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老虎算不得好汉
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最近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版了，这是一册好书，然而从辽宁教育再到复旦此版足有八年时间，却总有一处小瑕疵如影随形。作者在“新版序”坦承“身心俱疲，年岁渐老”，看来难有更正之日。第二章“语言与印象——中国古典诗歌语言批评中的一个难题”的第二小节“实例分析：从语义到语音”中，作者以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里一则轶事谈主观印象对诗歌语言批评的侵入，禅师吟“朔风阵阵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红日出，便是化痰丸”虽也合“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理论，但未免让常人无法接受。接着又举一例，言及民初王敬轩评白话诗之事，引用如下：
民国初年王敬轩批评白话诗时，曾举了胡适一首诗为例说：“两个黄蝴蝶”应改成“双飞”，“天上尽孤单”的“天上”应改成“凌霄”，“不知为什么”应改成“底事”。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词只是标示事物是符号，标示同一事物的不同符号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可是王敬轩觉得改后的“双飞凌霄底事”才“辞气雅洁远乎鄙俗”，而刘半农却相反，觉得一改之后却成了“乌龟大翻身的模样”。
又脚注有：
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四卷三号，1918.3。刘复《复王敬轩书》，同上。胡适原诗作于1916年8月，全文如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略觉此注不妥，如不提“王敬轩”其人其事，直教人把戏当真。此现代文学史上一大事件，实乃钱玄同、刘半农一干人为鼓吹白话文、为《新青年》造势而唱的双簧。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但却泥牛入海，没激起一点涟漪。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及：我懂得他（金心异，暗指钱玄同）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钱玄同乃化名“王敬轩”作《文学革命之反动》投书《新青年》，刘半农亦假模假式刊出来信并回复《复王敬轩书》，将“王敬轩”痛斥一番，责其胶柱鼓瑟。如此这般一唱一和，才真引起别人的关注，惹来“王敬轩”力推的“当代文豪”林纾《荆心》相讽。周作人日后曾作《王敬轩》一文，收于《饭后随笔》。全文如下：
大概是民国七年上半年，《新青年》上登出一封王敬轩的长信，后附也是很长的复信，是那一期的编辑记者刘半农所写的。从信上看来，王是一个十足守旧的三家村学究，忽然见到了《新青年》的言论，觉得无一不荒唐奇怪，便来加以辨正，虽然说得很是可笑，态度可是非常诚实。刘那时正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接到这封怪信，自然又气又笑，拿起笔来一一加以批驳，一口气写上万把字，年少气盛，笔写得滑了，有些地方很不客气，虽然说痛快也是痛快。这封信发表了之后，反响不很好，大学觉得王敬轩有点可怜相，刘半农未免太凶狠了。
其实这是难怪的，因为王敬轩并非别人，实在就是钱玄同，他和半农商量，这样的串一下双簧，彼此用不着什么顾忌，假如真是来信，回答也就不能那么率直了，但是这通信的影响不很好总是实在的，编者也自承认。不久林琴南出头与《新青年》为难，先致书蔡孑民，在《公言报》公开攻击，不能取胜，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即指徐树铮，暗示用武力打倒狄莫（胡适）金心异（钱玄同）等，又在《妖梦》里说那些人都被神道吞吃了。这时候想起刘半农答王敬轩书来，这才觉得没有什么过分之处，因为他比较林琴南要和平得多了，一个只想驳倒说服对方，一个却要兴文字狱杀人，这或者也正是新旧思想分路之所在吧。
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虽从正面逐条驳斥，但王敬轩终究乃子虚乌有之人。戳稻草人，打死老虎，怎么也算不上英雄；更何况，一唱一和都是编排好的，黄盖愿挨，周瑜愿打，你打我七寸，我斩你左肩。“王敬轩”把破绽露给刘半农看，焉能不被骂个狗血淋头？如此讨骂，故胡适尝言：“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想来也是，这个论据未免不甚牢靠，人家是夫妻打架，你以为真是要人性命，放下你的鞭子看过没？
民国初年王敬轩批评白话诗时，曾举了胡适一首诗为例说：“两个黄蝴蝶”应改成“双飞”，“天上尽孤单”的“天上”应改成“凌霄”，“不知为什么”应改成“底事”。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词只是标示事物是符号，标示同一事物的不同符号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可是王敬轩觉得改后的“双飞凌霄底事”才“辞气雅洁远乎鄙俗”，而刘半农却相反，觉得一改之后却成了“乌龟大翻身的模样”。
又脚注有：
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四卷三号，1918.3。刘复《复王敬轩书》，同上。胡适原诗作于1916年8月，全文如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略觉此注不妥，如不提“王敬轩”其人其事，直教人把戏当真。此现代文学史上一大事件，实乃钱玄同、刘半农一干人为鼓吹白话文、为《新青年》造势而唱的双簧。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但却泥牛入海，没激起一点涟漪。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及：我懂得他（金心异，暗指钱玄同）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钱玄同乃化名“王敬轩”作《文学革命之反动》投书《新青年》，刘半农亦假模假式刊出来信并回复《复王敬轩书》，将“王敬轩”痛斥一番，责其胶柱鼓瑟。如此这般一唱一和，才真引起别人的关注，惹来“王敬轩”力推的“当代文豪”林纾《荆心》相讽。周作人日后曾作《王敬轩》一文，收于《饭后随笔》。全文如下：
大概是民国七年上半年，《新青年》上登出一封王敬轩的长信，后附也是很长的复信，是那一期的编辑记者刘半农所写的。从信上看来，王是一个十足守旧的三家村学究，忽然见到了《新青年》的言论，觉得无一不荒唐奇怪，便来加以辨正，虽然说得很是可笑，态度可是非常诚实。刘那时正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接到这封怪信，自然又气又笑，拿起笔来一一加以批驳，一口气写上万把字，年少气盛，笔写得滑了，有些地方很不客气，虽然说痛快也是痛快。这封信发表了之后，反响不很好，大学觉得王敬轩有点可怜相，刘半农未免太凶狠了。
其实这是难怪的，因为王敬轩并非别人，实在就是钱玄同，他和半农商量，这样的串一下双簧，彼此用不着什么顾忌，假如真是来信，回答也就不能那么率直了，但是这通信的影响不很好总是实在的，编者也自承认。不久林琴南出头与《新青年》为难，先致书蔡孑民，在《公言报》公开攻击，不能取胜，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即指徐树铮，暗示用武力打倒狄莫（胡适）金心异（钱玄同）等，又在《妖梦》里说那些人都被神道吞吃了。这时候想起刘半农答王敬轩书来，这才觉得没有什么过分之处，因为他比较林琴南要和平得多了，一个只想驳倒说服对方，一个却要兴文字狱杀人，这或者也正是新旧思想分路之所在吧。
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虽从正面逐条驳斥，但王敬轩终究乃子虚乌有之人。戳稻草人，打死老虎，怎么也算不上英雄；更何况，一唱一和都是编排好的，黄盖愿挨，周瑜愿打，你打我七寸，我斩你左肩。“王敬轩”把破绽露给刘半农看，焉能不被骂个狗血淋头？如此讨骂，故胡适尝言：“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想来也是，这个论据未免不甚牢靠，人家是夫妻打架，你以为真是要人性命，放下你的鞭子看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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