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顾少华：《资治通鉴纲目》作者问题新探

作者简介：顾少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原载于《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两宋史学义理转向中的典范之作，南宋以后朱子《纲目》直与孔子《春秋》并重，影响深远。然而关于《纲目》的作者问题，确是一段有名的公案。此公案的核心则是“赵师渊作目”说。 宋末朱熹再传弟子王柏将《资治通鉴纲目凡例》锓梓于金华稽古堂，刊行于世，并在《凡例后语》中云，“纲下之目，盖属笔于讷斋”。自王氏此语后，“赵师渊作目”说逐渐流行，至清初，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标明《纲目》之“目”由赵氏所作，自此“赵师渊作目”几乎被视为确论，学界多遵从此说。最先对《纲目》作者问题考辨的学者是叶建华和汤勤福。叶、汤二文梳理《纲目》编纂过程，从而论证“赵师渊作目”说不能成立。自叶、汤二文之后，学界仍多困惑于《纲目》作者问题，并坚持“赵师渊作目”说。单从学理的角度而言，问题的症结在于，叶、汤二文的考辨并不完善，未能揭示赵氏在纲目成书中的具体角色与作用，也未能说明“赵师渊作目”说，为何能在宋以后几乎成了《纲目》作者问题的公认答案。因此，《纲目》作者问题的这段公案仍需进一步考索辨析，本文首先拟探寻赵师渊在《纲目》成书过程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赵师渊作目”说是如何兴起并逐渐成为关于《纲目》作者问题的主流话语，此说的叙述策略为何，其背后到底隐含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意涵，又折射出怎样的别样历史面貌？ 一、赵师渊在《纲目》成书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赵师渊，字几道，台州黄岩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进士，历任温州通判、将作监、太常寺主簿、司农太常丞，朝奉郎。赵师渊是宋太祖赵匡胤后裔，越恭懿王德昭的八世孙，曾祖赵令陞，赐金紫光禄大夫，祖父赵子英，任朝议大夫秘阁修撰，父亲赵伯淮，通判黄州。北宋末年中原丧乱，赵子英举家南渡，侨居于台州黄岩。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浙东饥荒，朱熹因宰相王淮的推荐而提举浙东常平。朱右在《黄岩文献书院记》一文中，将朱熹提举浙东常平之事描述成黄岩作为“文献之邦”的开始，因朱熹对黄岩的文化贡献，当地士绅建立了文献书院以祀朱文公。据朱右的书院记，朱熹“以道学淑诸台士，若赵师渊、郭磊卿、杜熚与弟知仁，皆从公游”。此外，据《嘉定赤城志》和《宣义郎赵公行状》可知，当时受教于朱熹的台州学人还有林鼒、林鼐两兄弟和赵师渊之弟师骞、师游、师夏。由此可以基本确定，台州士绅赵氏、杜氏和林氏的子弟借朱熹在浙东赈灾之机入朱门受学。赵师渊师从朱熹的时间应不早于淳熙八年。涉及赵氏的现存朱熹书信，时间也都在淳熙八年之后，这亦可视为赵氏入朱门时间的佐证。赵氏入朱门的时间牵涉其在《纲目》修撰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朱熹在淳熙二年（1175）给吕祖谦的信中说：“《纲目》草稿略具，俟写净本毕，即且休歇数月。向后但小作功程，即亦不至劳心也。”淳熙九年（1182）朱熹上宋孝宗奏疏云：“（《纲目》）数年之前，草稿略具。”叶建华据朱熹给吕祖谦的书信判断《纲目》初稿完成于淳熙二年，汤勤福则据上宋孝宗奏疏认为初稿至少完成于淳熙七年（1180）之前。因此可以断定的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熹赴浙东赈灾之前，抑或说赵师渊尚未入朱门之前，《纲目》初稿已经完成。 关于《纲目》初稿的编撰情况，学界已有详论，现就涉及本文主旨者申述如下。第一，朱熹着手编纂《纲目》不晚于乾道六年（1170），而《凡例》的初稿完成于乾道七年（1171）；第二，《凡例》初定以后，开始《纲目》内容的具体修纂，这一工作由朱熹及门人共同承担，并按断代来分工，如朱熹本人至少负责唐代部分，李伯谏和张元善分别承担三国和南北朝的内容；第三，由于《凡例》本身在不断修改，加之《纲目》正文成于众人之手，因此《凡例》和《纲目》初稿内容多有违戾处。 《纲目》初稿的修撰方式导致《纲目》不可避免的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淳熙二年（1175），在“草稿略具”“写净本毕”后，朱熹便开始修改和完善《纲目》的工作，但持续时间不长，效果亦不佳。朱熹在淳熙十三年（1186）给潘恭叔的信中说：“《通鉴举要》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此《纲目》之书所为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业，终为千古之恨耳。”同年朱熹给尤袤的信中也说：“《纲目》不敢动着，恐遂为千古之恨。”为避免这“千古之恨”成为现实，晚年（约1191-1200）朱熹将《纲目》纳入了“整顿”诸书的计划中。 然而晚年朱熹精力不逮，加之眼疾严重，需助手来帮助实施“整顿”《纲目》的计划。那么赵师渊是如何被朱熹选中的呢？除刊于四库本《纲目》卷首朱熹致赵氏的八封书信外，现存朱熹书信中还有两封《答赵几道》，其中一封书信关涉史学的论说。此书信所作的具体时间无法确认，但应在淳熙十四年稍后。朱熹在信中批评了两种史学取向：一是只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二是仅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这两种史学取向的共同缺点在于不识义理精微。在此信末尾，朱熹写道：“今日已作书，偶思得此语，聊复奉告，不审以为如何也。”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已作书”五字说明当天朱熹已给赵氏写过书信，但朱熹仍将当日自己有关史学的所思所得再次致信赵氏，想听听弟子的意见如何。门人弟子众多的朱熹将这封治史心得的长信寄给赵氏显然不是偶然的选择，揆之情理，很可能赵氏颇具史才，且朱、赵二人史学思想契合，前者对后者又颇为欣赏，朱熹才会于当日特意再次致信赵氏。 现存有关赵氏家族的墓志和祭文等资料可为这一判断提供佐证。赵氏去世后，好友叶适和袁燮均撰写祭文以寄托哀思。叶、赵二人将赵氏描述成天资高颖、卓尔不群，且是难得一见的人才。由于祭文特定的文本书写规则，赵氏天才式的形象固然不可全信。但叶、袁二文仍能透露赵氏的一些真实讯息，如“国朝之本末源流，中兴之经营建立，讲之尤详”，这是描述赵氏熟稔国史。因此从叶、袁的祭文来看，至少可以说赵氏有天资，治学勤，且以史学见长。 袁甫为赵师渊之子赵希怡所写的《宜人赵氏矿志》载：“考讳师渊，朝奉郎太常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在宋代史官中均属检讨官，负责搜阅、校对、核实史料和检讨文字，但南宋时很多检讨官实际上负责执笔修史。从赵师渊出任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的情况来看，也可佐证赵氏具备良好的史学素养。 因此，在绍熙元年（1190）前后与朱熹保持着密切学术互动的赵氏，显然是朱熹选择助其修整《纲目》的上佳人选。写于计划修缮《纲目》之际的那封与赵氏讨论史学的书信，实际上不仅表露了朱熹对赵氏学问的赏识，更暗示了赵氏将成为朱熹“整顿”《纲目》的助手。 上文已提及，四库本《纲目》卷首附有朱熹致赵氏的八封书信，简称“八书”。在证明 “八书”为真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八书”来梳理赵氏的工作。兹将涉及修改《纲目》内容的书信征引如下: 《通鉴纲目》以眼疾，不能细看，但观数处，已颇详尽。东平王苍罢归藩，连下文幸邺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补之矣。此书无他法，但其纲欲严谨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 所补《纲目》，幸早见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为一一看过否，若闲中能为整顿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还宫，当如所谕，但其间有事者，自当随事笔削，不可拘一例耳。后汉单于继立不书，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详载，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类耳，更告详之，却于例中略见其意也。 所补《纲目》今附还，亦竟未及细看，不知此书更合如何整顿，恐需更以本书目录及《稽古录》、《皇极经世》、《编年通载》等书，参定其纲，先令大事都无遗漏，然后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时讲论治道之言，无纲可附者，惟唐太宗纪中最多，虽以事类强而附之，然终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而于崩葬处作一总叙，略依次序该载，如何。 上引书信透露了朱熹关于修缮《纲目》的纲领性意见：一是具体涉及大纲和细目的“整顿”，需要做到“纲欲严谨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先令大事都无遗漏，然后逐事考究首尾；另一是关涉如何处理正文内容和现有《凡例》的关系，朱熹指示赵氏应“随事笔削，不可拘于一例”。根据书信的内容可知，赵氏的主要工作在于整齐大纲和细目，具体而言，在“纲”处补缀遗漏的大事，在“目”下详备事件首尾，因此我们能看到上述三封书信中都有“补”《纲目》的语辞。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昔人著书多或差误”条载：“草本（《纲目》）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李氏所说的《纲目》脱漏处亦由赵师渊所补。但在修补《纲目》过程中自然会涉及书法的问题，如赵氏先致信其师请示“巡幸还宫”等书法，朱熹回信告之不必拘泥于《凡例》。朱熹晚年对待《凡例》的态度说明了《凡例》规定过于严刻和胶柱这一特点，实难以在复杂、多彩的史事记述中予以贯彻。 从“八书”来看，赵师渊至少承担了汉、唐部分的修改，至于《纲目》的“整顿”最终是否完成，现已不得而知。在朱、赵二人“整顿”《纲目》过程中，庆元元年（1195）道学被禁，二年（1196）被斥为“伪学”，三年（1197）党禁运动大兴。朱、赵二人在“伪学逆党”运动中深受其害，《纲目》的“整顿”很可能受到影响。在党禁的尾声，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嘉泰四年（1204）稍后赵氏病重，旋即过世。在朱、赵二人相继离世后，朱熹之子朱在又对《纲目》进行了校对。嘉定十一年（1218），经由朱在校订的《纲目》被朱门弟子李方子索取，并于嘉定十二年（1219）刊刻行世。 二、“赵师渊作目”说的兴起与流行 据现有资料，最早提出“赵师渊作目”这一观点的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王柏。除李方子和真德秀所刊的温陵本《纲目》外，南宋诸版《纲目》多将《凡例》删而不录，致使《凡例》晦迹不闻。王柏于赵师渊文集中发现赵氏曾抄录《凡例》，于是借在台州上蔡书院讲学之机，嘱托赵氏姻亲谢作章代为寻访赵氏抄本《凡例》。谢氏于赵氏后人赵与峦处录的《凡例》一册。王氏获此《凡例》后，将之于金华稽古堂刊行，并作《凡例后语》一文。 王氏《凡例后语》载：“一日观《讷斋赵公文集》，间有考亭往来书问，乃知纲下之目，盖属笔于讷斋，而昔未之闻。”这说明王氏下“赵师渊作目”断语的依据是赵氏文集中朱、赵二人的来往书信。与《纲目》有关的“往来书问”，现只存“八书”。由于“八书”中有“补《纲目》”、“修其目”等词句，如果将“八书”脱离《纲目》修编情境去解读，确实很容易出现“赵师渊作目”这样的误判。 《纲目》刊行后，经由以朱熹门人为主的文人群体的推崇和塑造，至南宋末年，已然成为经典。文人学者借《纲目》抒发己见，注释、阐发之作不断涌现。当初朱熹在开始修纂《纲目》时，便已确定彰显《春秋》书法的《凡例》，以此作为书写正文的纲领，但在撰写正文过程中，《凡例》实际上处于不断被修改的状态，且晚年朱熹“整顿”《纲目》时明确指示赵师渊不必拘泥于《凡例》，这就造成了《凡例》与《纲目》正文内容不尽相符的情况。这一情况为后世文人论说《纲目》提供了一个重要场域。 元末汪克宽在《通鉴纲目考异凡例》的按语中说： 《纲目凡例》与《纲目》之书皆子朱子手笔。褒善贬恶，明著义例，悉用《春秋》书法，一字不苟。然学者抄录、书肆传刻，久而漏误者多……今者僭躐，谨摭刊本《纲目》与子朱子《凡例》相戾者，敬录如左，以俟有识者考焉。 诚如汪氏所言，《纲目》在传刻流转中确实存在漏误等情况。《纲目》流传中的漏误亦是造成《纲目》内容有违《凡例》的一种因素，但并非主因。从汪氏按语的行文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汪氏将《凡例》和《纲目》不尽相符归咎于“传刻”的前提是二者皆出自朱熹之手。作为圣人的朱子自然不可能在编纂《纲目》中犯下如此的疏漏，那么“抄录、传刻而漏误”就成了一种必要的原因，以此解释作为经典的《纲目》，为何《凡例》与正文不尽统一。 汪氏《考异》刊出不久，徐昭文认为《考异》未精，遂沿汪著的路径，撰成《通鉴纲目考证》一书。徐氏对读《凡例》与《纲目》正文后，同样发现二者多有违戾之处。与汪氏“抄录、传刻而漏误”的解释不同，徐氏声称根据朱子语录和书信，认为晚年朱熹将已确定的《凡例》交予赵氏，由后者接续成书。而赵氏属笔之际欠详谨，遂造成《纲目》脱误。徐氏在解释《凡例》与《纲目》正文违戾现象时，构建了一个扼要的《纲目》修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赵氏扮演依据朱熹所定《凡例》接续成书的角色，换言之，大纲细目皆出自赵氏之笔。如此一来，赵氏自然需担负《纲目》正文有违《凡例》的文责。相较于王柏的“赵师渊作目”，徐氏笔下的赵氏不仅书纲作目，更重要的是，赵氏开始背负了《纲目》正文与《凡例》未能统一的责任。 汪氏《考异》和徐氏《考证》并非只是注释《纲目》的名物训诂类著述，二者的共同点还在于，借助考订的方式来阐发或申明《纲目》的微言大义。汪氏和徐氏在注解《纲目》正文时，发现《纲目》全书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即《凡例》与正文书法并不尽一致。为解释此现象，同时更是为弥合《纲目》的这一缺陷，汪、徐二人各自建构一种原因，前者将之归咎于正文在流传中出现的漏误，后者则判定正文是赵氏所写而未能尽合朱子深意。 此外，浙江平阳人孔克表，字正夫，元至正八年（1348）进士，明洪武六年（1373）征为修撰兼国史编修官，撰有《通鉴纲目附释》。宋濂赞誉孔氏为士林巨擘，并为孔著作序。《通鉴纲目附释》不仅考证《纲目》之“目”的音义、事证、名物等，更着重于考究全书义理异同，申论朱子微义。在序中，宋濂为凸显《通鉴纲目附释》刊定舛讹和阐发旨意的价值，首先建构了一个造成《纲目》正文与《凡例》弗合的成书过程。在宋濂的表述中，朱熹亲为“提要”，即“纲”，赵师渊据“提要”补充细注，成《纲目》五十九卷，其中《纲目》与《凡例》违戾的原因就在于赵氏据纲添目。宋濂在叙述中甚至还加入了赵氏作目时一些具体的疏漏，如“唐肃宗时直脱二年之事”。此例借用的是李心传的说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删去了李氏说法的前提“草本”。正如前文所示，李氏所论的对象是《纲目》的初稿抄本，且唐肃宗朝脱漏之事，在朱熹晚年时，恰恰由赵师渊补葺。 明中期，《纲目》成了书籍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畅销书，坊间刊印的《纲目》版本众多，为吸引读者，书商还将《考异》、《考证》、《书法》等散入《纲目》之中。面对坊间《纲目》版本迭出的状况，官方开始介入其中，试图主导论说《纲目》的话语。成化年间，明宪宗勒令儒臣考订《纲目》，于成化九年（1465）发布官方定本，并亲为作序，明宪宗表示《纲目》书法不统一的问题造成后人疑窦丛生，而《考异》、《考证》等书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才需“集诸善本，证以《凡例》”以成“完书”。明宪宗极为重视此次《纲目》的刊定，并将之比拟为汉宣帝统一五经。同时，明宪宗在序中宣称自己曾深入探求《纲目》书法存有不合的原因，并建构《纲目》编修过程来作出解释。明宪宗有关《纲目》成书过程的叙述模式与宋濂说法几乎一致，唯一区别宋濂笔下的“赵师渊”被置换为“门人”。 事实上，《纲目》在初修时，《凡例》就处于不断修订中，更何况，晚年朱熹指示赵氏不必拘泥于《凡例》，这些讯息在朱熹文集和“八书”中都清晰明了。与之相对照，明宪宗“深求其故”后，却得出“门人作目”造成了《纲目》书法不一的结论。我们可以发现，此次儒臣考订《纲目》最基本的一条准则是“证以《凡例》”。那么，在明宪宗的叙述中，《纲目》全书书法不一，自然不能归咎于《凡例》本身，而沿袭徐昭文、宋濂等人的“门人作目”这一旧说，便成了明宪宗的一种有效叙事策略，目的就是为“证以《凡例》”的修订方式提供理据。 明宪宗虽然对成化九年的官方版《纲目》寄以“完书”的阅读期许，并试图统一异说。事实上，私家对《纲目》书法不尽一致问题的回应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万历四十年（1612）明儒梅士亨撰写了《订补纲目》一书。观梅士亨自序，可以发现，梅氏自序的书写模式其实和宋濂、明宪宗等人是一致的。这一书写模式包含三个要素：第一，门人或赵师渊作目；第二，目非朱子所作，故《纲目》书法不统一；第三，基于前者之故，需撰述文字阐明《纲目》义旨。这类文本的共同点在于推崇《纲目》的《春秋》书法，并试图纠正、厘定《纲目》中不合《凡例》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此类文本的书写程式中，“赵师渊作目”其实就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叙述策略。 综上可知，宋季而后，随着理学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朱熹被塑造成接续道统的圣人，而《纲目》也被构建为承继《春秋》书法的典范。关于《纲目》的作者，除王柏外，南宋的文人群体间并未出现“赵师渊作目”说，而王氏之论也仅是因误解史料，并未附带价值判断。在《纲目》被奉为评说历史的圭臬后，自元代始，解说、阐释《纲目》之作，接踵而出。《纲目》正文与《凡例》存在不合之处，这为文人学者申论《纲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述场域。而《纲目》书法的不统一显然不能归咎于圣人朱子，因此衍生出“抄录、传刻而漏误”“赵师渊接续成书”“赵师渊作目”等原因。其中“赵师渊作目”，因有朱门三传弟子王柏为证，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在阐发旨意类著述的序文中，“赵师渊作目”遂成了一种申明著作理据的必不可少的叙述策略。概言之，“赵师渊作目”，最初因王柏对史料解读之误而起，而《纲目》成为史学义理取向的典范后，“赵师渊作目”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书写符号，在阐释《纲目》书法的论说中得到凸显。 三、“经典”解构话语下的“赵师渊与《纲目》” 由于《纲目》在明代官方具有经典的地位，在士大夫的政治活动中，《纲目》也常被征引。为了各自的政治诉求，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官员群体在利用《纲目》旨意上会产生分歧。内阁首辅杨廷和及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在嘉靖元年（1522）“大礼议”之争刚起之时，援引汉定陶王和宋濮王的事例，主张世宗应尊称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到了嘉靖三年“大礼议”再起纷争，杨、毛一派又搜索《纲目》“汉宣帝追尊悼考立寝庙”作为其说的例证。针对杨、毛一派的说法，黄绾连续三次上奏疏议大礼，支持张璁、桂萼等人“继统不继嗣”的主张。黄氏在第三封奏疏中称，根据《朱熹年谱》和“八书”的考证，只有《凡例》是朱熹自定，其余皆出自赵师渊之手，“追尊悼考”的书法违背朱熹本意及《春秋》之法，因而不能执之为断。黄绾的说辞似乎“言之凿凿”，实则企图借用“赵师渊”瓦解杨、毛一派征引《纲目》“追尊悼考”的依据，以至于提出大纲和细目均由赵氏所作的观点。黄氏此举，并非仅仅是出于政见不同而随意斥责《纲目》“追尊悼考”的书法，在黄氏的背后是明中期开始出现的一股解构《纲目》经典地位的暗流。 明代中期，一些文人学者开始反省宋学的空疏学风，逐渐重视并提倡汉学疏证的治学方式。杨慎便是这一时期致力于考据实证的代表者之一，杨氏偏爱采用音韵训诂之法，对传统经典作品提出质疑和解释。杨氏撰有多篇考史札记，如《<纲目>减字》、《<出师表>缺句》、《四岳为一人》等。在《<纲目>减字》篇中，杨慎通过具体字词音义的考释，指出《纲目》将“婚姻”之“昏”，误作“昏惑”之“昏”，且这类错误在《纲目》中极多。以此为据，杨氏试图破除当时明儒对《纲目》的尊崇。杨氏在文中构建了《纲目》由赵氏所编，进而批评明儒认为《纲目》出自朱子之手并合于《春秋》的认识。万历年间的文人李日华在其《六研斋二笔》中，与杨慎有相似的认识。李氏在其札记中不仅承袭了杨文“乔知之”一事，并同样认定史学非赵氏所长，还增入了“陈平美如冠玉”一例，并给赵氏贴上了“枵学”等标签，以增加叙事效果。 除了在读史札记中以考据训诂的治学方式纠查《纲目》谬误外，明代中期一些重视汉学的文人也开始考订《纲目》。不同于前文提及的《考异》、《考证》等书，在考据实证思潮潜流下产生的《纲目》考释之作，并不以阐发《纲目》旨意为目的，而是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消解当时文人群体观念中《纲目》近乎《春秋》的认识。 万历“三大贤”之一的吕坤所著《纲目是正》一书正是此类著述的代表。吕坤指出《纲目》之于《春秋》书法，是“泥其迹失其义”，且不仅《凡例》未必尽合《春秋》，《纲目》正文内容也有违背《凡例》处，而《纲目》之所以重如《春秋》，原因是世儒不研文义之实，又盲目“重以作者”。为解构“《纲目》如《春秋》重”的观念，吕氏纠《纲目》之误多达七百七十六条事例，以此撰成《纲目是正》一书，且在序言中建构《纲目》的作者。在关于《纲目》作者问题的叙述中，吕氏截取“八书”文义，将《凡例》和《纲目》正文描述为出自赵氏之手，仅有《纲目》篇首的序文才是朱熹所作。吕氏认为也正是这篇序文使得后世文人将《纲目》认作朱熹所著，并将之奉若经典。从吕氏的表述中，我们能发现，吕氏敏锐地观察到时人尊崇《纲目》的重要原因在于作者和《春秋》书法，因此吕氏利用“赵师渊”来否定“朱熹作《纲目》的认识”，进而指出《纲目》书法不符合《春秋》之旨，以此达到消解《纲目》经典地位的目的。 明中期以后，对宋学的反动，不仅体现在实证考据的治学方式上，在文人群体中还出现了回归儒家原典的诉求。明末张自勋自谓“以《春秋》治《纲目》”，撰有《纲目续麟》一书。张氏用《春秋》纠查《纲目》，提出“《纲目》固不可与《春秋》同日语”，并批评“《书法》、《发明》据‘提要’而背《凡例》，《考异》、《考证》泥《凡例》而戾书法”，试图破除《纲目》贵为“史中经”的观念。张氏的撰述策略是“以《春秋》治《纲目》”，认为“朱熹未悉《春秋》之意”，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朱熹。正因为如此，张氏并未与杨慎、吕坤等人一样将《纲目》违戾《春秋》书法的问题归罪于赵氏，而仅就《纲目》行文欠详谨的问题，认为“或曰属笔于门人赵氏”。 虽然在《纲目》作者问题上，作为一个语意符号的“赵师渊”被使用的情况存在具体差异，但在杨、吕、张等人笔下，“赵师渊”是解构《纲目》迷思的一个有效叙述元素。清初至雍正年间，学术风气渐形渐著地呈现考据学取向，至乾嘉时期，考据学成为显学。“赵师渊作目”或“赵师渊撰《纲目》”的说法在考据学群体中不断被强化。 清初，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辨《古文尚书》之伪。阎著第八十五条以牧野的地理方位来论证《武成篇》之谬，并驳斥朱熹门人蔡沈《书集传》中的观点。阎氏按语云：“朱子门人，经学讹者，蔡沈；史学讹者，赵之《纲目》，人多知之。蔡则人为所压，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论之。”在此按语中，《纲目》被视为“史学讹者”并由赵氏所作，阎氏还补充说这种对《纲目》的认识，“人多知之”。所谓“人多知之”的判断依据，应该是阎氏的阅读认知及其所处文人群体间的讯息。也就是说，在清初考据学勃兴之始，《纲目》归于赵氏名下并以此批判《纲目》的作法已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共识。 全祖望撰写过一篇《纲目》的跋文，其文载： 黄幹尝谓《纲目》仅能成编，朱子每以未及修补为恨。李方子亦有“晚岁思加更定以归详密”之语。然则《纲目》原未成之书。其同门贺善争之，以为《纲目》之成，朱子甫逾四十，是后修书尚九种，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观朱子与赵师渊书，则是书全出讷斋，其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是佐证也……雷同附和之徒，遂以为《春秋》后第一书，可谓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为讨论，不可谓非功臣也，但必为蚍蜉所大骇耳。 所谓朱子每以未及修补为恨，本是黄幹形容朱熹在《纲目》初稿完成后又未及修订时的心态。而“晚岁思加更定”之语，是李方子描绘晚年朱熹计划“整顿”《纲目》。但在上引材料中，全氏却将黄、李的说法抽离具体语境，以此说明《纲目》是未成之书。更为吊诡的是，全氏明明注意到了朱门弟子贺善较为正确的说法，却仅对“八书”断章取义后，否定贺氏观点，反而宣称朱熹仅作《凡例》，大纲细目则全出自赵氏。从上引史料末尾来看，我们能发现全氏意图在于试图借助“赵师渊作《纲目》”，来批判“雷同附和之徒”将《纲目》奉为《春秋》后第一书的观念。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的“李昭德来俊臣书法”条、“《通鉴纲目》”条及《蛾术编》的“《九朝编年备要》”条中，均表示“赵师渊作《纲目》”。与全祖望观点一致，王鸣盛亦表示《纲目》是由赵师渊离析《通鉴》而成，并批评《纲目》褒贬自定和讲究义理的治史取向。南宋陈均赞扬《纲目》书法精密，并仿《纲目》作《九朝编年备要》。对于陈氏推奉《纲目》之法而作《九朝编年备要》一事，王氏在《蛾术编》中讥讽陈氏非但不知《纲目》出自赵师渊之手，反而效仿其法。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纲目》是义理取向的治史典范，因此信奉实证方式治史的王氏才会宣称“师渊倚朱子以自名，朱子亦漫假借之”，以此来消解《纲目》的典范作用。 洪亮吉曾为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作序，洪氏在序中谈到当时史学的弊端有二，其一是“塾师之论史”，即“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洪氏表示这种“塾师之论史”的始作俑者便是赵氏及其《纲目》，而能补救“塾师之失”，只有“通训诂”这一途径。洪氏还曾作读史诗，其中一首载：“《尚书》别有古文传，西蜀人才著《太玄》；僭圣亦同非圣例，扬雄梅赜赵师渊。”洪氏自解道，扬雄著《太玄》比拟《易》，赵师渊作《纲目》攀附《春秋》，这与梅赜撰伪《古文尚书》同罪。洪氏同样是借助“赵师渊作《纲目》”，解构《纲目》重如《春秋》的迷思，以此表明义理取向由来不正，“通训诂”的治史方式才是正途。 此外，在清代前中期考据取向的治学风尚下，出现了两部考释《纲目》的著述，芮长恤《纲目分注拾遗》和陈景云《纲目订误》。前者以《通鉴》为本，辨析赵氏所撰分注的疏漏；后者征引如《汉书》等原文考证《纲目》的错讹。另外，从游于钱大昕、孙星衍等人的李富孙撰有《<纲目>拟<春秋>论》，此文专为批评尊《纲目》如《春秋》的观念。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清前中期的考据学群体间，利用“赵师渊”来消解《纲目》在史学义理取向维度的范式意义已存在共识。 与此不同的是，因《纲目》富含维护政治纲常的思想资源，康熙与乾隆对其尊崇有加。康熙在《<通鉴纲目>序》云：“宋司马光奉诏纂修《资治通鉴》……朱熹本之为《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森严……朝夕起居之时，循环批览，手未释卷。”又在《书<通鉴纲目>后》一文中表示，“邪正是非之辨，贤奸忠佞之分，寓大义于微词，绍素王之心法，麟经之后，唯有此书”。乾隆在其读史诗中写道，“编年事例自涑水，正纪褒贬推紫阳。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乱彰。武帐几余一翻阅，岂因狩猎懈就将”； “功继麟经谁复并，文如迁史尚须删”。 在《纲目》提要的书写方面，作为官方著述的《四库全书总目》深受皇权意志和汉学立场的双重影响，且二者之间的张力十分微妙。一方面，因对皇权意志的顾忌，使得《总目》提要未能如全祖望、王鸣盛等公开抨击《纲目》的义理取向；另一方面，因对汉学立场的恪守，不仅直陈“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以付赵师渊”，又指桑骂槐，批评《发明》、《书法》等是尊崇朱子的“循文敷衍”之作，讥讽《纲目续编》等书有悖妄乖戾之失，实则矛头直指源头《纲目》。自《四库全书总目》采录“赵师渊作目”说，此观点几乎被视为定论，一直沿袭至今。 结 语 乾道七年，朱熹制定《凡例》后，开始编纂《纲目》的具体内容。朱熹将此项工作按断代进行划分，除了自己亲撰外，其门人蔡季通、李伯谏、张元善等人也承担部分相应的内容。《纲目》初稿完成于淳熙八年之前，即赵师渊入朱门之前。因《纲目》初稿编修中存在的问题，晚年朱熹将此书列入“整顿”计划，而精于义理又颇具史才的赵氏成了“整顿”《纲目》的得力助手。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赵氏至少承担了汉、唐部分的修补工作。由于庆元党禁的影响，朱、赵二人整顿《纲目》的计划很可能最终没有完成。这是赵氏在《纲目》成书过程中扮演的真实角色。 宋末王柏发现朱熹致其弟子赵师渊的“八书”后，误解书信文义，得出“朱熹作纲、赵师渊作目”的错误结论。元、明时期，随着理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纲目》被塑造成经典，阐释《纲目》义理之风也逐渐兴起。由于《纲目》正文与《凡例》在书法上不尽统一，为文人学者阐发《纲目》的微言大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论说场域。“赵师渊作目”作为一种有效的书写符号，在阐释《纲目》书法的论说中得到凸显。明中期以降，文人群体中出现反思宋学的伏流，如杨慎等崇尚实证的史家，利用“赵师渊作《纲目》”来消解《纲目》的经典地位。清前中期，考据学蔚为大观，以全祖望、王鸣盛等为代表的考据学群体接续杨慎等人的说辞，宣扬《纲目》出自赵师渊之手，试图解构《纲目》在史学义理化层面的范式意义。而后“赵师渊作目”说又被官方的《四库全书总目》采录，几乎被后世学人视为确论。至此，我们就能理解，作为一种“伪观点”的“赵师渊作目”说，逐步流行并成为《纲目》作者问题的主流答案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蕴含的丰富思想文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