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十字架所在之地的征服

谨此知会，我军已征服真十字架所在之地阿卡。 ——苏丹 哈利勒·阿什拉夫

对于国内很多读者而言，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有一种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魅力。这种陌生感不仅来自时间与空间上的遥远距离，还与文化层面上疏离有关。无论是宗教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是军事修会等精锐团体的战斗方式，都迥异于我们基于本土历史上传统战争所形成的既有印象。而之所以似曾相识，则是因为黎凡特地区至今依然是地缘政治热点地区之一，宗教争端与民族冲突所造成的种种悲剧仍在这片土地上上演（需要说明的是，将这些现代争端或冲突视为十字军运动的延续或再现是无意义且危险的）。

可惜与这段历史的魅力不相匹配的是，国内已引进的十字军史相关著作远远称不上种类繁多，其中又多是单卷本通史或简史，如米肖/普茹拉合著《十字军东征简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乔纳森·赖利-史密斯《十字军史》（商务印书馆，2016）、托马斯·阿斯布里奇《战争的试炼：十字军东征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等。这些著作满足了一般读者了解基本史实框架的需求，但对那些想要进一步探索战争细节的读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罗杰·克劳利《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正是一部专注于十字军运动末期历史的填补空白之作。

《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全书叙事始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此时法兰克人在黎凡特的领地已经严重缩水：埃德萨伯国早已沦陷于赞吉王朝（1144年）；拉塔基亚也已被穆斯林控制——这导致安条克公国和的黎波里伯国不再接壤；而在哈丁会战（1187年）之后，由于圣城耶路撒冷的陷落，耶路撒冷王国已经名不副实，仅仅控制着由雅法至贝鲁特的狭长海岸地带。阿卡于1191年7月由狮心王理查一世率军收复，在此后的一百年间，作为王国的新首都而成为海外之地政治中心和贸易枢纽。

克劳利将全书叙述主题分为两部分。第一章至第七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讲述1200~1291年间十字军与穆斯林的攻守态势，中间夹叙了蒙古人的到来；第二部分包括第八章至第十四章，详细讲述阿卡之战的过程。尽管克劳利并未明言，但他用占全书近半篇幅的文字来详述围城战之前双方互有攻伐的时期，其叙事逻辑的展开始终围绕着一个隐性问题：轰轰烈烈的十字军东征运动何以至此？

一

有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即第三次东征之后，十字军在东方的颓势或与西方对圣战的热忱减少有关。克劳利在书中也提到了这一因素：“在西方，对海外之地的关注也在慢慢消散。欧洲大陆的人们正在见证各个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合并与巩固。”（p.23）多数统治者们对国内事务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在遥远的东方进行的圣战，之后的远征在规模和战果上均无法与之前相比。

而另一重因素在于，基督教圣战自身的宗教解释，是基于信徒个人自愿的苦修式的远征之上的（这与将特定行为作为宗教义务的吉哈德有很大不同）。十字军成员上至统帅下至仆从，踏上这段征程也意味着走在了自我救赎之路上，“对于……虔诚地认为自己‘卑微、有罪’的基督徒而言，访问耶路撒冷是一次通往世界中心的救赎之旅”（丹·琼斯《圣殿骑士团》）。个人救赎通过消灭异教徒、恢复圣地来实现，依靠的是宗教热忱所激发出的个人勇武，而这种热忱与国家治理的需求——长期驻扎、服从号令的稳定军队——之间产生了矛盾：

新近抵达的十字军——渴望采取行动，但通常都不会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去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惹下了麻烦，却没有对双方达成和解做出任何妥协，而海外之地正是依靠微妙的折中才生存下来的。（p.92）

尽管十字军国家是因圣战而生，但在整个13世纪，国际贸易却是支撑海外之地的柱石。威廉·麦克尼尔在《威尼斯：欧洲的枢纽1081-17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中写道：“至于黎凡特的统治者拉丁皇帝，他们就像名义上的领袖，依赖威尼斯航运所提供的交流和补给。” 阿卡作为“黑海-黎凡特-埃及”及“黎凡特-地中海-欧洲”两条贸易线上的货物中转站与集散地，其枢纽地位在克劳利此书中被多次提及。

拥有战斗热忱的新战士难以控制，而对圣战并不在意的商人却源源不断地将奴隶兵员、木材、粮食输送到法兰克人的对手那里。经济利益的纠缠使形势看起来似乎并不十分严峻，阿卡城中的一些人甚至自我麻痹地认为，拥有此等贸易地位的阿卡会使苏丹投鼠忌器：“因为它为伊斯兰世界带来的商业利益使其价值太过于宝贵而不能被消灭”（p.110）。事实上，随着马穆鲁克王朝在整个地中海东岸统治逐渐稳固，拜巴尔有意识地将贸易路线重新导向埃及，阿卡的贸易枢纽地位是有所下降的。

对贸易利益的追求，也使航海共和国之间矛盾重重，热那亚与威尼斯“双方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对地中海和黑海贸易霸权的争斗”，甚至引起了一场阿卡城的内战——圣萨巴斯之战，各大军事修会和世俗势力悉数卷入其中。这也折射出十字军国家内部派系林立的现实，在日渐强大的敌人面前，无疑这将成为致命缺陷。

蒙古人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巨大威胁，“伊斯兰世界面临着灭顶之灾”，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马穆鲁克王朝对地区穆斯林势力的整合。阿音扎鲁特战役之后，马穆鲁克王朝历经拜巴尔、嘉拉温、哈利勒三位雄主统治，已经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军事化强国。凯撒利亚、阿苏夫、雅法、博福尔堡、安条克、骑士堡……法兰克人在地中海东岸的城市和据点被一个个拔除，马穆鲁克苏丹将战争机器最终开到了阿卡城下。

二

第二部分是全书主题和重点所在。克劳利对阿卡围城期间双方攻守细节的还原，建立在对多位战争亲历者记述的史料爬梳之上，而其中主要依赖的是拉丁人一方的史料，据他说这是因为“在伊斯兰方面的史料中，对围城期间各个事件的叙述和排序是混乱且令人困惑的”。于是，该部分的叙述重心被放在了守城一方的应对上，关于攻城部队的运筹调度克劳利只进行了简略说明，这也成为本书最明显的缺憾。

阿卡的政治身份决定了它无法永远作为一个贸易城市而被穆斯林接受。它是13世纪拉丁世界海外之地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法兰克人坚持到最后的大型据点；同时，它更是马穆鲁克苏丹眼中钉，是他将异教徒赶进大海所要挑战的最后一个十字军城市。此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要塞化领土的缺点很明显：缺少陆地战略纵深，军民所需几乎全赖海上补给。所幸的是，马穆鲁克王朝并没有一支能与拉丁世界相匹敌的海军力量。

十字军在阿卡建造了堪称坚固的城防工事。这片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海岬西南两侧临海，东北两侧被内外双层城墙围护，城墙又由塔楼群强化。与坚固的城防要塞不相称的是，守卫这片方寸之地的军队番号众多且大多互不统属。据估计，这座要塞化城市人口总数约3万~4万，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军事人员——这个数字远远小于城外苏丹的数万甚至十数万人马。军事修会作为守军的精锐力量，“只对自身和教皇负责”，也常常被人指责为自私、虚伪。城墙在诅咒之塔地段被突破时，圣殿和医院两大骑士团的大团长及主要力量并不在此处：

而大团长（博热）在事发时未及披甲，思想准备不足，似乎最关注的还是防守远离城墙的己方大本营，这一事实也表明派系的利己主义思想给城市的防御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妨碍，即便这座城市已经到了危急关头。（p.207）

话虽如此，骑士团的统帅们在危急关头也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勇武与无畏的精神。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博热身负重伤命陨城堡，大元帅塞夫雷力战至最后城破，谈判时被苏丹斩首；医院骑士团大元帅克莱蒙更是战神一般的存在，最后战死疆场。似乎只有在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最后的骑士精神里，才得以让人窥见十字军最初的信仰之光。

苏丹哈利勒的大军也并非铁板一块。但有赖于破城后巨大的财富诱惑，攻城方的内部矛盾并未在战斗中凸显。苏丹此次征讨阿卡所依仗的除巨大的军队规模、出色的后勤保障之外，以投石机、地道作业为代表的先进成熟的攻坚军事技术，也为攻克法兰克人的坚实壁垒提供了条件。

三

阿卡城墙的轰然倒塌成为十字军国家的最后绝响，欧洲人的下次海外扩张要等到两个世纪之后，目标不再是圣地，行为也不再关乎上帝之名。后世关于十字军的记忆往往被其显著的宗教属性所迷惑，只关注往来征伐而忽视了外交斡旋和商业贸易在其中的纠缠共生。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将十字军运动与后世中东地区的争端与冲突做简单类比——往往出于特定政治目的——会引出“宿命世仇”的结论，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

关于十字军的研究著作如汗牛充栋，如前所述，引入国内的却寥寥可数。（前不久从本书译者谭琦老师处欣闻朗西曼三卷本《十字军史》已有出版机构在运作引入，算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好事。）至于本书《诅咒之塔》，则延续了克劳利一贯的流畅文笔，文字中对叙事与分析的平衡运用显示了其高超的史料解析能力与文字加工水平。虽然本书利用的多是成熟史料，但克劳利对细节的挖掘使全书读起来如文学作品般清新畅达。而译者颇具匠心的归化式遣词也为本书增色不浅。读毕掩卷，脑海中的风云人物似乎都鲜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