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化资本真的存在吗？

吉登斯说社会学理论长期存在着“强结构弱行动”（结构功能主义）和“强行动弱结构”（解释社会学）的二元对立。前者倾向于把行动理解为受制于客观结构的个体的机械反应，后者则过度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意愿。文化研究偏向后者。

这本书有两个靶子。一个来源于威利斯，他在《学做工》中分析了“家伙们”（the lads，工人阶级出身，不爱学习喜欢捣蛋的学生）如何通过生产“反学校文化”（counter school culture）而进行了社会再生产，他们的文化实践使得他们复制了他们父母的社会阶级。但是，威利斯忽略了“循规者”（工人阶级出身，但遵守学校纪律认真学习的学生）的文化实践，文化再生产理论并不能解释这一群人的发展路径。另一个靶子来源于布尔迪厄，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身体形式（动作、姿态、性情等）、客观形式（书籍、乐器等物质性存在）和制度形式（文凭等）。但是，布尔迪厄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资本是均质的，只在量上有多少的区别，并且认为社会底层缺乏文化资本。从这种视角出发，某些底层之所以获得了高学业成就，是因为他们“弥补”了自身缺乏的文化资本。

那这不是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或者说，其研究问题来源于何种社会现象。很简单，即不少出身底层的群体依然实现了高学业成就。高学业成就在这本书里等同于考入985/211大学。

通过深度访谈等方式，作者认为，底层也有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不同于布尔迪里论述中的中上阶级的文化资本，而是一种“底层文化资本”，这种底层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先赋性动力（特别强烈的受教育以改变命运的动力）、道德性思维（将学习当作一种道德任务）、学校化的心性品质（遵守纪律与认真学习等）。这些实现高学业成就的底层的文化实践明显不同于他们的大多数同伴，那些同伴早早地就走向了社会，常常复制他们父母的社会阶级。这种底层文化资本让底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一种不同于中上阶级群体的方式，实现了高学业成就。因此，这一概念打破了常见的“文化资本弥补论”的观点。不过，“物或益而损”，这种底层文化资本也使得底层有着一些亟待克服的障碍，如内心深处依旧自卑，在获得成就后无法享受相应的消费形式，因为这种底层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一种身体形式，与惯习（habitus）有某种相似之处，惯习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又有着某种稳定性。

这项研究无疑做到了米尔斯所称赞的——将个人困惑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但研究者一旦把个人困惑化为了学术问题，便要注意自己的情感在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研究。这里并不是要讨论“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而是强调研究者要有一定的反身性。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底层文化资本这一研究结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得太庸俗与肤浅，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性品质，而不是一种“资本”。作者在后记中说，“我不服气‘文化资本’近乎成为了中上阶层的专属品，底层总是被视为‘缺少文化资本’”。很显然，作者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已经有着某种预设。有预设不是不对，但一定要搞清楚，这种预设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预设，或者这个预设的强度不大，研究结论是否还会相同？

按照威廉斯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不为中上阶层所独有，底层的文化实践也非常值得研究。无疑，中上阶层的文化实践体现了一种文化资本，但这不代表同样拥有文化实践的底层就有文化资本。因为资本是一起权力，是一种力量，资本能否发挥作用需要看待其所处的场域，也就是说，资本是处于一个竞争的环境之中的，不能够静态地去看待资本。底层的确有某些来源于文化实践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一定是中上阶层所愿意争夺的，而显然，底层总体上是愿意获得中上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简而言之，底层文化资本并不是一个在场域中具有普遍性与流通性的资本，而资本本身应当具备可流通的特点。因此，这一概念就像使用了矛盾修辞法，能否成立值得商榷。

其次，这种底层文化资本有多独特呢？底层这一定语似乎强调中上阶层就难以拥有这类资本，但这种资本简单来说也就是吃苦耐劳、认真学习，中上阶层也可能并不缺乏这种资本，换言之，作者所论述的这种资本并没有多么独特。

再者，作者自己也强调了，底层文化资本会给底层带来一定的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是非常显著的，比如获得高学业成就的学生仅仅是书呆子、自卑、不会社交……但资本本身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力量，因此底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再次体现了自身的逻辑不自洽。

最后，作者看似探讨的是教育问题，实质探讨的是阶级问题。无疑，教育是实现阶级流动的一大途径，但是，作者衡量“高学业成就”的标准是就读于985/211大学，说白了，高考分数高就意味着学业成就高。而高考分数跟文化资本的联系有多大呢？首先，高考分数总体来看，跟教育资源、家庭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受制于社会结构下，学生才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因此，高考分数高低跟学生自己的文化实践可能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矛盾是结构，个人能动性是次要矛盾）。其次，高考分数是18岁时的事情，后面的路还很长，作者论述的底层文化资本可能让他们获得了较高的高考分数，但他们之后的发展要靠什么呢？他们的发展又受到哪些限制呢？而后面的发展才能更显著地体现阶级流动。也就是说，作者的研究问题（阶级）和研究对象（表现为高考分数的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

作者不止一次地表示，承认底层缺乏文化资本是对他们的污名化。但我们要区分清楚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认为资本是一种权力，一种具有流通性的权力，无疑，底层是缺乏这种文化资本的。但我们不是要批评底层没有文化资本，从而污名化他们，而是要反省何种结构性的影响导致他们缺乏这种文化资本。因此，学术研究应当揭示这其中不平等的运作机制，而不是抱有一种“为底层正名”的热情，去论证底层拥有何种文化资本。缩小不平等，首先得承认不平等的存在，并且承认这种不平等是结构性的影响，不是个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