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与“筐”

中国历史上所谓“汉家制度”、“祖宗故事”等，都是将帝王之家世代传承的治家与治国原则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宋代的“祖宗之法”，既是遵循祖制的结果，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参考了中晚唐及五代乱政的弊端，“祖宗之法”主要强调了如何防止文武权臣篡位，如何避免人事、财政、军事大权旁落，如何禁止百官结党营私等等，集中体现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

“祖宗之法”创立于太祖和太宗朝，通过制度的建立，保持了五代以来政权的平稳过渡，而将太祖和太宗朝的法度和精神加以概括总结，冠以“祖宗之法”，并奉之为治国理事圭臬，始于真宗时期。真宗对臣下说，“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真宗时期，“祖宗之法”基本上局限于具体的法规故事，引述的直接目的在于保持政策实施的一贯性，在仁宗时期，“恪守祖宗之法”的提法大行其道，仁宗明确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坏”，并开始将“祖宗之法”编纂成«宝训»、«圣政»等规范朝政、教育帝王的范本。从“庆历新政”到“熙丰新法”，无论变法方还是反对方，都会搬出“祖宗之法”作为自己的凭据，因祖宗之法并无成文的版本，且内容繁复含混，导致各方都以自己的理解，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作为论据。如果说这段时间的士大夫引用“祖宗之法”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的话，从哲宗开始直到南宋灭亡，以“好恶”作为立场的划分，朋党之争、党禁等各种乱象，使“祖宗之法”的彻底变了味道，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大宋的江山也日益沉沦直至最终灭亡。

“祖宗之法”是由宋代的士大夫提炼而成，以“祖宗”的名义赋予其神圣的一面，一方面臣子借此作为保护伞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作为对崇尚孝道的皇帝的一种约束。“祖宗之法”从来不是固定永恒的排他性框架，而是具有涵盖各种治国理政性质的模糊化的内容，能被各种意见迥异的士大夫所侃侃引论，它既是统辖万物的“纲”，也是包容万物的“筐”。

“在宋代，恪守“祖宗之法”并不仅止是一种政治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在所谓“祖宗之法”层层复复、高度包容的内容之中，倾注着当时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热情，体现着一代代人对于时代责任所特有的认识与追求，也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也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