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与男性本位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性别对抗

是今年一门课的课堂作业，发上来权当记录。

一、背景 1.笔者阅读背景 同为黑龙江人，同为女性，与作者一样，我也将这片白山黑水作为自己的精神原乡。但《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呈现的，是与我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地理环境与人文景观。 额尔古纳河虽然是黑龙江正源，但并不在今日区划的黑龙江省，而是现在的内蒙古中俄边境，而它的右岸，就是丰沃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在地形图上，草原几乎与河流一样狭长，因为草原东侧，便是主人公口中“闪烁在大地上的星星”，那些山峦——大兴安岭。 而我的家乡在小兴安岭，同样以山为骨，以河为脉，勾连起融于骨血的乡土记忆。如今求学中原，每当冬天迟迟未来的时候，都想起家乡泼面而来的大雪。 为感受这相似又不尽相同的故土，我捧起老乡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读罢却觉得这和我的家乡几乎没有什么相似，这是另外一座山岭、另外一片原野、另外一个文明。 《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女性第一人称叙述，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小说中“我”的被规训，男性本位社会作为一个天然的背景，在“我”眼中是自然、合理的，但即便如此，仍是有许多原始的女性解放思想在这其中萌芽。因为个人原生家庭经验，我长期关注女性主义，故而将“性别”作为切入角度。 2.作者创作背景 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大兴安岭地球的漠河一带，植被繁茂、民族多样。她童年时期与少数民族的交往经验，使她对书写少数民族文明史格外热衷。 而触发她以鄂温克族为主角创作长篇小说的是她对现代化进程的关注，以及汉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故事的热潮。迟子建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 作为汉族写作者，迟子建以“他者”的身份来第一人称书写鄂温克族。无论在现实调查还是文本表述中，她都成功地进入了鄂温克民族特有的文化领域。她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完成汉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生命解读，并自然流露出对人类最原始的精神原乡的追忆与守望。 大兴安岭地域文化、迟子建自身的童年经验、现代化发展对部族文明的冲击和“汉写民”热等等，共同构成了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背景。 3.作品概述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口述史的形式，通过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第一人称自述，揭开了古老的鄂温克部落百年间、七代人的兴衰。以“我”从幼年到衰老的一生作为叙事顺序，即“清晨”“正午”“黄昏”的目录结构。叙事视角取自民族内部，同时又带有一定的间离性，叙述人以酋长女人的身份，始终置于权力秩序之外和民族秩序之内。 《右岸》以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二十世纪为叙事的时代语境，突出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秩序构成的猛烈冲击。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与博弈构成了文本在叙事结构和审美价值等层面的强烈艺术张力。 二、论述： 1.叙述者视角的性别对抗：渐进式 从叙述者“中国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身份认同中，我们便可以获知这个部族是以男性为第一性的男性本位社会。而叙述者的思维模式与呈现出的整体社会风貌，都是在一个男性本位、女性自我被束缚的框架下的。 但随着小说“清晨”、“正午”、“黄昏”的逐级推进，“我”年龄渐长，思维方式也渐趋成熟，也渐渐从被束缚走向一定程度的解放。 在上部清晨呈现的“我”的童年中，“我”幼年丧父，母亲受到部族萨满的爱慕与追求，并收到一条华美的手工羽毛裙，而这让母亲稍缓悲痛，重返青春朝气。当母亲穿上这条裙子，询问“我”是否漂亮时，“我”却出于成全自己内心中对父亲母亲的完整形象，对母亲没有“完全忠于父亲”的行为不满，于是出言打击她：“你穿上好像一只大山鸡”。 母亲在丧夫之后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快乐，本是她的权利与自由，但部族的规矩束缚了她，“我”也把母亲的道德限制在男权社会的框架下，以外形羞辱打压她追求理想爱情的信心和欲望，拘束她追寻自我实现的个人自由。由此可见“我”虽然年龄幼小，但受部族内部秩序影响很深。 而在中部正午时，“我”步入婚姻，收到了母亲的新婚礼物——一团火种，此时“我”终于理解母亲、同情母亲，意识到曾经的抵制是错误的，意识到这样的抵制是对母亲的伤害。 原文中如此叙述：“我们抵制她和尼都萨满的情感，也许是罪过的。因为虽然我们维护的是氏族的规矩，可我们实际做的，不正是熄灭她心中火焰的勾当吗！我们让她的心彻底凉了。” “我”心理活动的转变，正体现了男性本位社会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自然觉醒，以渐进式的形式，在精神层面呈现出女性解放心理与男性本位规训的矛盾冲突与对抗态势。 2.典型人物的性别对抗：激进式 小说中形象相对“反面”的女性人物伊芙琳，是关于女性解放的典例，她的性格塑造呈现出一种现代性，她追求自我实现、肯定自身价值、维护自我权利、追求真正的爱情，将不纯粹、不自由的爱情视作枷锁。 在部落中的成年男性被收编受训时，伊芙琳也屡次强调“女人也可以干男人能干的活”，在发生雪灾时，她抚慰部落里的女性，寻找驯鹿，呈现出了自信与担当。 她的丈夫坤得爱慕一位蒙古姑娘，但是却在父母强制下接受了与伊芙琳的婚姻，伊芙琳得知这件事是在与坤得结婚之后，因而即便她再也不肯与坤得发生关系，但仍是生下了儿子金得。 出于报复心理，她也为儿子金得安排他不喜欢的婚姻，从而导致了金得的死亡。 而对此，坤得惩罚她的手段是“鞭挞的风声”。（小说中以“风声”意象代指性行为） 而后文以坤得与伊芙琳“驼背”与“挺直”的交替，结合“鞭挞的风声”，呈现他们在这段无关情感的生殖博弈中的得意与失意。无疑坤得是采用强制手段的，在小说中“我”听到的，是伊芙琳永远在抗拒和叫痛。 当坤得终于得偿所愿，使衰老的伊芙琳受孕，开始关心照顾伊芙琳，伊芙琳明白这关心不是为她，而是为了她孕育的孩子。她不惜自身痛苦，也采用极端的方式堕胎，于是“鞭挞的风声”变成了真正的皮鞭，而伊芙琳不再叫痛了，痛已经使她麻木。 伊芙琳对坤得的报复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对抗，是小说中最为激烈与显见的男性本位规训下的女性反叛，伊芙琳不想作为一个生育工具为不爱自己的人延续后代。 得知坤得死讯后，伊芙琳笑了，她对他死于惊吓嗤之以鼻，因为她认为坤得胆小，不敢反抗父母安排，从而失去爱情，有了这一段痛苦的婚姻，最终也死于胆小，她说：“真是公平啊。”而送行时，她对坤得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看你在我身上使了那么多鞭子，可你还是一个胆小鬼！胆小鬼走吧！” 这句话淋漓尽致的呈现了他们之间的截然不同——坤得胆小、传统、服从规训，但身为男性拥有更强的身体力量，从而施加暴力；伊芙琳勇敢、反叛、追求自我，但身为女性受制于人，被迫承受暴力 。 精神力量与身体力量的不匹配，与部族规训、男性本位社会层层相加，刻画出了伊芙琳悲剧而反叛的女性形象。 伊芙琳对坤得的报复虽然极端，但也蕴含着一种强烈的内在精神——即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与对夫权的反叛。即便她没有得到理想爱情，但她的勇气使她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自我实现，她是她自己，而不是任何人的工具。 三、结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多重复杂冲突，而其中的三种是最明显而深刻的：即性别、时代与文明。

女性解放与男性本位，传统秩序与时代变迁，游牧部族与城市社会，这三重冲突构成了小说的骨架与筋脉。 其中时代与文明较为宏观，穿插在小说的各处，而性别冲突更贴近个体的人，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渐进式”在规训之下，温和而缓慢的觉醒，从而开始同情个体命运、反思自身认识，是精神上的逐级解放。 “激进式”反叛规训，激烈而鲜明的觉醒，对反叛行为身体力行，时有疯狂，是行为与精神上的双重解放，但同时也伤人伤己。

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女性解放思想，也正是我们现今社会女性主义的投射，女性解放在当今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