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陈寅恪

文/王绍贝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陈寅恪 去岁国庆间，我终于买到了新出版的《陈寅恪集》。归家途中，手里抚摩着陈寅恪先生之遗著，心中感慨万分，原来文化二字是如此地沉重，于先生身上我感悟尤深。先生之学问其至矣！惜乎吾生也晚，无缘与闻先生之学，然吾深知先生于学术文化之执著，先生之心志亦吾之志也。 先生伟大之灵魂实得力于早年家庭之熏陶。先生之祖父即戊戌变法中在地方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咸丰十年，陈宝箴入京赴考时亲眼目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冲天火光，顿时悲愤填膺，伏案痛哭。这场痛哭仿佛奠定了陈氏三代人苦难人生之基调。先生父亲乃著名诗人陈三立（散原老人）。散原老人早年热心变法，然目睹变法失败，国势日蹙之后，惟有“百无聊赖以诗鸣”。数代人的爱国苦心、文化积淀、政治教训，终于熏陶产生出一位横绝一世的大学者、思想家。或许是上天注定要他诞生在这中国文化即将衰亡的时代，并迸发出中国文化学术最后一点耀眼的光芒。在他之后，留下的却是中国文化寂寞的漫漫长夜。 陈寅恪先生少即天资聪颖，勤学苦读，记忆力强，博览群书，宜其日后为“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宓语）也。先生十三岁起即出国留学，直至1926年方归国就教于清华研究院。这二十四年间，他游学欧美诸国，不图学位，广汲新知，先后学会日、英、德、梵、巴利、藏、蒙古等十几种语言。求学期间即受学界重视，及其回国之时学术水平已炉火纯青，但却没有得到一张文凭，因为他志在探求真知，奉行“古之学者为己”之座右铭，何处有好教授即往何处听课，听完即走，有如天马行空。 美国哈佛大学深重先生之才学，希望以高薪聘请他去任教，但先生仍毅然选择回国。盖先生以为一国学术水平之高下乃一国经济文化水准之重要标志，他希望以己所学奉献于祖国，复兴中国之学术文化。在吴宓、梁启超的推荐下，他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与他一同受聘为导师的尚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时之间，清华之学术氛围空前浓郁。 然而，即在先生就任讲师之第二年（1927），发生了一件震动学术界的大事——学者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先生之死因，众说纷纭，陈寅恪先生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力主王国维乃殉身于中国文化而非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此等文化之理想精神至高无上，而无奈所学不合时宜，面对中国文化之衰亡，宁愿以身殉之，故王国维先生之死亦中国文化衰亡之标志也。而他于身死之后仍得不到世人理解，实乃中国文化之大悲哀者也！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决定树碑纪念王国维，请陈寅恪先生撰写碑铭文，于是因缘际会，让先生于此留下了那篇照耀千古的名文。先生借此纪念碑铭不仅纪念王国维先生，更欲以此标明学者应恪守之学术独立、自由精神，为后世学人立下不朽的精神座右铭，其辞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读完此气贯长虹之碑文，着实令人鼓舞。盖先生以为学人独立自由之精神操守更重于学人之才学也，若有才学而无操守，则其才学亦并无足观者。先生一生守此节操不变，这与先生推崇天水一朝(北宋欧阳修为代表)之文化乃相一致，“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之传统精神亦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相矛盾，且相通。先生所痛恨者即当日学人无自身之操守，不惜曲学阿世以换取功名利禄。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先生辗转流离，却仍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其中即谈到当新旧社会更替时，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其贤者、拙者因不善用此两种标准而深感苦痛，而其不肖者、巧者则因善利用两种标准而富贵荣华，身泰名遂。此论不仅洞悉当日社会之情实，更为中国日后知识分子之悲谶也!先生之史识与洞察世事之能力，固无人出其上也。然先生之悲剧亦于此酿成。 二战结束后，陈寅恪先生赴英治疗眼疾，无奈为时已晚，治疗效果很差，先生十分失望而归国。此时国共内战已近尾声。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北平，战火迫近清华圆，陈寅恪一家乘飞机，飞往南京。到南京不久，傅斯年一再电请陈寅恪随国民党政府与学术界一道往台湾，但先生考虑再三决定留在大陆，接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在岭南教学。先生之选择留在大陆不是因为政治立场而纯粹是为保存中国学术文化计，即如其所言非为“一姓之兴亡”，政治权力的改朝换代与学术无干，学术应独立于政治之外。 于是，陈寅恪先生最后的二十年即在岭南度过。 1954年，国务院派陈寅恪先生之弟子汪笺到广州，欲迎先生赴京任社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先生回信说若答应他两个要求就去，否则不去。一个是不学马列主义，另一个是不学政治。不仅是他一个人这样，且必须整个所的研究人员全部遵循此原则。先生在德曾读完全本德文版《资本论》，并非不知马克思主义，但学术必须独立，不可受政治思想摆布，不可存政治成见于学术研究中。并明言，若不能做到此点的即不再是他的学生。 面对当时“罢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心态。此不同心态正印证了陈寅恪关于新旧道德标准杂陈，贤、不肖、巧、拙之做法的遭遇议论。其不肖者、巧者，若郭沫若等，紧跟形势，批判自己，迎合统治者思想，出卖一己灵魂，始终身泰名遂，成为史学界权威；而其贤者、拙者，若梁漱溟、熊十力等，则无法适应，终成“反动学术权威”。 当日惟有陈寅恪先生最具知识分子之自觉、良知与洞察能力，其他贤者虽难适应亦有被部分改造者，唯先生则自始至终抱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决不被改造，且此信念转更强烈，而现于其晚年之著作中。 陈寅恪先生晚年克服肉体上（视力失明，腿脚摔伤）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完成了多篇论文及两部重要的著作——《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此两部著作都是考证中国历史上颇受人忽视的女性。吾始亦不明先生晚年何以“颂红妆”，读其著作后始知先生所考证这两位女性皆是中国历史上少有之追求独立自由之女性。盖先生著述之寓意在于，以古代一受礼教束缚之弱女子尚且可不顾一切追求一已人格精神之独立自由，而今日以道自命之须眉男子反不如古代之弱女子乎？郭沫若窃先生之发现，撰文再论《再生缘》，然吾实不知其有何资格论《再生缘》。 先生于《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曰：“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纷……知我罪我，请俟来世。”先生自知生前无知己者能知其著作之深意，惟有留于后人求其知之者，此实可痛惜者也！而世人多不明乎此，以先生为顽固之“乾嘉馀孽”，此不独不懂先生的学术，更且侮辱先生之人格。先生为维护学术研究之独立、自由而不曲从政治权力摆布，此所以为他人视为“顽固”，岂不悲哉！先生为争取学术文化不受干涉之自由空间而奋斗一生，卒而终不可得，岂不痛哉！此实乃中国学术文化之大悲剧也！ 先生晚年虽有中央领导指示照顾，但境况仍是随政治风波而时而好时而坏。1961年，先生多年知交吴宓特地自重庆至广州来看望他。两位鬓发苍苍的老人，历经磨难而再度相见，激动得老泪纵横，陈寅恪有《赠吴雨僧》诗云：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后来两人于文革中均遭严重的批判打击，此次见面亦如先生所料,成“生离死别”。吴宓在日记中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丝毫未改变，即仍遵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谈到世界局势之风云变幻，吴宓日记说：“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当举世批判传统文化之荒谬时代，先生仍坚持中国文化之立场、信念，千百载下，令人景仰！二人之友谊及相似之悲剧命运，令人痛惜！吴宓诗曰：“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此实道出二人心中之悲苦，然二位先生之道于当日虽孤，而于后世必不孤矣！ 1964年，先生在“目盲足膑”的条件下完成了最后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我想陈寅恪先生之所以特别推重柳如是甚至视其为异代知己的原因主要有三：柳如是才学超群，具倜傥不羁之自由个性，此正与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通，此其一；柳如是身世飘零之情形与陈寅恪相似，此其二；柳如是经历明清嬗代，陈寅恪身经三代（清、民国、共和国），同有王朝兴亡之感慨，此其三。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结尾有《稿竟说偈》云：

“奇女气销，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 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舍。 无事转忙，然脂暝写。成卌（四十）万言，如瓶水泻。 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此偈深奥难懂，但其结尾则令我分外悲痛，此笔调犹如为后人留下的绝笔。 先生于1969年10月7日告别人间。我于中国文化的美梦中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文化遗民。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国文化的“末法时代”，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不再有救世主，只有靠自救，否则就只是堕落与沉沦。 陈寅恪先生身虽已死，而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原文刊于2007年《广州文艺》