认同。
第三，明珠是重要的女性人物，从寒州带明珠回来那部分便可看出，明珠是非常独立的，倘若她不愿，她可以立时转身离开。真正的女性叙述者才会描写不依附男性也可以有尊严地独立存在的女性。受男权思想影响的女性叙述者，即使她拥有女性的性别，她也是用男人的眼睛看待世界，比如电视剧《橘子红了》，虽然导演是女性，但是剧中表现出了典型的“母亲”（大太太）和“妓女”（二太太）的形象，导演用男人的目光去赞赏和惩罚女性。二太太最后得到男权世界了对她放荡行为的惩罚——失去一切；一直苦苦坚守着老爷的大太太则在片尾得到奖赏——重新获得了老爷的爱情。
而庆熹之中，明珠可以有尊严地独立，她的感情却全部依附于辟邪，这大概是女人的悲哀。不能全然潇洒地独立。沈飞飞也是在与对明珠的感情上唯一一个能与辟邪相较的人（皇帝对明珠大概是贪念多一些，也谈不上感情），他少年得志，虽则对明珠感情的来由有点交代得不够清楚，不过大概意思应该是开始只是注意明珠只是因其对自己不屑，后来才发现明珠的好。作者在文中写到沈飞飞曾与辟邪的一段对话：
“我沈飞飞一表人材……”
辟邪忙道：“是。”
“风流倜傥……”
“是。”
“又是个正经男人，那点不比你强？”
辟邪知他有些醉了，也不生气，只笑道：“天上地下没得比。”
“那你说，为什么她的心意都在你身上？”
辟邪一时语塞，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摇头叹道：“我不知道。”
这段可算作沈飞飞打算与辟邪较量的开始，继而又有明珠火上浇油对沈飞飞说了一句话：
“喂，”她背着手驻足在门中的阴暗里，朗声一笑，竟有些洒脱骄傲的贵族少年气派，“你怎么争、怎么斗？我等着瞧呢。”
在这里，明珠这句话的意味颇有些耐人寻味。她是极讨厌沈飞飞（至少表现出来的是），但是她在此时却说了一句明知会让沈飞飞更加死缠烂打的话，也许有两种含义：1、自己不被辟邪重视，潜意识里希望给辟邪树立一个“情敌”；2、要让沈飞飞和辟邪去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沈飞飞所说的“配不上明珠”的辟邪在争斗中胜利，从而让沈飞飞遭到更大的打击。这二者或许是同时存在的，男性对女性心理的把握一般都带有自己的臆想，即使是茨威格那样的大家，在我看来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虽然动人也只是近似于一个男同性恋者的自白，只有女性叙述者才能把握女性微妙的情绪。
文中唯一一个相对重要的却是依附男性的角色大概是慕徐姿：她是全然处在男权社会没有自由的女性，但作者却赋予了她一些不同于逆来顺受女性形象的性格特征。比如正直，比如强硬和不屈从，这也是典型的女性叙事特征。她与辟邪的初会，谊妃要将“擅闯妃嫔起居室调戏妃嫔”的辟邪杖死，慕徐姿起身说了一段话：
“这个人在外分明说是奉召前来，既已报名请见，便称不上‘擅闯’二字，室内伺候的宫女既知不妥还要开门，是大大的失职，怎能反诬他调戏嫔妃？这调戏两字与我清誉有损，不问明白，怎能就将他杖死？”
这段话条理清楚，显是明白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将自己的立场表明的同时又为辟邪开脱罪名。
下文接着写道：
谊妃被她问得一怔，旋即笑道：“现今皇后的懿旨已经下来了，妹妹这番质疑，难道想抗旨么？”
少女拂袖站了起来，坚定道：“抗旨是个死字，此事不问个清楚，我名节受损，也无颜面见人，一样是死路一条。皇后那里、皇上和太后面前我自己去说！”
这样的少女，即使辟邪没有撞见她正在沐浴的年轻的身体，也是会让人记住的。旁边的谊妃与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谊妃才是典型男权世界压迫的女性，她认同男性世界的一切规则并帮助维护它，丧失了女性的自主意识。不过，慕徐姿的坚定仅仅是为了在男权社会作为一个成功的附属品继续生存下去。这里显出了作者的犹疑，因为这毕竟不是一篇女尊文，必须为其中的女性角色找到与她们的身份处境适合的性格，但作为慕徐姿来说，毕竟是为男主人公辟邪所爱的人物，其设定不可能太过普通，要有其与一般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有所区别。虽然我个人以为慕徐姿的性格前后稍微有一点矛盾（无论怎么看慕徐姿都不像在皇上面前会惊慌失措到发抖的人物），但却让一个独特的少女在纸上呼之欲出，让人印象深刻。
由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庆熹可算是典型的女性叙事的文本了，看了不少关于庆熹的评，今天从这个角度又挖掘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也觉得挺有意思。
附录1：美国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期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在她们看来，传统文学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所刻画的妇女形象多是一种虚假的形象，这种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形象并不相符，只是反应了男性作家的性别偏见和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愿望，女人不是被描述为温柔、美丽、顺从、贞洁、无知、无私的“天使”形象，就是被描述为淫荡、风骚、凶狠、多嘴、丑陋、自私的“妖妇”形象。“天使”是一切，是女儿妻子母亲，却唯独不是她们自己，作者认为这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作法实际上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强加于女性身上，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附属品，而满足了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的期待和幻想。另一类 “妖妇”的形象则与“天使”形象完全相反，她们是不肯顺从、不愿放弃、自私、不恪守妇道的女人，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三类：失贞者（充满激情，缺乏理性，淫荡，是欲望的化身）；男性化的女人（具有男性智慧，有着男性般的顽强意志，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悍妇形象（长得丑恶，刁钻古怪，泼辣凶悍，喋喋不休）。这类女性形象对男性而言是一种威胁和挑战，也是男性所厌恶和恐惧的，它表现出男性文学的“厌女症”，而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些形象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
很多人看完庆熹，以为庆熹的作者是男性，这是源于庆熹叙事的疏离感以及对整体的良好把握；即通常所说的“大气”。但从女性角度分析就可以发现，其实庆熹是一篇典型的女性小说。女性叙事和男性叙事有很大的差别，我将从三个比较典型的方面分析庆熹的女性叙事，依次是主人公阉人的设定，太后的人物形象，以及最后明珠与慕徐姿的女性心理描写。
首先，男性作品中鲜有以阉人作为主人公——大概只有金庸写过一个假太监韦小宝吧——男性的叙事总带有自己性别的投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同样经历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女性则是遭受排斥和处于边缘的“他者”，充其量只能充当证明男性价值及其存在的符号和工具。
在我看来，《庆熹纪事》的男主人公阉人的身份，暗含丧失男性功能模糊性别的意味，又有“渔王”的神话原型（原型批评在这里不多赘述），关于《庆熹纪事》的读者，我作过一个小小的调查：大部分喜爱庆熹的读者都是女性，男性读者即使看完了整本书，觉得是本好的小说，也依然无法认同男主人公的阉人身份，而没读过该书的男性，一旦我告诉他们其中的主人公是阉人，他们会表示不愿意阅读这部小说。男性的话语世界无法容忍性能力的缺失，因为生殖器有象征男性不被颠覆的权威的意味。而红猪的设定，使主人公性别变得模糊，即使确证他有强大的能力也不能弥补生殖器的缺失，所以从一开始就有反叛男性世界的含义。
第二，人物设定方面，尤其是从太后的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出典型的女性叙事特征：男性叙事中很常见的把女性设定为必须依附男性的存在以及脸谱化的“母亲”和 “妓女”形象都没有出现（见附录1，母亲即“天使”，妓女即“妖妇”），克制的女性叙述者基本不写“妓女”形象的角色，因为对同性的了解，所以会更加开掘女性心理的复杂，而不是仅仅打一个标签下一个定论了事。太后，是作为一个母亲出现，同时她是男主人公的死敌，她又与人偷情（带上了“妓女”的印迹），在亲子看来是玷辱了母亲以及皇家的尊严，但作者的叙述并未让人对太后产生十足十的恨意，将其简单定义为“荡妇”；也不会因为她是男主人公的死敌而被读者定义为简单的“坏人”，太后形象的复杂性能调动读者的兴趣，让读者好奇之心大增：为何太后现在是这样的人？为何她非要将颜家置于死地？这里，也可算是作者卖的一个关子了。
太后这个角色，展现了一个女人颠覆性和反叛性的强大力量——颜久之所以惨遭灭门之祸入宫变成辟邪，是太后“姑娘时候发的愿”，所有的秘密都只掀开冰山一角，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太后位列至尊，儿子是皇帝，有一个情人，她却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不能退入幕后的境地，也许可以理解为太后（女性）对掌控全局的力量的渴望；她巧妙地平衡着几股力量的关系，享受自己可以控制一切的感觉，而这完全是颠覆男权世界的观念，在这里，作为男性的皇帝需要从身为母亲的女性手中夺回控制权，为此他处心积虑，而因此辟邪才有机会由宫闱之中直接参预到平天下这一如此宏大却又让人觉得渺茫的事件之中去。不过由此也看出毕竟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作者不可能脱离男权思想，所以国家社稷想必最后还是要回到男人手中。而男性作者不会容忍这样的事（女性掌权）发生，即使有女人掌权，那个女人一般来说也是阴险毒辣的形象（见附录1中“男性化的女性”），武则天和慈禧般的女性难以被男性世界认同。
第三，明珠是重要的女性人物，从寒州带明珠回来那部分便可看出，明珠是非常独立的，倘若她不愿，她可以立时转身离开。真正的女性叙述者才会描写不依附男性也可以有尊严地独立存在的女性。受男权思想影响的女性叙述者，即使她拥有女性的性别，她也是用男人的眼睛看待世界，比如电视剧《橘子红了》，虽然导演是女性，但是剧中表现出了典型的“母亲”（大太太）和“妓女”（二太太）的形象，导演用男人的目光去赞赏和惩罚女性。二太太最后得到男权世界了对她放荡行为的惩罚——失去一切；一直苦苦坚守着老爷的大太太则在片尾得到奖赏——重新获得了老爷的爱情。
而庆熹之中，明珠可以有尊严地独立，她的感情却全部依附于辟邪，这大概是女人的悲哀。不能全然潇洒地独立。沈飞飞也是在与对明珠的感情上唯一一个能与辟邪相较的人（皇帝对明珠大概是贪念多一些，也谈不上感情），他少年得志，虽则对明珠感情的来由有点交代得不够清楚，不过大概意思应该是开始只是注意明珠只是因其对自己不屑，后来才发现明珠的好。作者在文中写到沈飞飞曾与辟邪的一段对话：
“我沈飞飞一表人材……”
辟邪忙道：“是。”
“风流倜傥……”
“是。”
“又是个正经男人，那点不比你强？”
辟邪知他有些醉了，也不生气，只笑道：“天上地下没得比。”
“那你说，为什么她的心意都在你身上？”
辟邪一时语塞，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摇头叹道：“我不知道。”
这段可算作沈飞飞打算与辟邪较量的开始，继而又有明珠火上浇油对沈飞飞说了一句话：
“喂，”她背着手驻足在门中的阴暗里，朗声一笑，竟有些洒脱骄傲的贵族少年气派，“你怎么争、怎么斗？我等着瞧呢。”
在这里，明珠这句话的意味颇有些耐人寻味。她是极讨厌沈飞飞（至少表现出来的是），但是她在此时却说了一句明知会让沈飞飞更加死缠烂打的话，也许有两种含义：1、自己不被辟邪重视，潜意识里希望给辟邪树立一个“情敌”；2、要让沈飞飞和辟邪去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沈飞飞所说的“配不上明珠”的辟邪在争斗中胜利，从而让沈飞飞遭到更大的打击。这二者或许是同时存在的，男性对女性心理的把握一般都带有自己的臆想，即使是茨威格那样的大家，在我看来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虽然动人也只是近似于一个男同性恋者的自白，只有女性叙述者才能把握女性微妙的情绪。
文中唯一一个相对重要的却是依附男性的角色大概是慕徐姿：她是全然处在男权社会没有自由的女性，但作者却赋予了她一些不同于逆来顺受女性形象的性格特征。比如正直，比如强硬和不屈从，这也是典型的女性叙事特征。她与辟邪的初会，谊妃要将“擅闯妃嫔起居室调戏妃嫔”的辟邪杖死，慕徐姿起身说了一段话：
“这个人在外分明说是奉召前来，既已报名请见，便称不上‘擅闯’二字，室内伺候的宫女既知不妥还要开门，是大大的失职，怎能反诬他调戏嫔妃？这调戏两字与我清誉有损，不问明白，怎能就将他杖死？”
这段话条理清楚，显是明白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将自己的立场表明的同时又为辟邪开脱罪名。
下文接着写道：
谊妃被她问得一怔，旋即笑道：“现今皇后的懿旨已经下来了，妹妹这番质疑，难道想抗旨么？”
少女拂袖站了起来，坚定道：“抗旨是个死字，此事不问个清楚，我名节受损，也无颜面见人，一样是死路一条。皇后那里、皇上和太后面前我自己去说！”
这样的少女，即使辟邪没有撞见她正在沐浴的年轻的身体，也是会让人记住的。旁边的谊妃与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谊妃才是典型男权世界压迫的女性，她认同男性世界的一切规则并帮助维护它，丧失了女性的自主意识。不过，慕徐姿的坚定仅仅是为了在男权社会作为一个成功的附属品继续生存下去。这里显出了作者的犹疑，因为这毕竟不是一篇女尊文，必须为其中的女性角色找到与她们的身份处境适合的性格，但作为慕徐姿来说，毕竟是为男主人公辟邪所爱的人物，其设定不可能太过普通，要有其与一般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有所区别。虽然我个人以为慕徐姿的性格前后稍微有一点矛盾（无论怎么看慕徐姿都不像在皇上面前会惊慌失措到发抖的人物），但却让一个独特的少女在纸上呼之欲出，让人印象深刻。
由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庆熹可算是典型的女性叙事的文本了，看了不少关于庆熹的评，今天从这个角度又挖掘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也觉得挺有意思。
附录1：美国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研究了西方19世纪前期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在她们看来，传统文学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所刻画的妇女形象多是一种虚假的形象，这种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形象并不相符，只是反应了男性作家的性别偏见和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愿望，女人不是被描述为温柔、美丽、顺从、贞洁、无知、无私的“天使”形象，就是被描述为淫荡、风骚、凶狠、多嘴、丑陋、自私的“妖妇”形象。“天使”是一切，是女儿妻子母亲，却唯独不是她们自己，作者认为这把女性神圣化为天使的作法实际上是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强加于女性身上，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附属品，而满足了父权文化机制对女性的期待和幻想。另一类 “妖妇”的形象则与“天使”形象完全相反，她们是不肯顺从、不愿放弃、自私、不恪守妇道的女人，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三类：失贞者（充满激情，缺乏理性，淫荡，是欲望的化身）；男性化的女人（具有男性智慧，有着男性般的顽强意志，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悍妇形象（长得丑恶，刁钻古怪，泼辣凶悍，喋喋不休）。这类女性形象对男性而言是一种威胁和挑战，也是男性所厌恶和恐惧的，它表现出男性文学的“厌女症”，而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些形象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