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nmal ist Kein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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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作敢为,把两名高级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的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出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或者甚至是几百年之久。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种假定性游戏。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如鸿毛,轻若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238页
我想历史学家会同意或至少难以反驳:“纯经验”是难以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选择“更多的勇气”还是选择“更多的谨慎”这种问题的,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告诉我们是“保守主义”更好呢,还是“激进主义”更好。因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它不可重复,因而,在纯逻辑的意义上也就不可比较、不可选择。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在于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下,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更多的机会来试验其他选择并比较其好坏。
从纯经验的角度上说,我们如果在一个给定的情景下采取了某种决定而遭到了失败,那么这充其量只能证明我们的这一个决定是错误的,而不能证明任何别的决定就是正确的一因为没有试过,谁也不能断言别的决定就能导致胜利。
而从严格的逻辑上说,“经验”甚至连证明这一个决定是错误的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所谓失败与成功的标准本来就有个相对性的问题。如果说这一个决定失败了,谁能说别的决定就不会败得更惨呢?没试过人们尽可这样说,但那只是猜想而已,并不是被经验所证明的真理。
即使经验能够判定这一决定的对错,它的有效性也只能是一次性的,由这一判定推出这一类决定的对错,往往是危险的。昆德拉的那段话说明了这一点:1618年的“激进主义错误”并不能证明1938年捷克人应该改行“保守主义”。1956年匈牙利人武装抵抗的悲惨结局恐怕是捷克人在1968年不战而屈服时所考虑过的“经验”,然而他们的这一决定后果就更好一些吗?须知苏联人也同样对这一“经验”心有余悸,如果杜布切克下定决心学纳吉,勃列日涅夫是否会以同样的决心学赫鲁晓夫,至少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总之,历史可能会相似，但它不可能真正地重复,因此任何经验严格地说只有一次,Einmal ist Keinmal(只有一次,等于没有)!
昆德拉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引出我们上面转述的那段话的: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托马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心态的化身)在周围一片“媚俗”之风的压抑下正陷于苦闷中时,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编辑与托马斯那年轻而富于“浪漫主义”的儿子来找他,想请他在一份知识界人士“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托马斯犹豫再三,终于表示了拒绝。其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因此而来的迫害会连累他的情人:“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会更多地去光顾她。”
作为一种个人的选择,托马斯此举纯属他的权利,而那位编辑所搞的这种抗议性的签名请愿在策略上是否明智也是另一个问题。但值得研究的是托马斯为达到心理平衡,而把问题上升到了一个哲学高度:他把“该不该在请愿书上签名”的问题泛化为一个与1618年该不该把哈布斯堡王朝官员“掷出窗外”、1938年该不该签订慕尼黑协定的问题同类的经验性问题,同时又用“唯一即虚无”的论证法否定了这类问题的意义,即把它变成了个“伪问题”。以此来达到某种良心上的解脱。昆德拉这样写、自然是有所指的。他本人在捷克“正常化”之后十分悲观、颓唐,1975年移居法国,从而脱离了国内的异见运动。与此同时以瓦茨拉夫·哈维尔为代表的一些“理想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宁愿在国内坐牢也不出国,并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人权活动,其中包括发起像《七七宪章》那样的签名运动。因此,小说中托马斯与那位编辑的形象实际上反映了昆德拉类型的知识分子与哈维尔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政治态度。在昆德拉笔下,托马斯对那位编辑怀有“崇拜”与“爱情般的怀念之情”,但极不满意于他自认为那位编辑对自己持有的道德优势。他甚至把那位编辑请他签字时他自认为受到的道义或良知的压力与当局的警察强迫他在亲当局的声明上签字的专制压力混为一谈,认为这两种压力“没什么两样”,都是一种陷入于“媚俗”状态的异化力量。
显然,在这里昆德拉通过他笔下的托马斯也体现了一种反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只不过我们的“新保守主义”者是用唯经验论来反对它,而昆德拉则用经验虚无论来反对它罢了。
也许昆德拉的这种态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看来是很有点后现代的解构精神的,但笔者不能认同这种态度。在我看来,如果他仅仅是谈论某次签名活动在策略上是否明智的经验问题,那么他的全部论证至少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当他声称异见运动的道义或良知的“压力”与极权主义的警察压力“没什么两样”、二者都是“媚俗”之源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超出了经验的范围,亦即超出了事实判断的范围,而是在进行价值判断了。但是,“唯一即虚无”的反经验论是决不可用之于这种判断的。因此,昆德拉在这里实际上是在以偷换命题的诡辩手法为自己的软弱寻求开脱(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作为一种个人性格的软弱是不应受到指责的)。昆德拉把人生的选择(托马斯的选择与编辑的选择)比作历史的选择,认为两者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因而也是不可比较的。笔者同意这种类比。
但是:如果说从策略上考虑,1618年捷克人的“掷出窗外”之举是否明智,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这是一个不能用经验来回答的问题。那么,这绝不是说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暴虐性与非人性和捷克人反抗这种暴政(姑且把反抗的策略置而不论)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也是一个不能回答的或无意义的问题,更不能说捷克人的良知“压力”与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压力“没什么两样”,都是“媚俗”之源。
如果说1938年捷克人面对幕尼黑阴谋,从策略上说除了妥协以外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是一个不能用经验来回答的问题。那么,这决不意味着希特勒暴政与侵略的罪恶性与捷克人被迫妥协的可悲性也是一个不能回答的或无意义的问题，更不能说捷克人反法西斯斗争的道义“压力”与希特勒的恐怖压力都是“媚俗”之源,“没有什么两样”。
同样,尽现在以哈维尔为代表的《七七宪章》签名者已经取得了民主进程的胜利,并因而受到了历史的承认和人民的尊敬,但我们不能仅仅以成败论英雄，而断言哈维尔(或昆德拉笔下的那位编辑)所从事过的切活动都是唯一确的选择。我们仍然可以一般性地同意昆德拉的看法:“编辑”的选择与“托马斯”的选择哪一个在策略上更为明智,是个不能用经验来回答的问题一一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如果苏联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时代,如果勃列目涅夫的寿命延长20年,哈维尔也许还要在监狱里,其作品所能产生的影响,至少在捷克国内,也将不会比昆德拉更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昆德拉的所谓“迫害者与被迫害者都在瞪着眼睛威胁别人”的高论,不能同意他把“编辑”的道德感召力与统治者的高压混为一谈,让二者共同为“媚俗”负责。
我们对经验的看法与“新保守主义”刚好相反:我们认为经验不能证明他们所谓的“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主义”的含义是“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要“证明”它无须通过经验(它本来就是一种“绝对理念”),而如果它的含义是“只有这种选择才现实”,那么经验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只有一次,等于没有”。
但是,经验能够证明他们所谓的“第一原理”。经验能够证明人被剥夺了“自然权利”是多么可悲,能够证明人的本质是不甘于受束缚的,能够证明自由更合乎人性并吸引人为之而奋斗。当然这种证明并不是“纯经验”的证明,它需要“理念”与价值判断的帮助。但是,难道“新保守主义”果然能够逃避“理念”与价值的审视吗?事实上,“新保守主义”者不也力图在这场审判中扮演法官的角色吗?
昆德拉认为,个人选择与历史的选择都因“只有一次,等于没有”，所以“轻如尘埃”。但为什么这个“轻”又令他感到“不能承受”呢?昆德拉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为人们所纪念就是因为它“只有一次,等于没有”,如果法国革命的恐怖场面不断重演,人们就会害怕而不再纪念它了。昆德拉的确说出了真理的一部分。但是他回避了真理的另一部分:人们之所以纪念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它所体现的自由精神不断地在各国的即人类的历史上“回归”与“重演”,否则它就如一只“只有一次”飞过某窗户的蜜蜂一般,没有人再会记得它。法国革命是这样,当代改革,包括已经成功的和尚未成功的在内也是这样，就其每一次选择的策略性而言是“只有一次,等于没有”的,就其自由精神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人们的“经验而言是“永劫回归”,不可磨灭的。二者都已然,并将继续成为人们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